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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在災害來襲前 協作計畫於地圖上定位出弱勢村區

2017/05/24 - 16:46

實地檢視提交到伺服器的資料。CC-BY David Luswata。

當災害來襲,對第一時間展開行動的救援單位而言,能否掌握精確的資訊可是影響甚鉅。在進行救援工作時,了解居民位置、入區及撤離的最佳方式以及水源地還有其它的基本需求可謂至關重要。

不幸的是,弱勢居民-特別是居住在偏荒村區的人們,他們所處的地區很可能並未於地圖上正確地標示。

「地圖抓漏計畫」(The Missing Maps)是一項開放式的協作專案,這項專案正努力將這樣的疏漏資訊加以補齊,結合遠端投入的志工、在地村區領袖以及人道組織的作業,並各方攜手並進下,藉由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s),以免費及對外開放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全球的志工參與藉由檢視衛星圖像將建物、道路以及其它重要地標加以辨識並進行地圖標示。志工們可在閒暇時進行,亦或是化身為「地圖馬拉松中」(map-a-thon)的一份子投入作業。隨後,與村區領袖保持密切聯繫的在地團體可對這些初步的資訊再加以驗證。

在獅子山、賴比瑞亞及幾內亞啟動的即是最具規模的「地圖抓漏計畫」之一,它定位了超過七千個近年受伊波拉病毒嚴重影響的村區。依循著地圖定位作業,人道救援組織目前得以取得這些村落正確的名稱及位置,這意味著「地圖抓漏計畫」在任何未來的危機處理上,將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要角。

圖為計畫中已訪視過的地域及村區以供儘速評估以及詳細進行地圖定位標示。CC-BY 美國紅十字協會。

譯者:Issac Hu
校對:Conny Chang

伊拉克國會決議:衛生部長哈穆德貪污不成立;民眾是否信服?

2017/05/17 - 13:23

伊拉克衛生部長哈穆德(Adilah Hamoud)回應貪污的指控。Youtube影片截圖。

伊拉克社交媒體流傳一段短片,畫面中正慶賀當地衛生部長哈穆德(Adilah Hamoud)在國會洗刷貪污的嫌疑、並重投工作崗位。她是法治聯盟(the State of Law Coalition)以及目前執政黨-伊拉克國家同盟(Iraqi National Alliance)的成員。

在短片中,一名男子按當地傳統在衛生部長的專車前宰殺一隻羊,然後眾人便共舞以示慶祝。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國會的決議感到滿意。

綽號「殺生部長」(the minister of death)的哈穆德一直因其對伊拉克國民的健康和衛生狀況漠不關心而飽受批評;她更涉嫌以職權之便行貪,進而需要面臨國會的連日質詢。

部分質詢圍繞著衛生部不必要的開支。Al-Ahrar 黨(亦屬於伊拉克國家同盟)國會議員Awad al-Awadi即指出,衛生部將大量的預算用於病床、床邊櫃、 即棄醫療箱,而非目前嚴重匱乏的藥物。

同時,Awadi公開衛生部以每對(雙)27美元的價格向一間葡萄牙公司購入26,140對(雙)醫護鞋,然而同款鞋於伊拉克當地售價僅為一對(雙)2美元左右。

然而,在這些合理的懷疑皆尚未釋除前,國會已通過決議,「信納」哈穆德的自辯。

貪污瀆職疑雲未消,嚴重醫療事故已起

哈穆德已經不止一次被指控以職權之便行貪。

去年,一所位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醫院發生大火,造成13名初生嬰兒喪生;該事件引發當地人對貪污瀆職的嚴厲抗議。為平息民憤,哈穆德旋即解僱醫院總監,並且承諾若相關調查單位證實該起意外係因她管理上的疏忽所導致,她將會引咎辭職。衛生部原先指稱火災的發生為電力故障所致,但後來確定是人為縱火-調查委員會亦宣佈在現場發現觸發火災的汽油。

雖然調查結果為哈穆德開脫,伊拉克醫療服務不足仍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記者Corinee Reilly在一篇2009年的報導中記述了當地醫療系統所面對的嚴峻挑戰:

伊拉克衛生部人員不斷地將醫院的藥物轉賣到黑市牟利;數以百萬計的醫療預算和器材不知所蹤,而大量的政府預算則用於購入早已過期的藥物。

這些問題不斷蠶食伊拉克醫療系統,而伊拉克政府與伊斯蘭國的交戰更令這個脆弱的系統不勝負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博士形容當地醫療狀況惡劣,公共健康、水資源供應、衛生瀕臨崩潰,麻疹和霍亂等很多可預防的疾病正在加速擴散。

疲弱的醫療系統令伊拉克民眾到鄰近國家包括約旦、伊朗、土耳其甚至遠至印度求醫。2015年Adnan Abu Zeed在新聞網站Al-Monitor更揭發了在某些情況下出國求醫甚至可獲政府資助。

「政府認為人民只配享有不堪的醫療服務」

在許多伊拉克民眾看來,國會這次的決議是繼續無視衛生部、乃至整個政府的貪污問題。

自美國於2003年佔領伊拉克以來,當地即實施名為「Muhasasa」的權利分配制度。這個制度保障伊拉克的每一個主要種族、宗派都可以在政治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目的是要避免各個主要宗教派系和種族間的衝突-但亦導致當地打擊貪污乏力。

數十年來的經濟制裁和戰爭已嚴重摧殘伊拉克醫療體系,而貪污只會持續妨礙醫療資源的改善。誠如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拉菲克·哈里里中東中心(Atlantic Council's Rafik Hariri Center for the Middle East)研究員Nussaibah Younis所作的分析

問題是,這個情況(貪腐)也使得政府根本無法有效運作。每個政治門閥都視他們管轄的政府部門如封地,將其用以斂財並分派職位予忠誠份子和要員。這樣的政府完全無法滿足伊拉克民眾的基本需要。

伊拉克民眾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達對此次國會決議的不滿。

مجلس النواب لايمثل معاناة الشعب لانه دائما يساند من هم ضد الشعب #عديلة_حمود

— Mohammed Alhsseny (@MAlhsseny) April 14, 2017

國會不能反映人民苦況,屢屢與民意背道而馳。

القناعة بأجوبة #عديلة_حمود يعني قناعة #السلطة بما تستحقه أنت #المواطن الحقير من خدمات صحية بائسة تقدمها لك هذه الوزير الفاسدة#العراق#بغداد

— Mokhalad (@Mokhalad_raad) April 12, 2017

國會信納哈穆德的自辯,這表示政府認為伊拉克人只配擁有不堪的醫療服務和貪腐的部長。

部分評論也指出,政府購買一雙醫護鞋的花費已經超過一加侖原油的價格。

#عديلة_حمود #وزيرة_الصحة من سعر برميل النفط 25$ وانتي تشترين نعال طبي ب27 $ فاكيد اكو نعال متمدد بدماغج

— kadhim alsajadi (@alsajjadi) April 2, 2017

一桶原油也只值25美元,而你卻花費27美元購買一對醫護鞋。看來是你的腦袋才需要穿鞋吧?

推特帳號「伊拉克優先」(Iraq First) 分享了一則題為「你的健康最重要」的漫畫,圖中一對倒掛的醫護鞋正為病人輸送鹽水,諷刺衛生部在採購上的輕重不分。

#نعال_الصحة#عديلة_حمود
لـ/ أركان البهادلي pic.twitter.com/3Bq1r4YiCF

— ✍#العراق_أولاً (@IRAQ_FIRST1) April 3, 2017

校對:FangLing

多虧了他,1990年代的日本在網路上活靈活現

2017/05/07 - 22:13

圖:東京。圖片來自Lyle Hiroshi Saxon。創用CC姓名標示3.0。

近日,根據MetaFilter使用者timshel的報導,超過25年來,Lyle Hiroshi Saxon一直在記錄他的東京生活,在他廣為流傳的網站提供了多元的資訊,其網站的歷史與網際網路一樣久。Saxon在網上有很多計畫,包含HTML網頁編碼,從全球資訊網的起始至部落格、YouTube以及像是推特的社交媒體,都包括在內,他所拍攝的照片及影片記錄了25年前日本「泡沫經濟」末端時的生活。

Saxon經常出現在網路平台上,而探索他的作品主體的最好途徑,就是在他經常更新的部落格推特以及YouTube頻道,作品記錄了日本1990年代的樣貌。

值得一提的是LL信件(LL-Letters),也就是紀錄Saxon多年東京生活的網誌及信件的存檔目錄。YouTube提供最簡單的方式讓大家一探1990年代東京的樣貌,他也上傳很多影片到YouTube,依照以下年份將影片排列在播放清單裡:

以下影片是關於1990年在東京「各個角落」:

以下影片顯示同一年東京新宿火車站忙碌的景象:

在Saxon大量收集的影像及影片常見問答區,他提到這個計劃背後隱含的哲學是:「在一個地方,看似平凡之物在另一個世界卻是奇特的,也隱含著我們生活中的大小事,生活中看似平凡簡單的細節,其實潛藏著深奧的真理。」

Saxon也說:

I started the LL-Project whe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while people used to have no other way of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groups than to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who would travel to distant lands to represent them, now that the Internet enables people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y should do so! The further up you go in politics and (too often) in business, the fouler it gets, so for q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 dare I say it –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we have got to start/maintain effective lateral networking.

當我開始LL計畫時,我發現人們當時沒有其他與別人溝通的方式,而是派個代理人來代替他們去比較遠的地方。既然現在網際網路讓人們可以直接與彼此溝通,他們就應該直接溝通!越是接觸政治和(頻繁)接觸商業,就會變得越汙穢,為了溝通品質、甚至我敢說為了人們的未來,我們必須開始或維持有效的網絡。

Saxon主要網站的首頁也有連結很多小單元的特色,有個相片集包含很多連結,同時如果要搜尋涵蓋特定主題的照片,相片索引會是個好地方。

譯者:Wendy Hsu
校對:Conny Chang

印度小廚師吉查年僅六歲,卻已在世界各地擁有粉絲

2017/05/07 - 20:30

在Youtube個人頻道上的小神廚吉查(Kicha)。截圖自Youtube。

「料理非難事」(Anyone can cook),在迪士尼動畫電影「料理鼠王」(Ratatouille)中是法國名廚古斯塔(Gusteau)的名言。如果你在Youtube上看到來自印度沿海城市─柯枝市(Kochi)郊區的六歲小神廚尼哈爾‧拉賈(Nihal Raj)或是吉查(Kicha,他的綽號)的影片,你會明白古斯塔話中的意思。只要有熱忱和一些引導,你將會樂趣無窮。

吉查是特里普尼圖拉(Thripunithura)的Choice School中首位最優秀的學生,這所學校位於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柯枝市。吉查在2015年1月開創他的頻道「Kichatube」,自此後便成為Youtube上的網路紅人。他在Youtube上分享的首支影片是冰棒的食譜,隨後他也陸續分享果醬餅乾、橘子果凍、椰子布丁、奧利奧松露巧克力和唐杜里(Tandoori,為印度傳統烹飪法)小土豆……等的教學影片。現在,他所分享的31支影片共累積了幾十萬人次的點擊率。

吉查的頻道著重在向小孩們介紹新食譜和小玩意兒。他的媽媽Ruby Rajagopal鼓勵他並且提供他適合兒童的食譜─就是那些不需要用刀來切、來剁碎或用火來烹飪的食譜。根據吉查爸爸Rajagopal V. Krishnan所說,在吉查四歲時,他會在廚房看媽媽烘烤麵包和幫忙她,在那之後,他便開始烹飪。吉查喜歡讓其他人看著他烹飪,因此他的爸爸開始用手機錄影且將這些片段分享在臉書上,而這些影片也從親友中得到賞識。隨後,他便開創Youtube頻道並且開始上傳影片。吉查被所有關注他的人們所鼓勵,而且他也喜歡回覆在Facebook粉絲專頁影片下面的留言。

在2016年5月,Facebook以2,000美元的價格來取得吉查頻道中其中一支影片的非專屬授權,且這支影片被Facebook用在一項新的活動「Space for Everyone」中,這也讓吉查成為銷售版權給Facebook的最年輕藝術家。

以下這支米奇芒果冰淇淋影片讓吉查被Facebook發掘,而這支影片也是最備受討論的:

2016年9月,吉查甚至到了美國,在最受歡迎的日間脫口秀艾倫秀(The Ellen DeGeneres Show)上現身,他同時也是此節目最年輕的印度來賓。節目上,吉查烹飪傳統喀拉拉早餐點心,這個點心稱為Puttu。

Kerala breakfast on Ellen in the most adorable way

被權貴當作性奴的阿富汗男孩們該如何重新融入社會?

2017/04/30 - 00:19

影片截圖:一名玩童於位於喀布爾的飯店跳舞。該影片由用戶Sofi於2013年9月9日上傳至Youtube。為了保護當事人,舞者的臉部已經特殊處理。

在「孌童」(Bacha Bazi,意為供人玩耍的男童)習俗中,相互關係絕對是毫不平等的-此習俗由兩種男人所構成,並已在阿富汗行之數世紀。

時至今日,這個被粗略地翻譯為「孌童」的習俗通常由兩種男人所共同組成-一個較年長的男人(常為極具權力的政府或塔利班軍事將領),以及一個年屆14至18歲的年輕男孩。

這些男孩是被他們武裝精良的主人們買來、有時甚至是綁架來跳舞、娛樂以及作為性玩物的,他們被視為權貴在其同袍間展現地位的標誌;然而,在這些男孩(被拋棄後)試著重新融入社會時,通常是以悲劇收場。

根據Akhilesh Pillalamarri於《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的撰文,孌童文化持續普遍的現象突顯了「雙方合意的同性關係(在阿富汗)會被處以死刑,而這充滿剝削的孌童習俗卻被視而不見」的悲慘現況。

歷史淵源

孌童的起源已很難追溯而知,但在許多文學作品中皆對此多有著墨。十四世紀時,包括Hafiz Shirazi及Jami Herati等偉大的波斯語詩人都曾在其作品中讚美他們的男童。任教於德黑蘭大學(Tehran University)的一名波斯語教授Sirus Shamisa更於其著作Shahed Bazi dar Adabiat Faris(意即:波斯文學中的孌童)中聲稱,波斯詩詞作品中的無名繆斯(muses)們通常是指男性、而非女性。

部分人士推測,孌童文化存在於阿富汗是因為在傳統上,該國對於童年至青春期間的兩性關係多有嚴厲的限制。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並帶來了十年的戰爭,孌童現象毫無疑問地於抗戰期間蓬勃發展了起來。聖戰士們( Mujaheedin)長時間離家,並在偏遠的山區抵禦敵人攻擊-同袍間包括了許多童兵。

更近的例子為,去年十二月,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AIHRC, The Afghanist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提出警告,表示在國內西北部經歷激烈的衝突以後,孌童現象又再度猖絕了起來。該委員會更呼籲,國會應通過禁止孌童的相關法案。

雖然阿富汗北部曾對抗蘇聯入侵長達十年的這段歷史確實與孌童習俗有緊密的連結,然而,以阿富汗南部及東部為據點的塔利班政權實為造成該習俗於現今仍然猖絕的主要禍首。

僅管在2001年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入侵阿富汗前,塔利班組織已宣佈孌童習俗違法,並對涉入孌童事件的較年長男性方進行懲罰,但仍無法阻絕此現象。

反對塔利班的阿富汗網民們批評該政權涉入孌童習俗,然而,在批判之餘,這些言論常常很不幸地更加深了這些男童們心理上的烙印。

لواطت و بچه بازی، لذت جنسی بردن از پسران جوان در بین طالبان مسلح افغانستان بیداد میکند.

雞尾酒與孌童(童戲)-阿富汗武裝塔利班對年輕男性的性剝削是難以言喻的。

- Said Azami於 2016年6月5日(星期日)發佈

塔利班的魚雷

孌童們也可能被當作武器,甚至是戰爭時期的情婦。 2015年四月間,阿富汗國家安全局(Afghan National Directorate of Security)逮捕了一名試圖引爆自殺炸彈的16歲男性,據報,該名男性曾遭受塔利班的集體性侵,該組織遂於隨後命令他對喀布爾Bagrami區的警察總部發動攻擊。

根據法新社(AFP, Agence France Presse)的一則特別報導,塔利班組織也將這些年輕男性們作為獵物,來誘惑阿富汗的士兵及警察

阿富汗的一名臉書用戶憤怒地發洩:

名義上,阿富汗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但這裡卻沒有遵守伊斯蘭教法( Sharia law)。在伊斯蘭裡,改變性別的人會是受到詛咒的,並且應受到嚴厲的處罰;但在阿富汗,孌童現象幾乎變成一種文化了。

- ‎فیس بوک وطنی‎ 於2017年1月20日發佈

在戰場外,這些男童們則抹妝並穿戴得像女性,並被(主人)作為婚禮及宴會場合的舞者。

一旦男童超過十八歲,主人通常就會放走他們,但問題卻非止於此。

這些男孩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呼籲將孌童習俗定罪,然而這對受害者們的幫助不大,尤其阿富汗長久以來都有執法上的問題。

必須被改變的是社會將孌童視為「心靈及身體上皆不潔」的觀點,這讓這些男童們(在被主人釋放後)受到他們家人、以及整個社會的排擠。更精確的說法是,正是因為這種觀點,越來越多的受害者被激進組織吸收,以藉由「神聖的行動」追求救贖。

目前,阿富汗社會仍致力於瞭解此問題的影響程度,並試著認同這些男孩們就和所有的戰爭受害者-例如那些受害於塔利班所設置的地雷、或是國際安援部隊(ISAF)空襲的人-並沒有兩樣。

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可能就是一個能夠幫助這些男童重新融入社會的管道。目前,該委員會已有幫助受家暴的婦女的部門,卻仍未針對孌童習俗中的男性受害者設立任何實質單位。

若能為這些受到創傷的男童們提供更好、且具制度的支援,即可望能稍稍彌補於孌童習俗中,沒有人所該經歷的汙名、及妖魔化。

「媽媽,如果我的屍體找不到了,請不要哭」:紀念不幸於流亡路途中死亡的四千位敘利亞難民

2017/04/22 - 23:29

圖片:「海中的墓園」/ Youtube

(原文撰於2016年6月)

人道救援機構 Support to Life 致力於提高全球對敘利亞難民的關注,至今已經有超過四千位敘利亞難民在越過地中海的途中遇害。該機構拍攝了一個名為「海中的墓園」(The Sea Cemetery)的特輯,描述遇害者背後的故事。

這90秒的影片描述道:

自從敘利亞內戰開始,460萬名敘利亞人民被迫離開家園。為了抓緊最後一絲生存的希望,他們要橫越地中海。而這段路途,正是21世紀最致命的遷徙。

四千名敘利亞難民葬身大海,其中包括不少孩童。他們的身分已無法辨識,也無法追溯。大海是他們安息之處,是他們的墳墓。

茲以此影片紀念敘利亞難民…

世界各地的網友紛紛回應短片,留言向已故難民們致意。在推特上,Emilie Hasrouty特別提到短片裡出現的漂流墓碑:

٢٠٠ قبر عائم فوق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تكريماً لضحايا اللجوء السوري الذي ابتلع ٤٠٠٠ روح. عمل فني مؤثر حول مأساة غير مسبوقة.https://t.co/YrnFdXlM4u

— Emilie Hasrouty (@Emiliehasrouty) May 23, 2016

地中海上漂流的兩百座墓碑代表了四千個亡魂,以紀念敘利亞的難民。這是一座富影響力的藝術品,刻畫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悲劇。

明知可能會死於逃亡的路上,Tammy Kling認為這些難民別無選擇了:

The sea cemetery. It's much better to have died trying to escape war, with hope of a better life than to lose hope. pic.twitter.com/aV1WK10C4H

— Tammy Kling (@tammykling) June 6, 2016

海中的墓園。比起在戰場中試圖逃難而死還來得好,因為(離家的)難民們抱持的是希望-相信能擁有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失去希望。

— Tammy Kling (@tammykling) June 6, 2016

Support to Life的影片甚至引起了法國政治家歐洲人民黨(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主席約瑟夫‧多爾(Joseph Daul)的關注。

As we praise the blue sea in #Nice today,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it’s the sea that becomes a cemetery for migrants, as HH @Pontifex said

— Joseph Daul (@JosephDaul) June 1, 2016

今日我們在 #尼斯 讚美那蔚藍的海,但就如同教宗方濟各 @Pontifex 所說的,我們不能忘記那片海洋是移民者的墓園。

— Joseph Daul (@JosephDaul) June 1, 2016

「海中的墓園」只訴說了小部分敘利亞難民的故事。根據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先前的報導,很多第一手的資料常都帶著許多未經確認且不精確的細節。

內戰肆虐敘利亞五年,使至少一千萬的人民流離失所,難民逃竄各地。當時,敘利亞的社會活動份子們活躍於臉書,並寫下受難者不幸的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在網路上竄紅,那是一封年輕敘利亞男子寫給他母親的信。男子在前往歐洲時,在沉船之際寫下這封信,然後就與上百位共乘的難民一同葬身海底。

رسالة وداعية كتبها لاجئ سوري قبل غرقه في المتوسط : شكراً للبحر الذي استقبلنا بدون فيزا .. وشكراً للأسماك التي ستتقاسم لحمي ولن تسألني عن ديني ولا انتمائي السياسي

الأناضول-تداول ناشطون سوريون على شبكات التواصل الاجتماعي، نص رسالة قالوا إنها وجدت في جيب أحد اللاجئين السوريين الذين انتشلت جثثهم بعد غرق مركبهم الذي كان يحوي المئات من المهاجرين غير الشرعيين في البحر الأبيض المتوسط خلال رحلتهم للوصول إلى الشواطئ الأوروبية مطلع الأسبوع الجاري.
وفيما لم يبيّن الناشطون معلومات عن هوية صاحب الرسالة الوداعية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تبها فيما يبدو لدى استشعاره بقرب غرق المركب الذي كان يحمله، فإنهم أرفقوا مع النص الذي نشروه على صفحاتهم الشخصية عبارات مؤثرة من قبيل “هدية إلى العالم المتحضر.. هرب من الموت فاحتضنه البحر.. أنصحكم بالقراءة لكن لا تبكوا لأن الدموع جفت على أبناء سوريا”.

وهذا نص الرسالة الذي تنشره وكالة “الأناضول” بحسب ما تداوله الناشطون:

“أنا آسف يا أمي لأن السفينة غرقت بنا ولم أستطع الوصول إلى هناك (يقصد أوروبا)، كما لن أتمكن من إرسال المبالغ التي استدنتها لكي أدفع أجر الرحلة (يتراوح أجر الرحلة البحرية للوصول إلى أوروبا بطريقة غير شرعية ما بين ألف إلى 5 آلاف يورو بحسب دولة الانطلاق وعوامل أخرى مثل صلاحية المركب وعدد الوسطاء وغيرها).
لاتحزني يا أمي إن لم يجدوا جثتي، فماذا ستفيدك الآن إلا تكاليف نقل وشحن ودفن وعزاء.
أنا آسف يا أمي لأن الحرب حلّت، وكان لا بد لي أن أسافر كغيري من البشر، مع العلم أن أحلامي لم تكن كبيرة كالآخرين، كما تعلمين كل أحلامي كانت بحجم علبة دواء للكولون لك، وثمن تصليح أسنانك.
بالمناسبة لون أسناني الآن أخضر بسبب الطحالب العالقة فيه، ومع ذلك هي أجمل من أسنان الديكتاتور (في إشارة إلى بشار الأسد).
أنا آسف يا حبيبتي لأنني بنيت لك بيتاً من الوهم، كوخاً خشبياً جميلاً كما كنا نشاهده في الأفلام، كوخاً فقيراً بعيداً عن البراميل المتفجرة وبعيداً عن الطائفية والانتماءات العرقية وشائعات الجيران عنا.
أنا آسف يا أخي لأنني لن أستطيع إرسال الخمسين يورو التي وعدتك بإرسالها لك شهرياً لترفه عن نفسك قبل التخرج.
أنا آسف يا أختي لأنني لن أرسل لك الهاتف الحديث الذي يحوي “الواي فاي”(خدمة الانترنت اللاسلكي) أسوة بصديقتك ميسورة الحال.
أنا آسف يا منزلي الجميل لأنني لن أعلق معطفي خلف الباب.
أنا آسف أيها الغواصون والباحثون عن المفقودين، فأنا لا أعرف اسم البحر الذي غرقت فيه..
اطمئني يا دائرة اللجوء فأنا لن أكون حملاً ثقيلاً عليك.
شكراً لك أيها البحر الذي استقبلتنا بدون فيزا ولا جواز سفر، شكراً للأسماك التي ستتقاسم لحمي ولن تسألني عن ديني ولا انتمائي السياسي.
شكراً لقنوات الأخبار التي ستتناقل خبر موتنا لمدة خمس دقائق كل ساعة لمدة يومين..
شكراً لكم لأنكم ستحزنون علينا عندما ستسمعون الخبر.
أنا آسف لأني غرقت..”.

對不起,媽媽。船沉了,我不能抵達陸地,我不能寄錢回來抵償欠下的旅費。

如果我的屍體找不到了,請不要哭泣。運送和埋葬只會花更多的錢。我很抱歉,媽媽,戰爭的肆虐使我必須和其他人一起流亡,雖然我的夢想不像他們一樣偉大。你知道的,我全部的夢想就是負擔你的醫藥費、讓你裝上一副假牙。現在,我的牙齒被海藻蓋住,變成綠色了,但是依然比那暴君的漂亮。我很抱歉,親愛的,因為我無法為你蓋一個幻想中的家,一幢美輪美奐、用木頭建造的房子,就像我們在電影裡面常看到的;雖然並不富有,但能遠離桶裝炸彈、宗派成員、種族紛爭和謠言。

我很抱歉,我的弟弟,我曾經承諾要給你五十歐元,讓你在畢業前好好玩樂,但現在我失約了。我很抱歉,我的妹妹,我無法讓你像你的有錢朋友一樣,讓你擁有一支能夠上網的手機。我很抱歉,我溫暖的家,因為我再也不能把外套掛在門後。我很抱歉,搜救隊,我的屍首可能難以尋獲。我不知道我會沉沒在海中何處… 但我能確信的是,我不會打擾難民庇護所。

謝謝你,大海,你沒有因為我們沒有簽證或護照就拒絕收留我們。謝謝你,魚群,你吃掉我的屍體前不會過問我的宗教或政治立場。謝謝新聞媒體,在兩天的報導中,每小時就有五分鐘是關注我們的不幸… 謝謝每一位聽到這則新聞、為我們哀悼的人。

我很抱歉,我要沉下去了…

點此閱讀更多特別報導:難民湧入歐洲以尋求庇護(英)

校對:Arthur Yu

美國移民署突襲警報器將在智慧手機上線

2017/04/21 - 13:11

『RedadAlertas』是一款可以告訴你有那些地點發生了移民突襲檢查的應用程式。圖片來源:Conexión Migrante

本文源自於大衛.萊維埃爾(David Leveille)於2017年2月28日在PRI.org發表的文章。根據PRI與全球之聲的合作關係轉載發表於此。

No abra la puerta! 不要開門!

這句話可能是活動人士們對於居住在美國的11萬名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的頭號建議,當中許多人深怕在突襲檢查後會遭到遣返。但若政府人員在沒有正式搜索證明的情況下來敲門,美國居民有權利不去應門。

能夠提前知道何時在工作場合會發生移民突襲檢查當然會帶來不少幫助。

現在有一款以使用西語的無證移民為服務對象的應用程式已對此提供相應的協助,這款程式叫「RedadAlertas」(西)、或「RaidAlerts」(英)。

位在亞利桑那州的軟體開發工程師塞爾索.馬列勒斯(Celso Mireles)表示:「嗯,這款程式暫時還不能實際應用,還在發展的階段。但現在我們希望它的運作方式是:註冊登錄之後,若附近發生移民署突襲,使用者將會收到警報;而其他人則是協助回報和確認警報。」

馬列勒斯是開放原始碼軟體開發團隊的一員,同時也是科技活動人士以及創造這款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程式的志工。

RedadAlertas計畫是由一群投入移民人權工作的活動人士們多年以來討論出的產物。馬列勒斯說:「我們不斷進行腦力激盪,試著想出如何能透過科技來幫助無證移民族群,這就是從那些對話中誕生的其中一個點子。」

總統唐納·川普在一月簽署增聘一萬多名移民署官員的行政命令中,根據Associated Press取得並公開的白宮的備忘錄草稿,至少有一條顯示出國土安全部考慮部屬十萬名國名警衛隊在11個州內拘捕上百萬的無證移民。(白宮隨後否認這個報導)這類的政策可能包含工作地突襲-如雇用移民工的工廠或農地,以及工人集合地點的掃蕩。相關的策略也有可能包含設置要求駕駛出示駕照或證件的交通臨檢點。馬列勒斯相信移民署官員可能會在「街坊進行地毯式搜索」。

他說:「從沒有類似的先例,但我認為現在不斷發生沒有前例的事情;這項準備工作是為了因應美國更高階層的無證移民壓迫行動。」

這樣說並不代表馬列勒斯試圖引起民眾的恐慌,事實上,他希望這款應用程式提供的資訊能達到相反的效果。舉例來說,這個程式並不會對個人住宅-也就是當移民署官員出現在家門前時突襲提出警報;馬列勒斯說這並不能真正提供幫助,且「僅會助長社區中的緊張情緒-恰恰是這款應用程式嘗試減低的。」

因為此款app是用來幫助無證移民規避執法或阻撓執法人員的工作,所以開發這款工具軟體很有可能會引起潛在的法律問題。但馬列勒斯說開發者至今尚未收到任何投訴。

他說:「至今還沒有移民暨歸化局(ICE ,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人聯繫我,而且現在有志工律師參與,提供像是隱私權顧慮和合法性的專業法律協助,所以我認為我們在法律方面沒有問題。」

馬列勒斯說使用者已經很焦急地想下載這個軟體。有些人也建議除了西班牙文之外,這款突襲警報應該提供其他語言來盡可能幫助更多的移民。根據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推測,約有13%的非法移民來自亞洲國家,ReadadAlertas也正在邀請志工翻譯者來協助拓寬使用族群。這款應用程式也是一個開放原始碼軟體。

他說:「科技進步的非常快速,而我有興趣將這種能量帶入移民人權運動中。我們聽到許多評論,像是『嗯,你知道的,非法移民厭惡接受新科技。』以及『我們必須考量到可觸性。』當然有些是事實,但同時也有研究顯示拉丁美洲市場常是新技術的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族群之一。」

馬列勒斯說:「當然我們曾見過執法人員在和平示威活動中使用如StingRay(一種手機監聽設備)等的設備來阻斷通訊。」但是活動人士能夠不斷地適應並改變。「我認為我們試圖以開發者的角度來堤防和注意這件事,我們嘗試建造一個工具,既不嘗試妥協、也不成為政府用來滲透的誘人目標。」

印度政府計劃拒發營養午餐給無身份證的學生

2017/04/12 - 23:20

在印度一所公共學校的午餐。圖片來自Trinity Care Foundation的Flickr帳號。 CC BY-NC-ND 2.0

從這個夏天開始,印度政府將會爭議性地要求該國一億多名在學學生需出示Aadhaar卡(印度身份證明)始能領取午餐。

Aadhaar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辨識(國民身份證)系統之一。僅就本年度二月即有99%的印度成人 – 超過11億人口 – 加入了Aadhaar。

在2月28號的新聞發布會上,印度的人力資源發展部〈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inistry〉表示,就讀於公立學校的學生如果不能提供他們12位數的Aadhaar特定身份號碼,就不能享用學校的免費午餐。此一新政將自這個夏天起在全國除了查謨(Jammu)、克什米爾(Kashmir)、梅加拉亞邦(Meghalaya)及阿薩姆邦(Assam)地區之外的範圍內生效。

根據人力資源發展部的報告

And, #aadhaar made mandatory across the country for children to get their free hot-cooked meals under the the Mid-Day Meal scheme

— nitin sethi (@nit_set) March 3, 2017

#aahaar已在全國強制依照營養午餐計劃(Mid-Day Meal scheme),讓學生獲得免費的熱餐。

該報告亦指出,此一政策將會對一年級到八年級的學生產生影響。遞交Aadhaar卡的申請以後,學生們在收到製成的卡片前,可以使用「其它身份證明」。

自1995年起,印度國家政府就開始在國內絕大多數的州實行營養午餐計劃,目的是提高學生的出勤率,及對來自低社會階層而可能營養不良的兒童提供足夠的營養。

2015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定政府不可以將Aadhaar卡視為民眾使用公共服務的先決條件。時至今日,已有一項上訴被提交予最高法院的憲政法官。

對此,政府的說法是,新政策將對保持社會「無漏洞」的服務有其必要性:

The use of Aadhaar as identity document for delivery of services, benefits or subsidies simplifies the government delivery process and enables beneficiaries to get their entitlements directly and in a seamless manner.

將Aadhaar作為獲得服務的身份文件,將會簡化政府提供福利或補助的作業流程,並且使受益人無縫隙地直接得到他們應得的權益。

然而,在社群媒體中,新的政策招來了憤怒批判。例如,P.K. Prachi即在臉書上寫道:

Making the mid-day meal contingent on an Aadhaar number shows the government cares more about completing its database than filling empty stomachs.

將營養午餐與Aadhaar身份號碼作連結,表明了政府對完成其資料庫的重視、多於餵飽饑餓的肚子。

在推特上,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批評:

@nit_set ये हो क्या रहा है ?बच्चे खाने से पहले #Aadhar बनवाए जा के ?Who wud have thought party in opposition wud eulogise what they opposed

— यशिका (@MadameYG) March 3, 2017

What's happening? Should kids produce Aadhar card before eating food?

到底是怎麽了?孩子們在吃飯前必須出示Aadhar卡嗎?

記者Anand Ranganathan亦在推特上寫道:

The cruellest piece of news you'll read today. One knows that governments are heartless, but THIS heartless? Head hangs in shame. pic.twitter.com/VtR2ZxX1lG

— Anand Ranganathan (@ARanganathan72) March 4, 2017

這無疑是你們今天會讀到的最殘酷的消息。我們知道政府是無情的,但是怎麽會這麽無情?太丟人了。

自稱是來自印度喀拉拉(Kerala)的一位土木工程師James Wilson則稱這項新政「太不切實際」:

So our Orwellian Government is more interested in database & monitoring rather than ensuring midday meal to the hapless children..so creepy!

— James Wilson (@jamewils) March 4, 2017

所以相對於為這些不幸的孩子提供午餐,我們不切實際的政府對其資料庫及監管程序更有興趣…太可怕了!

Rather than food, yep, where you have tons of food grains wasted due to lack of storage, you will transfer money to their dads to booze!

— James Wilson (@jamewils) March 4, 2017

沒錯,你們沒把糧食當作食物-還因為沒能好好儲存而白白浪費了成噸的糧食,而且還把錢交他們的父親來買酒!

The way this Government is obsessed with “snooping” on its citizenry is quite sickening.. But old habits won't die.. Na?

— James Wilson (@jamewils) March 4, 2017

政府愛管民眾閒事的做法令人厭惡…但惡習難改……不是嗎?

Dipanjan Saha在臉書上寫道:

Linking midday meals with Aadhar card is the most casually cruel policy decision of this government.

將午餐計劃與Aadhar卡相連結是這屆政府所做出最隨意、且殘酷的施政決定。

但是,仍有一些人為政府辯護。名為Don Toxique的推特用戶即表示,更加嚴格的措施將能「堵住漏洞」。

@jamewils Aadhar is meant for delivery of essential goods and services to BPL and to plug leakages therefrom. That's the freedom they want

— Don Toxique (@DonToxique) March 4, 2017

Aadhar系統對於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民眾提供必須品及服務是有效益的,並能透過此系統來堵塞漏洞。這是他們要想的自由。

Supriya Sharma則在Scroll.in 網站上寫道:

Making the mid-day meal contingent on an Aadhaar number shows the government cares more about completing its database than filling empty stomachs.

將營養午餐依附在Aadhaar號碼上表明政府關心完成其資料庫多於餵飽饑餓的肚子。

來自Right to Food的倡議者們發表了一份聲明,以闡述其反對印度政府立場的觀點,該聲明涵蓋了以下幾個面向:

The right to food campaign strongly oppos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ove to make Aadhaar compulsory for children under the mid-day meal scheme in government schools. This is nothing but an attempt to coerce people to enrol their children under Aadhaar.

School meals are an important entitlement of Indian children, legally enforceable under Supreme Court orders as well as under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t. Numerous studies show that India’s mid-day meal scheme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higher school attendance, better child nutrition and more effective learning. Mid-day meals also help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class and caste by imparting to children of diverse backgrounds a habit of sharing meals.

No conditionalities can be imposed on this critical entitlement of Indian children. Making Aadhaar compulsory for the mid-day meal would serve no purpose, and is bound to disrupt instead of helping this important programme. Further, this move is a violation of Supreme Court orders.

Right to Food運動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強制要求公立學校中,參與營養午餐計劃的兒童們使用Aadhaar的舉措。這純粹是逼迫人們讓他們的孩子加入Aadhaar。

學校的餐食是印度兒童所享有的重要權益、是依照最高法院及國家食品安全法來依法實施的。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印度的營養午餐計劃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出勤率、改善兒童營養,並提升學習上的成效。營養午餐計劃也因其為不同背景的兒童提供共享的午餐,而打破了不同階層的隔閡。

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可以被強加在印度兒童所享有的這個關鍵權益上。把Aadhaar系統加諸於營養午餐計劃上並沒有任何意義,反而註定會擾亂、而不是幫助這項重要的方案。另外,該政策亦違反了高級法院的命令。

由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帶頭,印度政府好幾次地在各場合試著將Aadhaar號碼強制用在公立學校、大學、以及各種國家補貼的項目上。莫迪政府置法官的反對於不顧,仍強硬地實施其政策,已挑起與法院間的激烈對立。

校對:Conny Chang、FangLing

藝術家試著喚起大眾對緬甸童工及年輕女性的關注

2017/03/29 - 13:19

動畫影片《我想上學》宣傳海報。圖片來自Nyan Kyal Aay的Facebook粉絲專頁。

緬甸藝術家Nyan Kyal Say製作了一些動畫影片,內容強調緬甸境內兒童與婦女所面臨的困難處境。

其中一部動畫的片名為「我想上學」,這部動畫陳述著一對兄妹想要上學的夢想,然而這個夢想卻受到現實中的諸多因素所阻撓-如性別不平等、貧窮、戰爭、虐童案件、童工及人口販賣等。

這部動畫在2015年的國際人權電影節中獲得最佳動畫獎。2016年8月,亞太區域的國際勞工組織亦大力推崇這部動畫,並將它視為保護緬甸境內兒童的運動之一。

根據研究,在緬甸每十位兒童就有一位是童工,而在這些童工中,超過半數的兒童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且近半的兒童都沒有完成小學的學業。

以下為影片「我想上學」:

另一部由Nyan製作的動畫影片,片名為:「我不想要的生活」。這部片描述緬甸大部分的女性在生活上所試圖克服的的種種困難,例如性霸凌、性別歧視、走私等。該動畫的宣傳片如下:

在與作者Nyan進行訪談的同時,緬甸正經歷民主轉變的過渡時期。Nyan強調了藝術家們在像緬甸這樣的國家裡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

The role of artis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 country, because aside from pointing out the realities, they can also make people feel those realities and make the public understand. For Myanmar, since the eyes of most Myanmar people were closed by the previous military-backed governments for many decades, they became lost and didn’t even know that they were lost. In such case, art is a strong way to make their eyes open. Also, because of that, during those years, many artworks dealing with politics, social issues, economy, and government matters were censored. Now, since Myanmar is in rapid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new government, and as artists are now given the freedom to create, ar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eople to see and feel the reality, and motivate them to make changes in society.

藝術家在各個國家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因為藝術家不僅可以透過作品點出現實,也能讓人民感受到現實的情況,並讓大眾易於理解。由於緬甸人民受前軍政府的統治長達數十年,當地居民因此少了眼界,他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迷失。在這樣的情況下,藝術是一個開拓人民的視野的強烈方式。但也因為如此,在那些年間,許多關於政治、社會議題、經濟、及政府議題等藝術作品皆受到政府的查禁。現今,緬甸在新政府快速的體制轉變下,藝術家也享有創作的自由,藝術對人民而言也變得更加重要,可以讓他們真實地看見並感受到現實的情況,並促進人民為社會帶來改變。

Nyan認為和他一樣的動畫家們會持續在緬甸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對此有信心。

For animation, we have to keep trying far to survive, since the animation market and animation knowledge in Myanmar is still not well-developed yet. However, I can see positive movements in Myanmar like the rising number of young animation artists. I believe we can do 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culture in Myanmar.

在動畫方面,我們必須持續努力,因為緬甸當地的動畫市場和相關知識都尚未發展完全。但是,隨著緬甸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動畫家,我感受到緬甸是正向地前進,我相信我們能為緬甸的動畫文化帶來更蓬勃的發展。

Nyan Kyal Say。圖片來源:Facebook。

校對:FangLing

兩位敘利亞活動人士述說在巴卜被ISIS囚禁的經歷

2017/03/22 - 18:02

Khudr在一個曾經由ISIS控制的監獄所拍攝的影片截圖。來源:YouTube.

在二月底,土耳其所支持的敘利亞反叛軍佔領了巴卜(Al Bab),該地位於阿勒坡東北約40公里(25英里)處。巴卜市自從2013年11月起即一直由ISIS所控制,但作為土耳其的「幼發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行動的其中一部份,加上在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俄羅斯空襲的支持下,該地在2月24日被攻克。

在巴卜可以窺見當今敘利亞境內複雜的軍事行動。這個城市曾同時被南方的阿薩德政權以及北方土耳其支援的反叛軍所包夾,雙方都曾嘗試將此地由ISIS手中奪回,同時也造成雙方之間的衝突。

許多市民開始分享在受到殘忍的ISIS(亦稱達伊沙Daesh或伊斯蘭國)控制時的故事。一位有4個小孩的30歲母親Umm Abdo告訴AFP的Nazeer Al-Khatib,ISIS會在反ISIS軍隊轟炸該地區時將市民驅逐出防空避難所,然後將該場地據為己有:

Each time they [ISIS] found a family in a basement, they'd chase them out so they could take their place. They wouldn't allow anyone to go out into the street,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couldn't take cover in a basement. So you just had to endure the bombardment.

每次當他們 [ISIS] 發現一個家庭躲在地下室時,他們會將這個家庭驅逐然後將該地占為己有。他們不准任何人走到街上,但同時這些市民也不能躲避在地下室,所以你只能默默地熬過空襲。

全球之聲聯繫到兩名曾經被ISIS囚禁在巴卜的活動分子。第一位是出生在阿勒波的23歲公民記者Issa Ali El Khudr;第二位則是來自阿勒坡的23歲攝影師與影像記者Karam Al-Masri。

Abdo Khuder所分享的照片,他曾經是阿勒波市地方議會的成員,照片中的文字是由一名前囚犯所寫下:「我發誓在這個監獄中,除了記憶之外不會存留任何東西。」 來源:Facebook.

「我以為我會死在那裏」

Khudr分享的影片在敘利亞的圈子中被廣泛地轉發。影片中他走入了一個他待了6個月的ISIS監獄。2014年6月3日,時年20歲的Khudr身上除了相機之外並無攜帶任何武器,他卻在阿勒波北部的郊區被逮捕然後被送至巴卜的「伊斯蘭法院監獄」,這是一個前阿薩德政權的法院,後來被ISIS改造成一個監獄。

在影片的開頭,我們可以看到Khudr用一條圍巾遮蓋住他的臉,數秒之後,他退去圍巾並說:

Greetings. First of all, we won’t hide our faces or use fake identities or ask people to die for us. I am not afraid of Bashar Al-Assad. I belong to the Syrian revolution. I am not afraid of [ISIS leader] Al Baghdadi or his half-men.

你好。首先,我們不會嘗試遮掩我們的臉或用假的身分,或是要求其他人為我們而死,我並不害怕巴沙爾·阿薩德。我屬於敘利亞革命的一份子,我並不害怕 [ISIS領袖] 巴格達迪(Al Baghdadi)或他的同夥。

他在影片中說道:「日子一日日的過去,我從沒有想過我會回來這裡,當初進入這個地方後受盡侮辱,我從沒想過我能從這裡出去。」

接著他告訴全球之聲:「我以為我會死在那裏。當時我一心只想著如何讓父母知道這件事,好讓他們不用再等著我。」

幸運的是,他的判決在12月時被減至3個月,但Khudr並沒有傻等;他在15天之後就逃跑了。

兩年之後,在2017年2月23日,Khudr決定回到這個監獄,並請他的朋友拍攝他走入監獄廢墟。他的目的為何?是為了展示給那些被ISIS的口號「打動」的人們看,讓他們知道究竟ISIS是如何對待那些反對者。

Today I am going to do a tour, to show people who were impressed by the Islamic State, by its slogans, by that they claimed that they ruled under the law of God and that everyone was fighting because they ruled under the law of God. We will see what rule was applied in this building.

今天我要為那些被伊斯蘭國的口號打動的人們做一場導覽,透過這棟建築,來看看他們所聲稱「在真主的法律之下統治、每個人都是在真主的法律統治之下而戰」究竟是如何被實行的。

在影片中的數個段落,我們可以看到Khudr走過一個個的房間並告訴我們誰曾經待在那裏。

在影片第4分鐘處的連續截圖,Khudr進入一個曾經被名為Abu Hassan的ISIS好戰份子所占有的房間。Khudr說他自己曾經在這個房間內受到折磨。 來源:YouTube.

在影片的一半處,Khudr終於進到了他曾被監禁的房間:

When they first brought me, they brought me to this room. They used to have me sit over there in that corner. Here we see that every prisoner had a number. Issa Ali El Khodor had the number 292. My number went down to 200. In this cell, we were 115. Come.

當他們帶我進來時,他們帶我到了這個房間。他們通常會要我們坐在那個角落。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囚犯都有一個號碼。Issa Ali El Khodor的號碼是292,我的號碼則是200。在這個牢房,我們一共有115人。來。

在牆上,我們看見了Khudr在進入監獄的那天寫下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的著名詩句:「在這片土地上讓我們值得活下去的事物(On this earth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影片截圖是引用達爾維什的句子,後註「Khalifa Khudr」和日期。 來源:YouTube.

在影片中的一段我們看到牆上寫著不少名字,據Khudr所說,這些來自當初同時住在這間牢房的115名囚犯。

展示該房間的影片截圖。 來源:YouTube.

Khudr解釋了這些文字:

Journalist Karam Al-Masri, 28/11/2013… ‘Freedom of the press'… [ISIS member] Abu Salman Hajji Moscow is a Russian who was arrested… He was sentenced with a warrant that came out from Al Raqqa [ISIS’ self-proclaimed capital]. Khaled Al Shawki’s fate is not known. Hussein Abu Yaacoub got out. Walid el Sheikh’s fate is unknown. Abu Rassoul got out and yesterday he went into prison. Adnan Al Selou was executed unfortunately. Ibrahim Ibrahim we don’t know where he is. Rabi Al Hajj Ali I was talking to yesterday.

記者Karam Al-Masri,2013年11月28日…「媒體自由」…[ISIS成員] Abu Salman Hajji Moscow是一個被逮捕的俄羅斯人… 他被判刑的授權令來自拉卡(Al Raqqa)[ISIS所聲稱的首都]。Khaled Al Shawki的後續遭遇不可知。Hussein Abu Yaacoub被放出去了。Walid el Sheikh的後續遭遇不得而知。Abu Rassoul被放出去了,但他昨天又進了監獄。 Adnan Al Selou很不幸地被處決了。我們不知道Ibrahim Ibrahim在哪。我昨天才和Rabi Al Hajj Ali講話。

他介紹了他們隔壁的小房間,說道:「這是處決室。當一個人被關到那裡,我們通常就認定他已經死了。」

接著他們到了一間囚房,Khudar說他在2014年6月間,與另外兩個男人一起被關在這裡。

庫德坐在他於2014年6月與其他兩個人共同待著的囚室中。 來源:YouTube.

In this cell, I remained the whole month of June. Me, Bassel El Homsi who got killed and Youssef who left. We slept together in this solitary room. And they used to bring someone with us and all four of us would sleep here. We used to crouch here to fit each other and we would sleep squeezed. I am going to pray here. A gratitude prayer, not an obligatory one.

我在這個囚室待了一整個六月。我、後來被殺的Bassel El Homsi以及離開的Youssef一起睡在這個獨立的房間。他們通常會再帶另外一個人進來,所以一共是四個人睡在這。我們會俯臥在這裡,好讓每個人都能有位置,我們是擠在一起睡覺的。我要在這裡禱告,感激地禱告,不是那種規定性的。

ISIS監禁一些囚犯的囚室。這個監獄過去曾由阿薩政權所經營。照片為Khudr所拍攝。 來源:Facebook.

And in this room there is a toilet. We were 66 in here. I was here for a month. And we used to sleep like this. One would lie on one side and one on the other and the legs would cross each other.

在這個房間裡有一個廁所,我們共有66人待在這。我在這裡待了一個月,我們像這樣睡覺,一個人睡在這邊、另外一個人睡在另一邊,然後腿會和其他人的腿互相交疊。

另外一個敘利亞人-全球之聲未能查證其身份,但被告知他是一名來自大馬士革市郊的公民記者-他最近照了一張他躺在一個棺材形狀的房間內的照片:

These are Assad's former prisons. This is what the single-person cells look like. pic.twitter.com/4HnrfL6gYW

— Rami (@RamiSafadi93) February 27, 2017

這些是前阿薩德政權的監獄。這是單人監獄的樣子。

「那是極致的痛楚」

Karam Al-Masri是眾多在牆上寫下自己名字的囚犯之一。2017年2月28日,他在Facebook上傳了下面這張照片:

Karam Al-Masri的名字在右邊(大圈),標註著他寫下的日期:2013年11月28日。照片由Abdo Khuder拍攝。 來源:Facebook.

Al-Masri告訴全球之聲,他當初同樣也是除了一台相機之外手無寸鐵,和兩個朋友在2013年1月23日被ISIS逮捕,兩名友人分別是攝影師以及醫護人員:

On my way to document the massacre, ISIS stopped me. They took me out of the car and searched me. They asked me what I was doing and I told them I was a photographer. When I told them, they put a bag over my head and took me to a near by pediatric hospital that they had turned into a base.

ISIS在我前往記錄大屠殺的路上攔下了我。他們將我拉出車子然後搜身。他們問我在幹嘛,我告訴他我是一個攝影師。當我這麼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將一個袋子套在我的頭上、然後把我帶到附近一個由小兒科醫院改建成的基地。

Al-Masri並沒有在那間前小兒科醫院待太久。幾個小時後,ISIS將他帶到一個距離阿勒坡約20公里(約12.4英里)外的村莊。在那裡,他們把他帶到一個鮮為人所知的地下設施。那個地方有著一個約有45間囚室的監獄。他告訴我們:「所有的囚室都是設計成用來單獨監禁的,那裏沒有集合式的囚房。」

在那個時候,Al-Masri才剛成為新聞社AFP的特約通訊員。僅因為他為西方媒體工作,ISIS就認定他「有罪」-他在他們的眼中是「kaffir」、或是不忠者,理論上會被逞處致死。

但AL-Masri很幸運,他最後僅在監獄裡待了六個月。他說在那六個月中,其中有一個半月是為獨立禁閉的:

My cell was about two meters of height and a meter in width. I did not see the light for 45 days. As a result of spending so much time in complete darkness, I developed problems with my eyes and had to start wearing glasses.

我的禁閉室大約2公尺高1公尺寬。我有45天沒有見到光。因為長時間待在完全黑暗的空間中,我的眼睛產生了問題,所以我必須開始戴眼鏡。

他沒有繼續待在單獨禁閉室是因為當時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 ,FSA)在該地區對抗ISIS有所進展,使得ISIS得帶著囚犯撤退到其他地點,他說:

They killed a lot of prisoners when they decided to retreat, as though they had no use for them anymore.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spared.

當他們決定要撤退時殺了很多囚犯,因為那些人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用處。我很幸運地被赦免了。

但那45天已經足夠對他造成長時間的印記。他所遭遇的處罰十分地殘酷,他將其與 [阿薩德] 極權政府監獄做比較:

It was extremely painful. It felt like I was in a prison operated by the regime. I was arrested by the regime before 201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t was the same level of torture, same principle.

那是極度的痛楚。我感覺我是在一個由極權政府所控制的監獄中。我在2011年之前曾被極權政府逮捕,而這次的經驗與當時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在相同原則之下受到同樣程度的折磨。

Al-Masri說他在第二個地點並沒有待超過7天或8天,因為當時極權政府對ISIS的進逼導致他們必須遷移到第三個地點。他在第三個地點待了超過45天,一直到移到巴卜為止,他在那裏服完了剩餘的刑期,然後獲釋。

他最近在AFP重述了他的經歷。他說

I still remember every detail. The 165 days in ISIS detention are etched into my memory. In the first 45 days, they only fed us every 3 days. The food was a half portion of Arabic flatbread, or 3 olives or an egg. I didn't see a single shabbih (pro-regime militant) – all those held with us were rebels,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我仍能記得所有的細節。在ISIS監禁之下的165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在起初的45天中,他們每3天只餵食我們一次,食物的份量是一半的阿拉伯薄麵包、或3顆橄欖、或一顆蛋。我在獄中從未見過任何沙比哈(shabbih,親阿薩德的好戰分子)—所有和我們一起被監禁的人都是反對派、活動分子和記者。

Al-Masri仍比許多人來的幸運。他被留活口是因為ISIS希望能用他來交換被那些自由敘利亞軍捕獲的囚犯。儘管交易最終並沒有實現,他仍獲得「特赦」,他和他的攝影師朋友一起被釋放。

他的醫護人員朋友卻不是那麼幸運

He was decapitated after 55 days in prison. They filmed it and showed us the video: “Look at your friend, that's what will happen to you soon.” We were utterly terrified. I was constantly afraid. I thought “tomorrow it will be my tur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t will be my turn.”

他在監獄待了55天後即被斬首。他們將過程拍攝下來並播給我們看:「看看你的朋友,這很快就會發生在你身上。」我們極度地驚恐。我一直感到很害怕,想著「明天就輪到我了、後天就會輪到我了。」

當他獲釋時,Al-Masri發現他的家人已經被殺了。他說在2014年初,阿薩德政權在他們家的建築物上面投放了一桶炸藥,把建築物內的人都炸死,當中包含他的父母。

校對:FangLing

跨性別女子的競選小贏 卻是巴西跨性別社群的大勝利

2017/03/16 - 00:56

印嘉娜拉現身在要求巴西現任總統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下台的抗議活動 | 圖片來源: 印嘉娜拉-席格拉(Indianara Siqueira)的Facebook/經同意使用

近年來,巴西在跨性別者遭殺害的數字上可恥地領先世界各國。根據「歐洲跨性別組織(Transgender Europe)」的研究,巴西跨性別者遭殺害的數字比起名單上位居第二的墨西哥還要多出四倍,比起位居第三的美國還要多出八倍。在一份由巴伊亞(Bahia,巴西26州之一)的同志人權組織所做的獨立研究中顯示,巴西在2015年至少有318位屬於LGBT族群(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的民眾遭殺害,這其中有37%,也就是有117位是跨性別者。

21世紀的巴西跨性別者平均壽命是30歲。比較起來,巴西人民平均壽命是75歲。巴西國內完全沒有任何保障LGBT族群免於歧視的法律。在仇恨犯罪的定義裡,既沒有涵蓋針對性傾向、亦沒有涵蓋針對性別認同的行為,而在警方報告裡也找不到這兩項類別,也就讓倡議者或非營利組織難以搜集數據。對從事性工作維生的跨性別者而言生存更是難上加難。 

在這困難重重的生存環境裡,一名45歲的跨性別女子讓世界一窺跨性別者活在巴西是什麼狀況。2016年10月2日,印嘉娜拉-席格拉(Indianara Siqueira)代表左翼小黨「社會主義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參選里約熱內盧的地方選舉。她得到6,166票的支持,並在地方議會贏得一席「候補(alternate seat,6名指定候補,以防第一順位當選者過世或是因任何原因必須放棄職位)」。印嘉娜拉決定在臉書上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作為慶祝並邀請支持者來參加一月份的就職典禮,。至本原文上稿前,她的貼文已累計超過3,100個讚以及超過700個分享。

印嘉娜拉生於巴西軍事獨裁期間(1964-1985)的巴拉那瓜(Paranaguá),一個位於南方巴拉那州(Paraná)的中型城市。她從12歲起開始使用荷爾蒙。16歲時她離開了祖母的家。滿20歲前她已經遭受過強暴—是她當時居住在聖保羅(São Paulo)一個小型寄宿處的一名警察所為。

印嘉娜拉詳細描述了她自己和其他像她一樣的人被迫忍受的殘忍生存條件。

Fui pra Santos,afinal como diz a canção:La miseré est plus légere au soleil (A miséria é mais leve no sol).

Lá dormindo na rua conheci as Travestis putas que me acolheram e me deram um poste onde trabalhar na esquina.De masseira e pizzaiola,me tornei puta.

Quase todos os dias éramos levadas pelo Francês ( Polícia Civil) entre outres,ou Abreu ( PM) entre outros PMs pra delegacia.Apanhavamos por existir.Eramos jogadas no camburão e em viaturas como lixo que não pode nem ser reciclado.Eramos colocadas no muro do coliseu de Santos e tínhamos amoníaco espirrado na cara.Aquilo queimava olho ,mucosa da boca.So que quando eles iam puxar o amoníaco,puxavam também o revólver e se vc corresse eles atiravam.Vc suportava o amoníaco te queimar enquanto eles riam.As vezes faziam vc achar que iam fuzilar todas..Vc aprende o dia do plantão dos teus algozes,mas não pra fugir deles e sim se preparar psicologicamente pra ser torturada por eles.Voce tinha que sobreviver.Mas vc saia pronta pra morrer.

I moved to Santos, after all, as the song says: La miseré est plus légere au soleil (Misery is lighter under the sun).

There, while sleeping in the streets, Imet transvestites working as prostitutes who sheltered me and gave me a lamp post on a street corner where I could work. From a baker and pizza maker, I became a whore.

Almost everyday, we were taken by the “Frenchman” (an investigative officer), among others, by Abreu (a military policeman), among other military policem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We were beaten up because we existed. We were thrown into the police cars and vans as if we were garbage that couldn’t be recycled. We were lined up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Santos’ Coliseum Theater and we had ammonia splashed all over our faces. It burned the eyes, the inside of the mouth. The thing is, when they went to pull out the ammonia, they also pulled out their guns, and if you ran, they'd shoot. You had to endure the ammonia burning you while they laughed. Sometimes, they would make you believe they were going to shoot us all. You learn your executioners’ shifts, but not to run away from them, you learn to prepare yourself psychologically to be tortured by them. You have to survive. But you leave home ready to die.

我搬到桑托斯(Santos),畢竟,就像那首歌詞裡寫的「陽光下的悲慘比較亮(La miseré est plus légere au soleil)」。

在那裡,睡在街上,我遇到從事性工作維生的易服者(Transvestites)給我庇護、給我街上的一桿燈柱,讓我可以在角落工作,從做麵包、做披薩到成為一名性工作者。

幾乎每一天,我們都要被那個「法國男」(一名調查員)還有Abreu(一名憲兵)帶到警局去。我們因為我們的存在而遭受毆打。我們像是無法被回收的垃圾一樣被丟進警車裡。我們被要求貼著桑托斯劇院牆站成一排,我們被潑了滿臉氨水,氨水燒灼雙眼、燒灼口腔內部。當他們開氨水的時候,也開了槍的保險,如果妳逃走,他們會射殺妳。他們笑成一團的時候,妳得忍受氨水的燒灼。有時候他們會讓妳覺得他們會射殺妳們全部。妳知道這些劊子手們的輪班順序,但妳不會逃、妳準備好被他們折磨的心理。妳必須要活下來,當你踏出家門時便已準備好面對死亡了。

印嘉娜拉的自我認同是跨性別(transgender)以及易服者(transvestite)。travesti 這個字在葡語裡頭,即便原意是貶損的,已被巴西跨性別社群回收再生,目前有許多跨性別婦女自我認同為易服者。

她在1990年代搬到桑托斯,那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俗稱愛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巴西蔓延的年代。她寫道,在當時「transvestigeneres 的預期壽命是25歲」—transvestigeneres 是「transgender(Transgênero)」和「transvestite(Travesti)」兩個字葡語原文的組合字。

A aids chegou.Santos era conhecida como a capital da AIDS.Disseram que eu morreria de AIDS.

Minha irmã cishetero casada com um PM morreu de Aids.Varias amigas morreram de AIDS.Variios amigos morreram de Aids.Nos chamavam de aidéticos.Nos expulsavam dos bares ,restaurantes e não nos deixavam comer com medo que comtaminassemos os talheres.Nos matavam socialmente aos poucos.Eles tinham prazer nisso.E não tínhamos a quem recorrer.

As vezes nos revoltavamos.A lider da revolta era assassinada.

Ninguém chorava por nós.Ao contrário.Para muitas famílias como é até hoje, é um alívio quando nos matam ou morremos.

AIDS came. Santos was known as the AIDS capital. They said I would die from AIDS.

My cisgender sister, who was married to a police officer, died from AIDS. Several of my friends died from AIDS. People used to call us the AIDéticos. They used to kick us out of bars, restaurants, afraid that we could contaminate the silverware. They were softly killing us socially. They had pleasure in doing so. And we didn’t have anyone to run to.

Sometimes we would revolt. The revolt leader was killed.

No one cried for us. On the contrary. To many families, as it still is today, it’s a relief when they kill us or when we die.

愛滋來訪桑托斯。大家都知道桑托斯是愛滋病的首都。大家都說我會死於愛滋。我的順性別(cisgender)好姐妹嫁了一個警察,死於愛滋。我許多朋友都死於愛滋。以前人家都叫我們「那些個得愛滋的(AIDéticos)」。他們會把我們踹出酒吧、餐廳,怕我們弄髒了銀餐具。他們溫柔地將我們從社會上殺死,而且他們對此感到喜悅。我們沒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有些時候我們會反抗,但那個帶領反抗的人被殺死了。

沒人會為我們哭泣。相反的,就算到今天,他們殺死我們,或我們的死亡,對很多家庭(依然)可說是解脫。

印嘉娜拉參與LGBT權益會議 | 圖片來源:印嘉娜拉Facebook/經同意使用

從掙扎生存的過程中,印嘉娜拉成了一名倡議者。在1996年她是LGBT權益倡議組織提倡跨性別者有權使用自己決定自己想要的姓名的一員(這個倡議在2016年才剛被巴西法律正式取用),以及提倡讓同性伴侶的一方能夠更換成為另一方的姓氏。

她也為跨性別婦女爭取能夠在醫院留宿時被分配在女性病房。

當她為了從事性工作的LGBT族群遭受警方不當對待的情況而發聲,她成了箭靶。

 

Então um dia fui algemada em um poste em Santos enquanto o policial fazia roleta russa na minha cabeça.Eu aterrorizada tremia tanto é chorava.Pensei nos meus irmãos pequenos que dependiam de eu sobreviver nessa porra de vida,pensei nas travestis doentes que dependiam de que eu sobrevivesse. […] Sim,o barulho do tambor do revólver girando me fazia lembrar de quem dependia de mim pra viver um pouco mais,mesmo eu não sabendo se teria essa chance.Mas o barulho aterrozante do revólver me fazia lembrar que eu estava viva ainda.Ou morta,mas ainda sem saber.

So, one day I was handcuffed to a lamp post in Santos, while the police officer played Russian roulette [with the gun] against my head. I was terrified and shaking and crying. I thought about my little brothers who depended on me surviving this shitty life, I thought about the transvestites who were sick and depended on me surviving. […] Yes, the noise of the gun’s cylinder spinning made me remember those who depended on me to live a little longer, even if I myself didn’t know if I’d have the chance. But the frightening noise of the gun would remind me that I was still alive. Or dead, even if I didn’t know yet.

有一天,我被銬在桑托斯的一根燈柱上,警察把槍抵在我頭上玩俄羅斯輪盤。我嚇壞了一邊發抖一邊哭泣。我想著依靠我過著這爛日子的弟弟,我想著那些生著病、依賴我過日子的易服者們。 […]是的,左輪手槍的旋轉彈膛轉動所發出的噪音讓我想起這些依賴我而能多活幾天日子的人們,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活下去。但是手槍發出的可怕噪音提醒我,我還活著-或是死了,即使我還不知道。

在這些威脅之下,有陣子印嘉娜拉把她的時間花在里約和聖保羅,一邊在支持跨性別者的組織裡頭工作,一邊規劃LGBT權益的倡議遊行。但隨著她於社群中崛起成為一方要角,警方的不當對待也越加劇烈:

Em SP a polícia colocava cocaína no carro das travestis e nas bolsas exigindo 5 mil reais pra não leva-las presas como traficantes.Muitas foram.Tinha a vida destruídas na prisão.Livres ou viravam ladras revoltadas que agrediam inclusive nós ,as amigas como se nos culpassem por não termos passado pelo mesmo.

Muitas foram presas injustamente.Algumas morreram nas prisões.

Nossa tortura tem que ser contada nas audiências públicas sobre tortura sim.

In São Paulo, the police would put cocaine on transvestites’ cars and purses demanding that they pay 5,000 Brazilian reais [1,500 US dollars] so they wouldn’t be locked up as drug dealers. Many of them were. Their lives were destroyed in jail. Once free, they would become revolt as thieves who would even attack us, their friends, as if they blamed us for not being locked up as well.

Many were unjustly arrested. Some died in prison. Our torture should be told at public hearings about torture.

在聖保羅,警察會把古柯鹼放進易服者的車子裡、皮包裡,然後跟她們索取5,000巴西雷亞爾(Brazilian reais,相當於1,500美金,或相當於台幣4萬5千元)的費用,不然就把她們當販毒者抓起來關。她們很多都被抓起來關了。坐牢毀了她們的人生。就算被釋放,她們會變成小偷、甚至也會攻擊我們自己人,好像是在怪我們沒有一樣被關。  很多人都是無辜被抓,有些就死在牢裡了。我們所受的這些虐待應該要在關於虐待的公聽會裡被公開訴說。

這些騷擾啟發了巴西跨性別社群要再更大層面地組織起來。他們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跨性別會議,且成了每年執行的活動。印嘉娜拉必須要離開巴西,但她持續譴責警方。就像她說的「未來的transvestigeneres的生活就看」她現在的行動。她最近的計畫包含特別為跨性別學生設計的大學入學考試預備課程。

一則來自她的陣營的網路萬用梗( meme)「來跨轉這個城市」 | 圖片: 印嘉娜拉Facebook/經同意使用

在1992年,印嘉娜拉一個朋友Kátia Tapety,在皮奧伊(Colônia do Piauí)一個小鎮被選為市政議員,成了巴西政壇首位跨性別者,後來的選舉裡,Kátia成了那個小鎮票數最高的候選人,再後來的選舉,她被選為副市長。

24年後,巴西政壇的跨性別者比例仍舊相當低,但今年的選舉卻有打破紀錄的參選人數字。至少有80位候選人自我認同為跨性別,其中6位贏得選舉。對正在慶祝勝選的印嘉娜拉來說,這也是一個勝利:

Passamos um recado:Estamos e ficaremos em todes espaços que nos foram negado.

Essa minha suplência é uma vitória de todes corpos de transvestigeneres que tombaram por mim.Que sobreviveram por mim.Que tombaram ao meu lado.Pelos corpos que poderão dizer : Sim podemos por que elas e eles puderam.

Sou resistência.Sou resiliência.

We’ve sent a message: We are and will be in every space that has been denied from us.

My alternate seat is a victory to all the bodies of transvestigeneres that have fallen for me. That survived for me. That have fallen beside me. To the bodies that can now say yes, we can because they could.

I’m resistance. I’m resilience.

我們送出了一個訊息:我們正在,也將會出現在任何否定我們的地方。我贏得一個候補席次,這對所有為我墮落的transvestigeneres來說是個勝利,那些為我而活下來的人們、那些在我身邊殞墮的人們。[我想對]那些現在可以說Yes的人們致敬,我們的成功,奠基在他們的成功之上。

我是抵抗(resistance)。我是彈性(resilience)。

譯註:
何謂「易服者」?何謂「順性別者」?
1. 「易服者」(Transvestites)是指不否定自己的身體性別,只是透過穿著異性服裝感到性興奮,獲得性滿足的人。這並不表示他們想要改變生理性別, 所以易服者不等同於換性人(Transexuals,或稱作變性人)。當然,也有些喜歡易服的人士,不一定涉及「性」,純屬個人衣著行為及身份認同的選擇,只是與社會固定的性別模式不配合。(參考資料:http://www.djbling.asia/all/okok/
2. 「順性別者」(cisgender)是指個人的性別認同和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一樣的人,與個人性別認同和出生時生理性別不一致的跨性別者(transgender)是相對應的概念。另一方面,如果個人的性別認同無法被簡單歸類為男性或女性,就可稱作「性別酷兒」(genderqueer)。(參考資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7964

校對:Conny Chang

2017法國總統大選 情勢撲朔迷離

2017/03/15 - 12:22

圖為2012年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時各本土省、5個海外省及海外投票中,最高票候選人的地圖。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粉紅色;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灰色;尼可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藍色。圖片來源:BigonL 維基百科創用CC-BY-30。

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將於4月23日及5月7日這兩個週日舉行,緊接在後的則是6月11日和18日的國民議會議員選舉。這一系列的選舉和往年有著許多差異。首先,是因為這是法國第五共和以來,首次即將卸任的總統─即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選擇不角逐連任。另一個原因,則是不論在國內或國際層面,這次的競選活動都引起了一種不安的氛圍。

傳統政黨面臨困境  

2012年,社會黨(le Parti Socialiste)和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等傳統政黨在第一輪選舉就已在各省取得領先。但今年,第一輪的結果將充滿不確定性:根據最近一次的民調,這兩大政黨的候選人僅為第三和第四偏好,落後國民陣線(le Front National)候選人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和「前進!」運動(le mouvement En Marche)候選人伊曼紐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候選人法蘭索瓦‧費雍(François Fillon)目前因為其妻子潘妮洛普(Penelope Fillon)坐領乾薪的醜聞而法律問題纏身。社會黨(le Parti Socialiste)候選人貝諾瓦‧阿蒙(Benoit Hamon)則是在贏得左派初選後,民調關注度便停滯在16%。.

此種傾向顯示大眾對於一貫的政策框架並不信任,且有強烈的改變意圖。任職於法國民意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opinion Publique, IFOP)民意與策略部門的尚─菲利浦‧杜布呂(Jean-Philippe Dubrulle)解釋為何這場選舉不同以往

Aujourd'hui, on voit deux tendances assez contradictoires : D'un côté une baisse la participation (ou du moins un désintérêt) et d'un autre une plus grande richesse de l'offre politique. Le désintérêt était justifié par le fait que les gens avaient l'impression que personne ne représentaient leurs idées. C'était, le gros candidat de la gauche et le gros candidat de la droite et puis c'est tout.  Aujourd'hui l'offre est beaucoup pus variée avec des lignes très marquées à gauche, comme à droite ce qui fait qu'on aboutit à deux pôles extrêmement forts. Même si les Français ont déjà une bonne idée des candidats qui seront en lice, l'offre n'est pas encore fixée. Tout peut se passer. On assiste clairement à un refus des candidats du passé. Est-ce que tout ça aboutira à un sursaut de mobilisation ou une baisse ? Il est trop tôt pour le dire.

目前,我們看見兩個背道而馳的趨勢:一方面民眾參與程度下降(或至少是冷淡的),另一方面政策卻更豐富了。這種冷淡早就被證實為人們對於「無人可代表其意見」的感覺的一種呈現。不過就是一個極左派和一個極右派的候選人罷了。當前除了在左翼、右翼的兩個強烈的極端之外,政策方案更多元了。即使法國人已對誰會進入第二輪選戰有基本的想法,政策卻尚未定型。什麼都有可能會發生。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過去的候選人們曾[對改革社會]予以拒絕。這一切將會催生政治動員的啟動或衰微呢?現在就要對此預言,其實是言之過早了。

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政策無可避免地攀升中  

美國總統川普的勝選、英國脫歐、匈牙利極右派及歐洲各種民粹政黨的崛起,這些都是許多國家抗拒全球化並有意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最明顯的指標。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資深研究員、並同時在波爾多政治學院服務的奧利維‧哥斯大(Olivier Costa)認為,西方民主世界的此一趨勢中有一些普遍的原因

Les gens ont le sentiment que l’avenir est noir et que les vieilles recettes des partis établis ne fonctionnent pas. De ce fait, beaucoup ont la tentation de s’en remettre à des nouveaux venus sur la scène politique qui proposent de nouvelles solutions. Les ficelles sont souvent un peu grosses mai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s gens s’en fichent. Il y a ceux qui croient à ce que proposent ces nouveaux venus en se disant que ça n’a pas été essayé, et ceux qui sont dans une logique protestataire, de ras-le-bol par rapport aux partis établis. Aussi, ce succès est dû au fait que les partis traditionnels n’arrivent pas à proposer une alternative.

人們現在有種感覺:覺得未來是黑暗的,而老牌政黨提出的舊方案都起不了作用。正因為這樣的情勢,許多人試著將希望寄託在這些提出新解方的「政治素人」(des nouvequx venus)身上。他們的手段也許不怎麼高明,但就某種程度上,人們也不在乎了。有些人相信這些素人並自我說服,認為他們提出的都是未曾被試驗過的新方案,有些人則基於抗議的心態,覺得受夠了這些老牌政黨。同時,由於傳統政黨未能提出一個替選方案,他們想成功也是十分困難。

眾候選人皆非完人

投票前的這幾週,沒有任何一位候選人能全然置身事外。雷朋民調領先,但她目前也身陷法律問題之中,特別是針對因[目前]擔任歐洲議會議員期間聘用多位助理坐領乾薪、在2012年國民議會議員與總統選舉期間接受俄羅斯政治獻金、以及因「散播暴力圖片」而遭解除歐洲議會議員司法豁免權等事件。而費雍在面對司法行動的威脅時,所有媒體也不忘攻擊他,忘記自己曾做出一旦遭起訴即退出選舉的承諾:

Que Fillon mette en application sa première promesse : “Je ne serai pas candidat si je suis mis en examen”.
Ça serait génial. pic.twitter.com/kSQO1XiSkX

— Salem (@Ibn_Sayyid) March 1, 2017

費雍提出了他第一個承諾:「若我被檢方起訴,我將不會參選總統。」

這要是真的就好了。

馬克宏的知名度仍然不高,他既沒有傳統政黨的支持,也沒有傳統政黨結構的背書。阿蒙在匯聚左派力量上也不易著力,畢竟他得承擔第五共和到目前為止最不受歡迎的總統所留下來問題。

上述這些因素,使得這次選舉成為近十年來最難以確定的選舉之一,不論最終誰勝選,法國領導人都將面對治國任務越加複雜化的挑戰。

在哈薩克發放免費紙鈔 男子遭警方逮捕

2017/03/12 - 11:41

圖為1萬元哈薩克堅戈(Kazakhstani tenge,其貨幣ISO 4217代碼為KZT)紙鈔,價值約為31美元。

在哈薩克第一大城阿拉木圖(Almaty)的人行道上,一名男子身穿黏滿哈薩克貨幣堅戈(tenge)的大衣,手持標語,表示歡迎任何有需要的人自行取用紙鈔。毫無意外地,在這個中亞警察國家執行這種社會實驗,當然沒有好下場。

這名男子被逮捕,可能是警察接獲路人投訴後所做的處置,但也可能只是警察一時興起。警察利用警察廣播電台,以俄語說明他們「逮捕這名男子」,這個用字,彷彿是在說「逮捕」一個站在人行道上的男子是一件天大的難事。

上方影片的最後片段,警察要求男子提供文件,證明他在幫助別人,以及他是否為某個派系的成員。該名男子回答:「派系?我幫助別人還需要文件證明啊?」

該影片並沒有記錄到男子被逮捕的後續發展,不過大多數的YouTube用戶都對這名男子表達支持

менты всего боятся….Ну и завидуют тоже)

The cops fear and envy everything

警察對任何事都會感到害怕和忌妒。

諷刺的是,哈薩克一間大型連鎖店最近才因為讓貧民「依其所需」來取用免費的麵包與其他小麥產品而被表揚。由於2014年國際石油價格較先前大跌約50%,連帶影響哈薩克貨品出口價格也跌了一半,當前的哈薩克仍在努力自經濟蕭條的困境中掙脫。

吉爾吉斯-中亞記者們在愛與衝突中的庇護所

2017/03/09 - 13:15

中亞政治地圖。經知識共享署名而取得使用許可 – 創作共用釋出條款3.0

這是一篇來自合作媒體EurasiaNet.org的報導,由來自吉爾吉斯的Zukhra Iakupbaeva所撰寫,Zukhra也是全球之聲的撰稿者。本文經同意後發表。

對於經常面對險惡環境的記者們而言,吉爾吉斯(Kyrgyzstan)相對來說已算是一個安全港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來自中亞不同區域的記者們都在這裡駐紮了下來-通常是基於安全和職業發展的需求,也有些是基於個人的原因。

無國界記者(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揭露的2016年新聞自由指數即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上述情形。中亞對於訊息的自由流通以及獨立新聞並不友善,如土庫曼(Turkmenistan)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等國,由於自由度極低,故都於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敬陪末座,甚至與北韓及伊索比亞並排。同時,塔吉克的新聞媒體長期以來亦遭受壓迫,而反抗行動自2015年底開始加劇,並且導致數十名記者選擇離開這個國家。

三名新聞工作者於中亞不同地區間的移動,清楚地呈現了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Bishkek)何以逐漸成為尋求創新及知識的自由人士的大本營。

Diana Rakhmanova是一位來自塔吉克(Tajikistan)的記者,她表示,她曾於2010年間至吉爾吉斯參加由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組織(German broadcaster Deutsche Welle)所舉辦的三個月研習,而該研習課程完全顛覆了她對新聞的理解。

Rakhmanova在比斯凱克衆多咖啡館中的其中一個咖啡館中,一邊啜飲著咖啡、一邊向EurasiaNet.org說道:「讓我吃驚的是,連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們對政治也感興趣,而且他們也可以從政府官員那裡獲取資訊。政府官員才是懼怕記者的角色,而且,那裡的社交網路應用也很活躍。」

研習課程中場休息的時候,Rakhmanova認識了一名當地的記者,該名記者給了她一個在比斯凱克的工作機會;因此,Rakhmanova在一年後又回到了比斯凱克。Rakhmanova說她也面臨了一些很艱難的適應問題-她說:「我當時完全記不住任何一個吉爾吉斯名字,也搞不清楚吉爾吉斯的議會派別。」

Rakhmanova的韃靼(Tatar)民族背景幫助她理解了部分的當地語言。「當我用俄語提問的時候,我能明白對方用吉爾吉斯語的回答。這是因爲我的韃靼語很好,我在塔吉克斯坦的家人都能流利地說韃靼語。」

有時候,區域的緊張局勢也造成了官僚上的麻煩。她表示:「有一次,因爲發生在吉爾吉斯與塔吉克邊界處的爭議區發生槍擊事件,使得我不能從塔吉克入境到吉爾吉斯。我同時也是俄國公民,所以在那次的事件中,俄國護照幫助我入了境。」

Rakhmanova說她沒有計劃要回到塔吉克。

她說道:「我不想再回到塔吉卡斯坦,原因是我不能再適應沒有自由言論的環境,並且我還有家庭在這裡,我有丈夫還有一個1歲大的兒子。」

對於其他記者而言,家庭及伴侶等因素通常會較職業上的考量優先。

現年28歲的Elyor Nematov是一名來自烏茲別克西南部城市布哈拉(Bukhara)的攝影記者,他說當他決定搬到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時,他的朋友們都非常吃驚。他當時向朋友們的解釋是,他需要離他住在比斯凱克的未婚妻近一些,而到了比斯凱克之後,他才找到一份記錄片攝影師的工作。

Nematov說,在烏茲別克的時候,他的工作並沒有帶給他什麽困難,倒是他的巴哈教(Bahai)信仰為他惹了不少麻煩。

他說道:「當我還是學生時,只因爲我信仰巴哈教,警察就懷疑我是極端分子。在塔什幹(Tashkent),因爲當警察在進行反極端主義的特別行動時,他們認爲我在反抗他們,因此我被拘留15天。實際上,在拘留期間,他們在記錄我,而我曾請警方解釋拘留我的原因。」

Nematov對他住在什麽地方也不太計較了。他說:「我感覺不到國界,我雖然住在吉爾吉斯,但是我報導的是整個中亞。」

跟Rakhmanova一樣,Nematov也沒有馬上離開塔吉克斯坦的計劃。相反地,他目前的想法是在是比斯凱克設立一個記錄片的攝影新聞工作中心,而且這個中心將可以支援整個中亞,與他做相同工作的人們。

縱觀整個中亞地區,對獨立思考的記者及研究者們而言,條件最為嚴酷的是土庫曼。在那裡,敢於涉足獨立新聞的極少數人常遭受恐嚇,拘捕及人身攻擊

33歲的Olga於2001年間自土庫曼來到比斯凱克。她現在在一家比斯凱克的教育機構從事政治分析的工作,偶爾也會針對土庫曼的人權、教育及石油等議題撰寫評論文章。

Olga最早是以學生的身份來到吉爾吉斯的。要求於報導中僅揭露其筆名的Oleg告訴EurasiaNet.org:「在美國大學比什凱克中亞分校(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的第一年,我幾乎整年都待在圖書館裡。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對我而言,這簡直就是一種享受。」

2000到2010間的幾年在是在土庫曼求學的黑暗時期。2005年2月,現已過世的時任總統Saparmurat Niyazov下令,因爲絕在部分的鄉村居民不識字,所有的地方級圖書館處皆處於無用狀態。基於上述原因,除了少數幾個大型圖書館及學生圖書館外,Niyazov下令關閉了國內幾乎所有的圖書館。

該事件加上其它的政策使得土庫曼為國際所孤立,也使得Oleg認識到她在本國的選擇十分有限。Oleg說道:「我繼續留在吉爾吉斯是因爲在土庫曼我很難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要跟我的的資歷相關的話)。」她也表示,因為不會講土庫曼語,她也受到了許多限制。「石油及天然氣公司在當時蓬勃發展,也可能是當時最有前景的選擇,但是我想找社會發展領域的工作。」

當被問及是否有計劃回到土庫曼時,Olga表示她傾向不去想這個問題,而是將更多的關注投入於在未來的學習發展及她6歲的兒子身上。在吉爾吉斯的經歷讓她體驗了自由,並使她很難再去接受土庫曼境內蔓延開來的壓迫。

爲了強調土庫曼環境的危險性,Olga回憶起2005年間,當吉爾吉斯的革命展開時,她還是美國大學中亞分校的一名學生。當時,她的父母接到了安全機構的一通電話。她說道:「他們(國安人員)想知道我是否有參與革命。」

校對:FangLing

政治因素使突尼西亞的隱私權仍未受到保障

2017/03/06 - 13:33

繪著監視攝影機的塗鴉藝術。此圖發佈於Pixabay,並註明可轉載。

突尼西亞(另譯:突尼斯)的宰因·阿比丁·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政權因其對人民縝密的監控而惡名昭彰,然而,在其倒台的六年後,僅管突尼西亞於2014年於憲法中載明所有公民應享有隱私的權利,該國的資料保護法律及相關實踐仍尚未達到國際標準。

1959年六月,突尼西亞在首位領袖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位期間,於其所頒布的憲法(第九條)中首次正式認定國家有義務保護公民的個人資料;2004年七月,突尼西亞通過了資料保護法案(2004年七月第63條之7),隨後,突國於2008年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機構來確保人們的隱私權受到保護,該機構遂自2009年起執行相關作業。僅管突尼西亞於此後經歷了政權上的劇變並改進了官方機制,但這些早在班·阿里執政時期就通過的隱私權保護法案至今都沒有進一步的進展。

2004年資料保護法的關鍵修訂草案係由資料保護局(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編制,其目的主要為保護該機構免於政府干預,並明文規定政府不得在未經資料保護局的同意之下,蒐集、處理並轉遞任何個人資料。

隱私權侵犯事件仍天天都在突尼西亞上演

如果該修訂案順利通過並得到落實,應會對人們在突尼西亞-這個常常蔑視隱私權的國家-的日常生活有顯著影響。

新草案中訂定的義務及相關制裁將會限制電信業者不得向用戶投放廣告簡訊、以及限制超商不得取得、移轉和儲存會員卡中的資訊。這個改革法案也將限制民間企業不得在未經客戶同意的情況下,向第三方出售個人資訊。

個人及企業不法於公共空間安裝監視攝影機則是觸犯隱私權的另一個常見情形,而這現象也同樣受到2004年資料保護法草案的規範。該法案載明,監視攝影機僅可於申請程序通過以後,安裝於商業中心、停車場及大眾交通工具據點等公共區域。

資料保護局局長Chawki Gaddes表示,全國約有30,000部監視攝影機係經非法安裝。茲舉發生於2015年間的一個例子而言,北部Megrine小鎮的民眾曾為了抓亂丟垃圾的兇手,在街上安裝兩台監視攝影機,但此舉也危害了城鎮中其他居民的隱私。

改革之路

Chawki Gaddes和資料保護局的新董事們已針對加強隱私權的保護採取了許多措施,他們替突尼西亞申請加入「歐洲理事會之個人資料保護協定」的第108號公約( Council of Europe’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Convention 108)),而隨後,該理事會也突尼西亞繼續進行其資料保護改革,以取得公約會員國的有效資格。

除了從物聯物(Internet of Things)上取得的個人日常生活資訊外-舉凡冰箱、檯燈、車子及洗衣機等網頁記錄,突尼西亞加入歐洲理事會後,個人資料的法律保護範疇將會拓展至監視攝影機、就醫資訊及其它敏感的個人資料。在政府於本月份通過一項成立互聯網管理機構的法令以後,突尼西亞的隱私權議題可望更受到重視。矛盾的是,資料保護局並非不隸屬該機構。

改革因程序拖延而停滯

資料保護局的議題已一再地因其它機構的延宕及程序性的官僚問題而一再被拖延,而這也使突尼西亞保護公民隱私權的時程受到影響。

在近日與Nawaat.org的訪談中,Gaddes提到,針對「修改2004年版資料保護法」提出議案已經是六個月前的事了,然而因為「這僅他是個人的提案,而非來資料保護局的董事會」,這份提案至今仍未被送至內閣及國會。

因此,在董事會開會討論以前,這份提案都沒辦法通過;然而自2016年五月起,資料保護局已不可能發起會議並達到通過議案的法定人數了。除此之外,兩位被任命為董事會永久成員的法官因酬勞爭議,仍未對是否接任給予正面回應。

獨一無二的識別碼、生物識別以及目前的挑戰

在2015年九月的會議中,負責實施國家策略計劃(National Strategic Plan)的策略理事會(Strategic Council)授權資料保護局作為建立及維護所有公民及企業「獨一無二的識別碼」-此一複雜且具爭議的計劃-的監督角色;國家策略計劃是突尼西亞發展國家數位經濟的權責單位。此「獨一無二的識別碼」系統旨在透過單一識別碼,蒐集與身份證、公民狀態、社會安全、收入、稅賦及其它私人資料,並將由「國家訊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nformatics)、及負責即將到來的地區選舉的地方事務部(Ministry of Local Affairs)進行管理。

有鑑於能夠確保個資受到保護的相關法令尚未完善,這項識別碼計劃讓突尼西亞的隱私權倡議者們感到憂心。很不幸地,這項計劃又和突尼西亞新的生物識別計劃-eCIN相連結。eCIN計劃將會將每位公民的個人生物識別資料-包括照片、指紋、社會安全碼及住家地址嵌入身份證的晶片中。

在一個討論去年甫由政府通過的生物識別身份證相關法案的廣播節目中,來自內政部的代表證實了新型生物識別身份證將會包括獨一無二的識別碼,而資料保護局對其並無管理權限。在新「eCIN」的晶片卡中嵌入獨特的識別碼將會使警方得以在不受任何控制的情況下,進入一個存有巨型個資的資料庫,而龐大的監視系統從而建立。此外,各個存有敏感個資的資料庫之間,在沒有安全及加碼結施的情況下,其交互連結也增加了駭客(另譯:黑客)入侵的風險,並提高了當權機構不當使用個資的潛在風險。

這項法案仍未經國會討論及通過,並受到專家、社會團體、數位權利倡議者及資料保護局的批評。資料保護局於2016年11月3日所發佈的聲明中表示,政府始終不讓他們對草擬該法案表示意見,並強調民間社會行動者們對於這麼一個計劃的重要性。現在,因法案已被送至國會,除其聽證會得以表示意見外,資料保護局已無法再對此草案置喙。

將希望寄於倡議行動

有鑑於政府在保障人民隱私上緩慢的改革速度及怠慢的處理方式,本年度突尼西亞各地將會舉辦大型會議及工作坊以提高對此議題的關注,並期能加速突尼西亞符合「歐洲理事會第108號公約」(Convention 108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的時程。五月底,將會舉辦由聯合國隱私權議題特派專員Joseph Cannataci所主持的中東及北非地區工作坊;而2017年下半年, 將舉辦有與法語區個人資料保護局協會(Francophone Association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的資料保護專員們的會談。若經歐洲及突尼西亞雙方同意,該會談將在借助歐盟的專業之下,由資料保護局所主持。

在此同時,資料保護局仍是唯一倡導隱私權的公共部門。雖然突尼西亞有上千個活躍於各地區的非營利團體,但僅有少數致力於隱私權等的訊息通訊技術或數位權利;而就算有這樣的團體,他們的聲音亦常常被忽略。今年2月1日,通訊科技及數位經濟部長Anouar Maarouf表示,由於政府已決定檢視策略理事會的組成結構,在三個月後的下一場會議中,該理事會中的兩個社會團體代表可能不會再受邀

香港家長擔心兒子喜歡迪士尼公主

2017/03/04 - 01:55

圖片素材擷取自Flickr用户Amy的照片(CC:AT)

育兒問題一向是香港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香港著名流行曲女歌手楊千嬅的一段訪問片段近日在網上瘋傳,她在片中提及自己的育兒經驗,引起了另一輪爭論。

訪問在兩年前進行,但有關短片於兩週前再次出現於網上。楊千嬅在訪問中憶述自己如何阻止兒子喜歡《冰雪奇緣》中的角色Elsa,以免他建立會被認為是女孩的品味。

「有陣時佢鍾意Elsa我鬧到佢死」
「咁佢男仔嚟㗎嘛,攞隻Elsa做乜鬼嘢啫?」
「我將佢張相key落白色(Elsa)度,跟住我個仔即刻話『No, mammy no!』」
「佢好鍾意玩廚房嘢,咁我就好奇怪啦,喂!咁樣會唔會變乸型㗎?」
「我成日驚佢鍾意粉紅色嘢,我就話『NO,Mammy唔鍾意呢啲嘢,唔准睇』」

「有時候他會喜歡Elsa,我把他罵個半死」
「他明明是男孩子,幹嘛要拿著Elsa?」
「我把他的臉合成在Elsa的臉上,然後他就馬上說『不行,媽媽,不行!』」
「他很喜歡玩廚房類的玩具,我覺得很奇怪,喂!這樣會不會變娘娘腔啊?」
「我怕他喜歡粉紅色的東西,我就說『不行,媽媽不喜歡這些東西,不許看』」

楊千嬅的言論引來人們批評她的教養方式,亦批評她助長性別定型。Facebook上廣受歡迎的娛樂新聞頻道「King Jer」貼出了該段短片,並附上留言:

其實2020年都嚟緊,好難想像社會仲有「女仔先鍾意粉紅色」呢啲咁老土嘅 stereotype,更難想像係楊千嬅身邊不乏同性戀朋友和粉絲[…],居然有呢啲想法……

其實2020年都要來了,很難想像社會上還會有「女孩子才可以喜歡粉紅色」這樣的老套定型,更難想像的是楊千嬅身邊不乏同性戀朋友和粉絲 […],居然會有這些想法……

香港LGBT組織Action Q HK在facebook上那段訪問下留言:

鍾意廚房會變乸型,咁謝霆鋒一定好乸
鍾意Elsa會變女仔,咁講千嬅係羞辱過億Elsa支持者

喜歡廚房會變娘娘腔,那麼謝霆鋒一定很娘炮。

說喜歡Elsa會變女生是在侮辱過億的Elsa支持者。

楊千嬅最後在facebook上撰寫了一長篇道歉貼文,澄清自己在訪問之後那兩年裡已經改變了想法:

[…] 還是忠於他的選擇,更嘗試投入他的世界。因為他喜歡Elsa,認識了所有公主系列的故事,並培養了閲讀興趣;因為他喜歡煮飯,他學會了製作布朗尼(Brownie),今年吃到他親手做給我的蛋糕。 其實最終不用想太多,路是他們自己走出來的。今天大家在網上的留言是正是負也好,都是一種提醒;我對於先前的訪問影片引起許多人的不安感到深深抱歉。父母這條路,絕對不容易,是一輩子的功課,我也仍在學習中。但這些都是快樂的經驗,我對此充滿感恩,讓我們一起努力、互相打氣。

楊千嬅或許已經改變了她的態度,但是她以前的那一套教養模式仍然是主流。在社交媒體上,很多家長覺得阻止男孩們玩一些銷售對象為女生的玩具沒有什麼問題。例如,有些家長在「立場新聞」的Facebook專頁上這樣留言:

為人父母亦好難怪佢,因為踏上呢條同志路,一定受盡歧視可能親戚朋友都遠離你唔會開心,人生道路崎嶇難行

身為父母也很難怪她,因為踏上同志這條路一定會受盡歧視,可能親戚朋友都遠離,你不會開心,人生道路也變得崎嶇難行。

父母都有對子女嘅期望,好正常吖,點解要鬧佢地唔應該有嗰個期望呢?

父母都有對子女的期望,這很正常,為什麼要罵他們有這種期望?

Stereotype個個家長都有架啦
只不過佢咁啱做左岀黎 俾你地見到啫
我總唔信 個個人都會叫自己小朋友接觸並嘗試每項新事物

每個家長都有性別定型的問題,只是剛好她做了出來,又剛好被你們看到了而已。我就不相信每個人都會叫自己的小朋友接觸並嘗試每項新事物。

此外,香港有不少家長都擔心自己子女的行為是否正確地「表現」出應有的性別。以為人熟悉的香港育兒論壇—「親子王國」上的討論為例,家長們會討論「如何知道男孩子是娘兒們?」大部分答案最後把某些特定的姿勢或聲線冠以娘娘腔之名。

就算是自由開放的家長,他們或許也會受到來自親戚朋友的壓力,確保他們的子女符合性別規範。一名家長在「親子王國」上寫道:

阿囝就快4歲,自小就鐘意玩女仔玩具,例如鐘意Disney princess, Elsa Anna , 曾經都有玩過車之類,但去買襯玩具就會揀公主或女仔d嘅玩具,由始至終我都冇刻意迫佢玩男仔玩具,我覺得玩具唔應該分性別,亦唔應該強迫佢玩d咩玩具,所以每次佢要買d女仔玩具或公仔我都照買俾佢,當然屋企或朋友會有反對,話我會令個囝第時變乸型,會變基佬 -.-

兒子快四歲了,從小就喜歡玩女孩子的玩具,例如喜歡迪士尼公主-Elsa、Anna。曾經有玩過車之類的玩具,但每次去買玩具的時候都會挑公主或者是女孩子氣的玩具。我從來都沒有可以逼他玩男孩子的玩具,我覺得玩具不應該分性別,也不應該強迫他玩些什麼玩具,所以每次他要買女孩子的玩具或者是娃娃的時候我都不會拒絕。家人和朋友當然都會反對,說這樣會讓我的兒子將來變娘娘腔和同性戀。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都在抗衡對孩子們的性別定型。在英國,積極分子已經發起了名為「讓玩具就是玩具」(Let toys be toys)的活動,呼籲玩具公司移除產品上的性別標籤。網購巨頭Amazon的也已摘下了玩具部搜尋篩選器中的「男孩」、「女孩」類別。看來香港還要走上一段路才跟得上國際步伐。

校對:FangLing

敘利亞女郎在克里姆林宮資助的新性感月曆上感謝俄羅斯士兵

2017/03/01 - 12:59

3月小姐對俄羅斯士兵說:「我曾擔心我們再也不能見到對方。」來源:FromSyriaWithLove.ru。

2016年年初有接近4,000個非牟利組織(台譯:非營利組織)向克里姆林宮申請補助金,希望資助向俄羅斯年輕人推廣運動、價值觀及科學等計畫。70個不同項目共獲資助約2億3千8百萬盧布(即380萬美元)。在9個補助金獲選者當中,俄羅斯青年聯盟(Russian Union of Youth)被要求專責利用基金「將俄羅斯文化遺產大眾化」。

在2016年12月中,人們可嘗到俄羅斯流行文化的滋味:用亮光紙印刷的月曆,12個美麗的敘利亞女士擺著不同姿勢,旁邊則是用調情語氣讚美莫斯科在中東軍事行動的字句。每位模特兒都戴著俄羅斯傳統頭帶(kokoshnik),「以示對俄羅斯的尊敬」。

相比起6年前普京收到的58歲生日禮物,這個月曆比較不情色。當時那個月曆充斥著就讀於莫斯科國立大學傳播系的半裸女學生,伴隨著簡短及帶性暗示的訊息,影射著普京其難以抗拒的男子氣慨。

新作品沒有那麼性感,也不是專屬於普京。這次的對象是「俄羅斯軍人」,而這版月曆亦於12月17日特別運送到俄羅斯於敘利亞的駐軍。

不過俄羅斯士兵也不容易忘記普京,在普京生日的月份他們依然將會被提醒。10月小姐(Yara Khasan)說:「告訴我你的總指揮是誰,我會告訴你你是誰。」

10月小姐向俄羅斯士兵示意。來源:FromSyriaWithLove.ru。

其他月份的訊息都有同樣性慾的味道,表達女士們被寬慰、被拯救或者被勾起性慾後的謝意。2月小姐玩笑稱道:「你有假期,但我有禮物。」2月是俄羅斯慶祝祖國保衛者日(Defender of the Fatherland Day)的月份。

不清楚這個月曆是哪時完成的,但某些月份的妙語已經可笑地過時了。例如,8月小姐作祈禱狀說:「我的帕邁拉(Palmyra)的命運在你手中。」帕邁拉是一個古代的敘利亞城市,2016年3月時由政府軍在俄羅斯空襲配合下奪得,然後突然在12月11日回到伊斯蘭國戰士的手中。

8月小姐說:「我的帕邁拉的命運在你手中。」來源:FromSyriaWithLove.ru。

在這個月曆的11月,甚至慶祝俄羅斯老舊的航空母艦「庫茲涅佐夫號」(Admiral Kuznetsov,為蘇聯時代建造的航空母艦,但也是俄羅斯當前唯一一艘)到達敘利亞海岸參與戰事的那日。不過,自從它到達之後,先後有兩架飛機在試圖降落時因為甲板上的機械故障而撞毀

這個月曆出自「公民」的手筆,這個組織被俄羅斯青年聯盟挑選來設計一個計畫,意在發掘能夠表達俄羅斯「文化及國家價值」以及「現代俄羅斯的勝利及成果」的「國家導向的年輕藝術家」。

這份月曆確實是俄羅斯的勝利紀念碑。對於美國拒絕連同俄羅斯一同支援阿薩德政權,月曆的作者並無隱藏他們的蔑視。在12月15日的新聞稿內,作者寫道: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западные СМИ часто ссылаются на аккаунты “сирийских девочек”, которые на безупречн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пишут о том, как они ежедневно страдают от действий русских. Причём эти “девочки” даже не могут ответить по-арабски н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 помощи. Все большему числу люде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нятно, что эти пронз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пишут не восьмилетние девочки, а SMMщики ЦРУ, но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и участниц проекта важно, чтобы те, кто сражается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знали, что думают о них настоящие дочери Сирии».

Recently, the Western media often cites the [social-media] accounts of “Syrian girls” who write in perfect English about how they suffer daily because of what the Russians are doing. And these “girls” can’t even respond in Arabic when people offer to help.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se wild stories aren’t being written by eight-year-old girls, but by social-media experts in the CIA. The organiz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is project, however,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Russian] men fighting the terrorists [in Syria] know that real Syrian girls are thinking about them.

最近,西方媒體經常引用所謂「敘利亞女孩」的 [社交媒體] 帳戶。她們用完美的英文去寫她們每日因俄羅斯所受的苦頭,而這些「女孩」甚至不能用阿拉伯文回應人們的援助訊息。愈來愈多人明白這些荒謬的故事並不是出自8歲女孩的手筆,而是由中情局的社交媒體專家所寫。相反地,這個計畫的主辦者及參加者認為,讓 [在敘利亞] 打擊恐怖份子的 [俄羅斯] 男人瞭解真正敘利亞女孩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社交媒體及8歲女孩的部份很可能是對巴娜.阿拉貝(Bana Alabed)的嘲諷。阿拉貝及其母親因在由反叛軍控制的東阿勒頗(East Aleppo)發推文而廣為人知。當時7歲的阿拉貝在2016年9月底被傳媒廣泛報導,令阿薩德的網絡支持者及希望證明她不存在的人相當憤怒。在同年12月14日,公民調查性質的網站Bellingcat發表研究,指出女童確實存在並居住在東阿勒頗。

俄羅斯青年聯盟的主席是Pavel Krasnorutsky,他是普京的其中一個「親信(proxy)」,意即在2012年總統選舉時被授權得代表普京對外發言。選舉勝出之後,普京讓這所謂的親信集團持續活躍運作,而Krasnorutsky亦有持續就教育事務提出意見。

更新:俄羅斯網站TJournal報導,至少部份月曆模特兒對於硬被加上那些性暗示子句感到被羞辱。據報導,10月小姐Yara Khasan在Facebook貼出僅限朋友閱讀的訊息,告訴她在敘利亞的親戚朋友,她跟其他模特兒對於月曆那些吸引眼球的字句一無所知。

「我們以為月曆只會有相片。」Khasan告訴TJournal,「但我們在網上見到月曆上那些愚蠢的句子時很驚訝。[…]我在Facebook向我的朋友圈解釋到底發生甚麼事,因為這在敘利亞的反應非常差。每人對於那些字句都很憤怒。」

Khasan表示,她跟其他模特兒僅僅被告知月曆是感謝俄羅斯士兵在敘利亞對抗恐怖主義。她要求月曆的創作者刪除那些字句,但印刷品據知已經運到駐軍那裡了。

校對:Conny Chang

埃及宗教改革 女性宣教士得以登上講道壇

2017/02/25 - 11:28

在開羅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Mosque of Mohamed Ali,又稱作Alabaster Mosque,即雪花石膏清真寺)的一名女性。照片來源:WikiCommons。

埃及宗教捐贈基金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日前宣布,史上第一次,女性宣教士將被允許登上埃及各清真寺的講道壇宣教。

宗教捐贈基金部宗教局的首長Gaber Tayei表示,共144位女性伊瑪目(imams,在阿拉伯文的原意為「領袖」,在當代伊斯蘭教中通常指在清真寺中帶領星期五做禮拜或平日祈禱的人)將接下[宣教士的]新職位,此舉正是埃及政府更大規模宗教言論「改革」的其中一步。

這些女性將以志願者的身分,於今(2017)年3月份起開始宣教並專注於「矯正」伊斯蘭法中錯誤的觀念─特別是和女性有關的部分。埃及各媒體曾報導,這些女性的每月薪資將只有120埃鎊(EGP)─大約相當於7.25美元(或約新台幣22.89元)。

Gaber Tayei在接受阿拉伯哈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 Arabi)訪問時稱,這些新上任的女性宣教士將自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為一所位於埃及開羅市區的伊斯蘭教學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學之一,校區內有艾資哈爾清真寺)取得宣教(即dawa)學位。

埃及政府先前已頒布一項法令,要求所有伊瑪目必須自該國最古老且最高等級的宗教組織取得學位,以作為國家在宗教言論統合化與溫和化之更廣泛努力的其中一環。

這些新來的志願者將特別針對女性閱聽群眾進行宣講。埃及的清真寺有[性別]隔離的設計,通常在清真寺後方會有一個專門留給女性的區域。

Gaber Tayei補充說明:「這些女性宣教士和男性宣教士的工作一模一樣…只不過服務的對象是女性教徒而已。」

他表示,每週將有兩日,由女性宣教士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宣教。這144位女性宣教士只是「第一階段」,接下來將會迅速地在「整個埃及」開放。當前估計埃及已有55萬名具有資格的男性宣教士。

現任埃及國會議員、同時也是前任艾資哈爾大學的教授Amina Naseer博士對此表示贊同:「雖然有點晚了,但這是非常大的進展。」

她向阿拉伯哈芬頓郵報指出:「這個想法必須擴散到整個埃及並獲得所有國家及宗教當局的認同…這項重要任務需要耐心才能達成。」

1996年,埃及曾讓19名女性擔任清真寺的「引導」(guide),替女性釋疑宗教問題,但這個計劃很快地就結束了。

這個新的做法受到許多人的歡迎:

前任宗教捐贈基金部宣教事務單位副秘書長Shawki Abdullatif在接受阿拉伯電視台(Al-Arabiya)訪問時表示:「這些女性宣教士將取得其工作的資格,這也有助於埃及女性的教育,確保女性不會為一些極端主義傾向及意識型態流氓所犧牲。」

「伊斯蘭歷史中處處可見女性扮演明智的協助者與建議者。」他並加以補充。

然而,這也引起了一些批評。在埃及網站Masr Al-Arabiya,網友Sheikh Mohamed Youssef Al-Gazar慎重地表示,希望女性將來可以成為宣教士,但認為這不該在清真寺內進行。

指出:「應該讓女性宣教士進入女校而不是清真寺,以免造成有關伊瑪目的問題。」

反對者也在社群網站上發起他們的抗議行動。

في خطباء جمعة لا يملكو الامكانيات التي تؤهلهم للوقوف على المنبر والخطبة بالناس
يجب على وزارة الاوقاف والشؤون الدينية اعادة النظر بالخطباء

— Abu Al-Zain (@abuualzain) February 3, 2017

They [women] do not have the capabilities to stand on the pulpit and preach to the people. 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 should re-think this

她們沒有登上講道壇和向人宣教的能力。宗教捐贈基金部應該重新考慮一下這個決定。

أئمة: الستات مكانها البيت وتربية العيال
◼ واعظات الأوقاف والأزهر.. هل تصلح النساء للعمل الدعوي؟
التفاصيل عبر https://t.co/SA3nrsmNoZ pic.twitter.com/pNF8eNOGsI

— مصر العربية (@masralarabia) February 11, 2017

Scholars, a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use looking after the children.
Female preachers and Al-Azhar… is it right for women to preach?

學者們,女性的地位就是在家養育小孩。
[擔任]宣教士和[就讀]艾資哈爾大學…女性宣講真的是恰當的嗎?

其他推特用戶則利用問卷發起一項民意調查:

تصويت #تفاعلكم :

بعد اعتماده في #مصر ، هل تعتقد أن هناك حاجة إلى واعظات في المساجد؟

— العربية – #تفاعلكم (@tafa3olcom) February 12, 2017

Vote your opinion:

After its announcement in #Egypt,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need for women preachers in mosques?

Yes. 46%

No. 54%

請投票表示您的意見:
在埃及做出這項公告後,請問您認為清真寺需要女性宣教士嗎?
同意:46%
不同意:54%

艾資哈爾大學並未對此項公告做出評論。埃及最高宗教權威和政府在國家的宗教空間上其實並未有合意。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fattah El-Sissi)總統所領導的埃及政府希望艾資哈爾大學能在宗教言論「改革」的行動中扮演要角。

近期每個週五的宣教活動中,兩大宗教團體不斷在宣教監督責任該由誰承擔的議題上進行辯證,而這也是對抗極端主義的一項標準化作為。

網上紀錄片講述保加利亞年輕母親的故事

2017/02/23 - 12:38

Irena Daskalova拍攝的紀錄片「誰是那些母親」的截圖。

保加利亞家庭計劃協會(Bulgarian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簡稱BFPA)是一個關注健康與性教育的非政府組織。日前,BFPA於YouTube發佈了獲獎紀錄片「誰是那些母親」,講述5個未成年生育的女人的故事。

這齣30分鐘的短片攝於2011年,使用保加利亞語配以英文字幕,以將訊息傳遞得更廣。畢竟,青少年懷孕和童婚是全球議題

BFPA表示,導演非常善心地容許他們將紀錄片放上YouTube。短片的描述這樣說:

G是個15歲的少女,她已經懷孕4個月……而這是她第二個小孩。她14歲時就產下第一個小孩。在保加利亞,每年大概有5千個年齡界乎13至18歲的少女「結婚」和懷孕,她便是其中一個。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她們都是自己撫養孩子的「小媽媽(childern-mothers)」。通常,她們都沒有自己人生的選擇權,一直被困在文盲、失業、貧窮的惡性循環當中。而她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都很可能重蹈覆轍,因為她們並不知道生命有其他的可能性。誰是那些母親?

在2012年3月,這紀錄片在第5屆羅姆人生活-中歐紀錄片節(Roma Life-Central European Documentary Festival)贏得獎項;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簡稱UNFPA)亦曾在活動上播映這短片。

導演Irena Daskalova繼續拍攝其他幾部短片,BFPA則繼續舉辦具教育意義的活動,推廣與性及生育相關的健康知識及權利。

校對:Conny Chang

我父親如何紀錄喀什米爾戒嚴時的100天

2017/02/19 - 19:56

喀什米爾的戒嚴。照片由作者提供。

(2016年)10月8日,我抵達斯利那加(Srinagar)機場,一切都和我三個月前離開時一樣,沒有什麼改變。喀什米爾依舊不平靜,居民的不滿顯而易見。一離開國際機場的防禦區,就會感覺到空氣中一股緊張的氣氛打在你的臉上。一圈又一圈帶刺的鐵絲網,訴說著人們在美麗牢籠中被腳鐐箝制的故事。

歡迎來到我的家鄉,在這裡,我總是被穿著迷彩服的男子質疑身分。在帶刺鐵絲網旁看守的印度武裝部隊也常常過來質問。

[分離主義領袖]布爾汗邇(Burhan Muzaffar Wani,或譯布爾汗‧瓦尼)在喀什米爾南部的一場短暫槍戰中死亡後,潛在的抵抗已經蔓延了喜馬拉雅地區的山區和山谷。和當地人談了一會,他們不假思索的回答:這次人民的情緒已經和2008年與2010年的起義不同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父親在三年前從政府機構退休。在他退休前,我從未看過他請病假或是因為任何原因待在家。這些日子他一直感到很不安。自從布爾汗邇過世,以及喀什米爾爆發反印度的示威抗議後,我父親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靜。

年輕的反抗指揮官在喀什米爾南方的一場槍戰中死亡。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我父親很少坐在一個地方休息、放鬆。他總是不停的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因為空氣中充滿了催淚毒氣,有時候連走到我們家大門那一小段路都不太可能。我父親唯一能在早晨平靜的坐著,是他讀當地英語報和烏都語(Urdu)日報的時候。

我父親退休之後,因為祖父身體虛弱,讓他還是忙得不可開交。他花了大部分的時間照顧我的祖父。而我的祖父在今(2016)年因久病纏身而去世了。

鄰居跨過靠近巷子的木頭,而其他人坐著談話。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在過去的一百天,山谷一直是封閉的。有無數的人民受傷,而至少有一百人因為武裝部隊使用泵動手槍而導致視力永久性受損。政府也展開了大規模的鎮壓。每一天都有人民被上百位鎮壓軍逮捕,並因「無法無天的法律」而被拘留。

我家外面用來擋住道路的石頭。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我回到家的那一天,一位12歲的學生成為霰彈槍下最新的受害者。前一天他被當地的警察從他家附近,近距離的射擊,導致他傷重不治。

嚴格的戒嚴開始實行。除了政府實施戒嚴,人民也確保「民間戒嚴」開始實行。民眾設置路障以防警察進入他們的區域。官方數據顯示已有446人遭逮捕,但是當地媒體報導,遭到逮捕的人數比官方所說的數據還要高很多。

那位男孩被槍殺後,市場完全關閉。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由於實施嚴格的戒嚴,示威者和其他人被限制在個人區域。

回到家後,當我指著父親的肚子,他便試著要掩飾它,但就算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還是藏不住他的肚子。

當我離開時,事情都變得不一樣了。每次我用室內電話和我父親聊天,我會問他一樣的問題:「你今天做了什麼?」而他的回覆也都一樣:「不是吃就是睡。」

我的父母親都變胖了。雖然我母親一直拒絕接受這個事實,但她確實變胖了。

坐在商店門口的長者。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很慶幸的是,我父親不用接受任何藥物治療,他也從來不需要吃藥。他能享受健康的人生。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變成了科技通。雖然他被限制只能在我們莫哈拉(mohalla)周圍的巷子活動,我父親用了他手機的照相功能,記錄了他在過去的100天所看到的事物。

作者父親待在家的第80天,透過窗戶玻璃拍了一張他的照片。

我父親可以移動的範圍包含:從我們家往北400公尺到Fateh Kada,往南300公尺到Kani Kadal,往西170公尺到Syed Mansoor Sahab橋,往東120公尺到我們所有鄰居居住、生活的那一端。

互動衛星地圖顯示我父親可以移動的範圍。圖片由Ieshan Wani後製。

根據谷歌地圖,我父親能自由活動的範圍被限制在990公尺內,比一公里還少10公尺。

我們最常在商店門口(在喀什米爾我們都說pyend)討論的就是喀什米爾起義、鎮壓、板球,以及最近的一起搶案,一個待嫁新娘價值七十萬盧比(一萬美金)的金飾在附近被搶。

小孩坐在限制範圍內的家門外。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我父親告訴我:「突然間,催淚瓦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飄出來,並在我朋友附近爆炸,然後我們全都開始逃跑,我和朋友的對話就這樣中斷了,」他還是繼續記錄著那個把他關起來的美麗牢籠,並把他記錄的成果給我看。

牛奶工人的牛跨越限制範圍內的路障。照片由作者父親提供。

譯註:

喀什米爾自從1947年從英國手中獨立後,就被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割成兩個部份,一直以來因為兩國坦僵持不下的領土爭議,而有著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除了國與國之間的領土主權問題,在印度控制之下的查謨與喀什米爾 (Jammu and Kahmir) 地區,因為宗教、種族與歷史文化背景的緣故,對於印度的認同也有所分歧,再加上當前印度莫迪政府的印度教國族主義色彩及強勢的作風,使當地情勢更為緊繃。

2016年7月,印度安全部隊射死了年僅22歲的分離主義領袖布爾汗‧瓦尼。9月,兩國在印控查謨與喀什米爾的烏里鎮(Uri)發生交戰衝突。此次衝突為二十年來最嚴重的一起,而一連串的衝突使兩國對於喀什米爾的主權歸屬爭議再度浮上國際版面。

2017年2月12日,印控查謨與喀什米爾的一座村莊再度爆發政府軍與分離主義叛軍(包含真主穆斯林游擊隊等組織)的激烈槍戰,造成4名叛軍與2名政府部隊士兵死亡。目前衝突仍未停歇

2016年相關報導:

當政治人物大敲引戰之鼓,印度及巴基斯坦百姓正疾呼和平

譯者:Ann Lin
校對:Conny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