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體聯播

即便毫無勝算,依然堅持教育:來自阿富汗中部高地並身兼學生與母親兩職的她,如何擄獲社群媒體的心?

全球之聲 - 2018/04/20 - 00:00

大學老師雅賀雅‧厄凡(Yahya Erfan)分享在臉書的一張照片,迅速在全球傳播開來。

這張照片的身影,訴說著愛和決心。

2018年3月中旬,在阿富汗的一間戶外教室,一名頭戴著藍色圍巾、坐在地板的學生,正在考試。特別的是,她盤坐的雙腿上,還躺著一名嬰兒。

大學教授雅賀雅‧厄凡(Yahya Erfan)在考試現場拍下這張照片,並將它發佈到臉書上。

接著,照片如同病毒般在社群媒體迅速蔓延。

照片中的女學生是25歲的婕漢特布‧艾哈邁迪(Jahantab Ahmadi)。她凝視著考卷,在此同時,她兩個月大的孩子,正因為耳痛而大聲哭喊。

婕漢特布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來自偏遠的后士托(Hoshto)--位在阿富汗的代孔迪省(波斯文:د دايکندی ولايت‎,英文:Daikundi)米拉馬區(Miramar)。

為了到省會尼利(Nilli)參加考試,婕漢特布得先徒步走過2個小時的崎嶇山路,接著搭上大眾交通工具,在崎嶇顛簸的公路上經歷9個小時的搖晃。

這張照片成了阿富汗的一股希望,因為在社群媒體上,關於阿富汗的消息,往往是充滿血腥攻擊。

Inspiring photo from social media: this mother is taking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while taking care of her child, in Daikundi. Afghan women are unstoppable. pic.twitter.com/lus0eeuH48

— Shaharzad Akbar (@ShaharzadAkbar) March 19, 2018

這張來自社群媒體的照片很激勵人心:在代孔迪省,這位母親正一邊照顧她的孩子,一邊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阿富汗婦女的決心是勢不可擋的。

Twenty years from now, that child will see this photo in a better Afghanistan (…where the wars, the suffering will become history, photos like these a reminder of the strength of those who stood firm in the face of it all) #fb https://t.co/wuJ0v5f2Or

— Mujib Mashal (@MujMash) March 19, 2018

20年後,這個孩子會在更好的阿富汗,看著這張照片(戰爭和痛苦將會成為歷史,而這類的照片將成為提醒,讓我們知道有一群人正堅毅地面對這一切) #fb

阿富汗仍是一個保守社會,許多男性仍反對女性接受教育,但婕漢特布非常幸運,她得到家人的支持和欽佩。

她的丈夫穆薩‧穆罕默諦(Musa Mohammadi)雖然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但一直是她的重要支柱。

當照片出現在社交媒體後不久,婕漢特布以152分(總分360分),通過了名為「kankor」的大學入學考試。

GoFundMe贊助活動

更值得慶賀的是,婕漢特布的故事讓國內外的資金贊助湧入。

例如,總部位在英國的「阿富汗青年協會」(Afghan Youth Association)開始了一項網路募款活動「GoFundMe」,目的是要幫助她支付大學學費。

截至目前為止,這場活動募集了超過14,000美元的資金(折合新臺幣約41萬元) ,這筆錢對這個貧困的國家算是個大數目--阿富汗約有39%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

藉著這項募款活動和其他資金,婕漢特布正在喀布爾(Kabul)的一所私立大學就讀經濟學。

阿富汗社會運動家札哈拉‧亞嘎納(Zahara Yagana)是發起募資活動的主要推動者,他也持續發布年輕學生的最新消息。

女性教育的推動依然驢步

即便國際間湧入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注入教育,但是阿富汗的文盲問題--特別是女性的文盲問題--仍然是後塔利班時代難以解決的問題。

依該國中央統計局(Central Statistics Organization,簡稱CSO)201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4%的阿富汗女性是文盲,僅2%的女性能接受高等教育;若調查將該國的主要城市排除在外,那麼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幾乎為零。

另外,2017年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簡稱HRW)一份報告也顯示,該國女性教育水平下降,「約有2/3的阿富汗女性並沒有上學。」

人權觀察也發現,特別是近年來,由於阿富汗對西方國家的戰略和軍事重要性漸漸降低,阿富汗政府和其國際夥伴對於發展教育的努力「近乎衰退」。

馬利:2018年的關鍵選舉

全球之聲 - 2018/04/19 - 00:30

「新月型沙丘行動」(Opération Barkhane,或譯巴赫爾內行動)士兵與馬利南部民眾交談。照片來源:TM1972 – CC-BY-4.0。

(本文連結除特別註明外,皆為法文)

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le weekend pascal),馬利北部巴爾赫內部隊(les forces Barkhane,來自法國的維和部隊)與聖戰組織開啟了一場新的對峙,凸顯了該國長期的安全問題,而僅僅幾個月後,馬利便要舉行關鍵性選舉了。

法國地方媒體法西日報(Ouest France)對該國的情勢,以一篇名為《馬利沒有復活節假期》(Pas de trêve pascale au Mali)的報導加以說明。這麼詮釋有其理由:當週週末的暴力衝突是因聖戰士與支持政權的戰鬥份子相互對立而起。在一場由法國部隊與位於馬利和尼日邊界支持巴爾賀內政府的MSA-GATIA(譯註)所發起的政治承認暨控制行動中,殲滅了30名武裝恐怖組織成員,期間沒有任何一名來自法國的「新月型沙丘行動」(Opération Barkhane,或譯巴赫爾內行動)士兵因而傷亡。

譯註:MSA-GATIA為兩個武裝組織的合作連線,中文譯作「阿扎瓦德拯救運動-圖瓦雷克•伊姆哈德自衛隊暨聯盟」,法文為le Mouvement pour le Salut de l'Azawad et le Groupe d'Auto-défense Touareg Imghad et Alliés。

憂慮續存

如同近期的各項行動,這項行動的成功,引發了一些樂觀的想法;然而,距離和緩馬利北部多年來陷入僵持的情勢還有一段時日。自2013年起,聖戰組織便自馬利北部被驅散,但即便關鍵性法國軍力已經介入,該區域仍處於當局控制之外。除此之外,衝突造成的混亂,使得盜匪更加猖獗並從中獲益,例如近期便有一名下士在廷巴克圖[zht]遭一名不明人士暗殺。

更糟的是,現在衝突已然擴散到鄰國,首當其衝的就是布吉納法索與尼日。有鑑於此,聯合國於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對此一不安全情勢發出警告,認為其「持續發展並漸進地深入該國中心」。聯合國強調

Des pertes de contrôle territorial, ajoutées à une fragmentation croissante des groupes armés [loyalistes] en fonction de leurs ethnies ce qui mène au développement de groupes armés non-signataires. Ces divisions croissantes représentent aujourd’hui la plus grande menace à l’application de l’accord d’Alger de 2015 et plus largement pour la paix.

失去對領土的控制,加上武裝團體[指支持政府的武裝份子]因種族因素日益崩解,致使未簽署協議的武裝團體漸漸崛起。這樣日漸嚴重的分歧,是當前對於2015年《阿爾及爾協議》(l’accord d’Alger de 2015)--或者更廣泛地說,是對於和平--最嚴重的威脅。

這份由馬利當局與圖瓦雷克[zht]及阿拉伯叛亂武裝組織簽署的《阿爾及爾協議》,本應伴隨著暴力衝突的緩解,卻在一位不願具名的外交官對外發言之後,計畫陷入停滯,而目前對和平的拖延,可說是「各方」都有責任。

關鍵選舉即將到來

突破僵局的其中一個出口,為4個月後的總統選舉。假如說,選舉擁有緩解該國情勢的潛力,那麼同樣地,要是投票過程可信度不足,選舉也可能反造成情勢加劇。就馬利的狀況來說,不確定性依舊存在:首先,即將卸任的總統易卜拉欣·布巴卡爾‧凱塔(Ibrahim Boubacar Keïta)是否會再度參選?而且除了政治問題之外,還有一些技術性問題得解決:如何確認近7百萬名選舉人的身分?如何計票並公告無具爭議性的投票結果?

馬利選舉指導委員會承諾,將「建立一個選舉人證生物認證系統」,然而該計畫招致反對派的批評,指出計畫所費不貲(不含稅的價金約5,400萬歐元,折合新臺幣約19億5,510元)也此刻也難以落實。

馬利總理蘇枚陸‧布貝耶‧瑪依嘎(Soumeylou Boubèye Maïga,2017年12月30日就任)一名親信顧問便承認

L’offre retenue me semble difficile, sinon impossible, à mettre en place à quatre mois du scrutin sur un territoire où la couverture Internet et d’électricité reste faible. On pourrait tout aussi bien s’orienter vers une solution peu coûteuse avec l’usage d’encre indélébile et la signature de registres, comme en France.

這項計畫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我覺得要在四個月後的投票之前,在這個網路和電力覆蓋率低落的國家完成這項計畫,感覺有些困難。我們其實也可以尋求成本較低的方案,像法國一樣,利用無法塗銷的墨水和在註冊名冊上簽名的方式辦理就好。

象牙海岸將數位化管理融入經濟復甦整合計畫中

全球之聲 - 2018/04/18 - 00:20

位於阿必尚(Abidjan)的私營商業工程學校 Agitel Formation 在2017開設的培訓課程。照片由Modjou拍攝,經授權轉載。

象牙海岸在強勁經濟復甦、歷經多項稅務及法規改革,及推動各項重要基礎設施之後,下一個階段又將會有什麼新的經濟革新政策呢?

於 2015 年再度被選為總統的阿拉薩內·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在其任期內施行的「象牙海岸國家發展計畫」(PND),以放眼 2020 年建立一個強盛國家為目標。這個目標建立在政治穩定、安全、有利的整體經濟框架、基礎設施發展,和在區域市場上取得優勢的基礎上,以在公共服務層面達到高效率。

國際社群及主要金融機構都相當支持象牙海岸政府所做的努力。基金管理機構在 2016 年即允諾以捐贈和借貸方式提供 154 億美元資援 PND 計畫。在 2017 年底,「世界銀行」則提供了將近 50 億美元的雙倍金援。

而「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也在今年二月公開發表了一項與「創業解決方案合作夥伴」(ESP)新簽署的合作計畫協議書,用以加強培訓中小企業(PME)。這個計畫將創造 2,500 個職缺,其中有 1,500 個落在偏鄉地區;其目標在於:

révolutionner l’entreprenariat en suscitant une génération de jeunes et de femmes leaders.

開發年輕世代與女性領導人以達到企業革新。

應映這個為期三年的計畫,USAID 預撥了超過 3,6 億西非法郎(約新台幣2千萬元),ESP 也提供了 4,27 億西非法郎(約新台幣2,370萬元/81萬美金)的資金──這份資金為全球總計 3.8 億美元贊助計畫的其中一部分。

支撐經濟成長的槓桿

而象牙海岸政府方面則繼續進行其改革政策,以確保重拾社會動能。政府藉由更加妥善控管經費支出,配合旨在減少公共管理部門赤字虧損的整頓計畫,以達到降低財政風險和改善公共管理。並有一項財務審計用以糾正在可可交易市場中發生的許多非法行為。

另外,儘管象牙海岸面對可可豆和其它原物料等價格下跌,卻得益於國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得以重振經濟。政府希望通過施行一系列復興咖啡產業的行動,達成在 2020 年之前,咖啡生產收益從 600 億西非法郎增加至 1,800 億西非法郎的計畫。同時,政府對「棉農跨產業組織」(Intercoton)所付出的努力也給予支持:面對籽棉產量大幅下滑 30%(2016-17年季節產量為 32 萬噸),該產業啟動了一項戰略發展計畫,用以改善其勞動者的工作及生活條件。

新型技術的投資

基礎設施的發展同時也是象牙海岸的戰略核心。現任總理阿馬杜·戈恩·庫里巴利(Amadou Gon Coulibaly)在 2017 年 10 月即宣布在首都阿必尚(Abidjan)地區進行一項總值達 4,750 億西非法郎的興建工程。其中主要包括整修費利克斯大橋(pont Félix Houphouët-Boigny),和阿瓜巴交流道(l’échangeur Akwaba)、布拉多區(le Plateau)連結至優布貢區(Yopougon)的第四座橋,以及阿必尚的多條環城高速公路等興建計畫。

阿拉薩內·瓦塔拉和法國總統埃瑪紐耶爾·馬克宏也在 2017 年 12 月推動了象牙海岸經濟首都的捷運工程計畫;由法國全額資助(金額高達 14 億歐元)的阿必尚捷運系統預定於 2022 年啟用。

象牙海岸正持續朝向成為非洲大國的地位邁進,然而其私營企業在創新方面仍是差強人意。根據「世界銀行」的說法:

en Côte d’Ivoire, la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 et du capital d’une entreprise est généralement trois à quatre fois inférieure à celle d’une entreprise en Indonésie, au Maroc ou en Chine.

象牙海岸的企業資本及勞動生產力相較於印度尼西亞、摩洛哥及中國的企業,平均低落3至4倍。

對於國際金融機構釋出的這番訊息,象牙海岸政府並未置若罔聞,也正積極在這方面取得進展。今年一月,政府單位設置了得以讓中小型企業及中小型工業(PMI)在線上登錄財務狀況的《e-liasse》電子稅務平台,這個制度將能夠讓政府利用具追溯性的稅款繳納記錄建立可靠的資料庫。

這是象牙海岸得益於國內經濟復甦所挹注的新型技術投資。

「教育制度害慘了我們!」約旦失業大學畢業生的血淚故事

全球之聲 - 2018/04/17 - 06:53

約旦大學的地標-鐘塔。圖片由約瑟.戴希多(Yousef Dahdouh)所攝,經同意後使用。

2017 年,約旦不幸地迎來一波失業潮,失業率將近 18.5%。然而,未來景況似乎尚未出現曙光,2018 年的數據預估將會再度攀升。相比一般民眾,擁有大學學位者的情況則更為嚴重,面臨此困境的比例達到 23%,而其中27% 為男性,68% 則是女性。

近幾年來,約旦的大學學費飆升,但是這並無法保證在畢業後換得到一個前景美好的未來。全球之聲所採訪的大學畢業生抱怨,他們在大學時期必須參閱政治與政府提供的令人感到混亂的就業建議,而後,他們會發現自己身陷粗重、低薪的工作,或甚至沒有工作。

「我受的教育如果有任何作用的話,就是阻礙我找工作。」前拜勒加應用大學(Al-Balqa Applied University, BAU)學生拉拉.莫赫珊(Lara Mohsen)對全球之聲表示。

莫赫珊與其他學生所指的「教育」,即是由公、私立大學所提供的。由於約旦的政府組成為議會君主立憲制,每個內閣都會建立新法或是將舊法改頭換面,因此學生必須應付不斷變動的錄取政策。此外,學生們也時常在校園中目睹危險的部落衝突。在約旦,部落統治大於一切,而其內部的問題經常透過學生影響教育機構。

畢業於佩特拉大學(University of Petra)會計專業的葉山.巴赫布(Yazan Bahbouh)對全球之聲表示,他看不見自己學位的價值:

我畢業於佩特拉大學的會計系,畢業後馬上在一間私人企業得到工作。那時候的我,好像身在雲端,因為對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這麼快找到工作其實並不尋常。上班第一天,我就明白我之後的工作就是數庫存裡的盒子,而且必須與高中輟學的學生一同共事。幾個星期後我就辭職了。我沒辦法接受比我那些開著箱型貨車工作的同事還低薪的工作,他們得到的小費甚至比我這個花了四年念大學的人賺得還多。

藥學系畢業生黛娜(Dana)對全球之聲表示她在工作中受到剝削,加班做著那些不屬於她份內的工作:

大學讀了五年,畢業後,我成為一名藥師。我在當地藥局找到了一份職缺,並立即開始工作。第一個星期,我發現我得跟我的晚班同事輪流拖地、清理藥品架。我想說:「好喔,這個工作真的需要我接受連續四個小時的實驗室訓練!」於是我馬上辭職。

巴赫布與黛娜的故事並非個案,大學畢業生們通常會拒絕那些他們認為「低於他們教育水平」的工作,然而,隨著每年有十萬名社會新鮮人投入尋找工作的行列,巴赫布與黛娜推辭的工作很快地就被急需工作的人替補上。

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令人難以捉摸

耶爾穆克大學(Yarmouk University)翻譯系畢業的泰瑪(Taima)表示,她現在獲得的工資與學生時期兼職翻譯時賺得一樣多:

我學生時代就已經擔任過自由譯者,有太多翻譯社要求翻譯學位,所以那時我接的案子都是一次性的翻譯。我想一旦畢業之後就可以到翻譯社上班,生活也可以過得好一些。但讓人驚訝的是,我現在的薪水跟我學生時期沒有兩樣。

她接著說道:

有一次,他們(翻譯社)告訴我主修翻譯與語言的畢業生供過於求,在那之後,我便明白當初應該更謹慎思考研究領域,因為市場需求一直在變。

約旦公務員事務局針對求職市場需求發布的年度報告,列出人才需求量大或已達市場飽和的產業,同時對約旦高等教育部暨科學研究部提出建議,哪些主修專業已不符合市場需求應該被廢止、以及哪些應該降低招生名額。然而,大學與學生們對這類報告時常產生質疑,畢竟是由政府提出的報告,他們應當為了失業問題負起責任。

而此類報告通常建議學校取消非公部門所需要的專業科目(如心理學系),即使在私部門有需求也無濟於事。此外,在約旦,因為經濟狀況的因素,專業不見得能得到應有的報酬,但有可能在其它地方獲益。以擁有約旦與美國雙重國籍的拉文(Rawan)為例:他於約旦科技大學(Jordan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取得獸醫學位後,失業將近一年,而他現在決定搬回美國:

我熱愛我的國家,也愛住在這裡(指約旦),但我不能永遠沒有工作。我真的想過永遠都待在這裡,可是情況對我不利。

事務局的建議同時也揭露了其它問題,例如,無論報告推薦與否,許多人都避免修習專業科目;而這也迫使他們必須自行創業,畢竟政府做出的就業政策已被證實無用

為了對抗事務局報告提出的建議:未來五年內須減少專業科目的學生人數,約旦大學近日在外語學院開設了一個新主修課程。這門全新而具有競爭力的課程向學生收取 60 約旦第納爾(約新台幣2,500元),學費為其它科系的三倍之多。開設這樣一門專業,被政府認為多餘且與報告建議相違背。

約旦國籍法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後果

擁有約旦籍母親與葉門籍父親的吉哈德(Jihad)所面臨的問題更為嚴重。即使從小在約旦長大,他仍被視為葉門人,因為約旦法律裡僅承認從父方繼承而來的約旦國籍。因此,吉哈德被要求登記約旦大學的國際學程。儘管他已通過國家升學考試 Tawjeehi(12 年級生升學測驗),仍必須以外國人身分註冊,並繳交每學分500美元(約新台幣14,700元)的費用,而他的同儕註冊其它更具競爭力的專業科目僅需支付 45 約旦第納爾(約新台幣1,865元)的學費。

吉哈德在當地一間醫學中心工作,每個月收入為 550 約旦第納爾(約新台幣14,700元),依這個速度,吉哈德大概必須工作 22 年才能償還學費。(當然,這只是學程基本學分費,尚未包含書本、生活費與附加的註冊費用

「讓他上大學的這 132,500 美元足夠我開一家醫院了。」吉哈德父親開玩笑道。

其他人就幸運多了;2017 的新法規定,約旦籍母親與外籍父親所生的孩童擁有與約旦國民同樣的高等教育特權,雖然這對吉哈德與其他已申請大學的學生並無太大助益。再者,在約旦長大的敘利亞難民非約旦護照持有者(如在1948 至 1967 年以巴戰爭期間,自加薩走廊移民至約旦者)亦不在此限,他們仍需註冊國際學程。

職場上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

畢業生在職場掙扎求生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有些人卻還得面臨更多的挑戰,如:身心障礙。

近視的哈基姆(Hakeem)為傑拉什大學(University of Jerash)財金系的學生,在經歷高中與大學的努力苦讀之後,於 2015 年以 GPA 3.2 的高分畢業。然而,直至今日他仍處於失業狀態,因為企業偏好雇用其他無身心障礙問題的競爭者。

哈基姆的童年玩伴──他從畢業之後就不斷地換工作──對全球之聲表示,他曾經希望教育可以幫助哈基姆:

我曾跟他說要拿到學位,因為我相信這樣他就可以跟我在學習與工作上擁有相同的機會,但這個教育系統卻讓我們一敗塗地。

這些故事描繪出約旦大學生正在經歷的失業潮,他們曾投資大筆金錢在學位上,希望因此迎來一份報酬不錯的工作,然而,他們卻在現實世界中沮喪,也對這個國家與自我感到失望。

海外中國人對註銷戶口政策感到緊張

全球之聲 - 2018/04/16 - 00: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戶口簿。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CC: AT。

上海市公安局於2018年3月21日宣布一項禁止雙重身分的新政策。

上海市常住戶口管理規定表明,擁有外國國籍或在他國取得居留權的中國大陸人民,必須取消戶籍,否則將面臨戶口制度實施的後果;此制度將於2018年5月1日正式生效。

戶口或是戶口制度與不少權利息息相關,對那些大城市的居民更是如此。居民享有的權利包括區域代表選舉、銀行開戶、以低利率在當地購置房地產、以及接受教育與領取退休金。許多已經置產卻移民外國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取消戶口。

儘管新政策的細節尚未明朗,但大方向顯示沒有主動取消戶口的居民,警察將行使公權力強制註銷。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媒全球日報的報導指出,這項新規定能協助政府的反貪行動,因為戶口強制取消將增加貪腐官員離開中國的困難度。

然而,如同@FightEagle2017的推特推文指出,此政策對海外中國人民的影響深遠:

【强制注销中国户籍】最近上海率先执行对侨居海外的侨民实行取消户籍的强制措施,全国也将迅疾跟进。这个人群大多在国内有房产、存款。多以中国身份证为留底凭证。户籍注销、身份证就废了。拿外国护照或绿卡去办房产或存款手续时,都将处处碰壁被刁难。一个没有户口的房子该如何合法保留? pic.twitter.com/lhDwUJ8uKd

— 小旋风 (@FightEagle2017) March 23, 2018

【強制註銷中國戶籍】最近上海率先執行對海外僑民實行取消戶籍的強制措施,全國也將迅速跟進。這個人群大多在國內有房產和存款。多以中國身份證為留底憑證。戶籍註銷,身份證就廢了。拿外國護照或綠卡去辦房產或存款手續時,都將處處碰壁被刁難。一個沒有戶口的房子該如何合法保留?

各方意見在中國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微博上可探一二。支持政策的網友認為雙重身分就是魚與熊掌都想兼得:

都出国定居了,还不注销原所在地户口,这跟一个人有两个不同地址的身份证有什么分别??什么人能有这样的特权?为什么给他们这样的特权?

都出國定居了,還不註銷原所在地戶口,這跟一個人有兩個不同地址的身份證有什麼分別? ?什麼人能有這樣的特權?為什麼給他們這樣的特權?

没错,国外定居生活是没占据资源,但是你也没创造财富!吃喝拉撒全在国外,连一个子儿的税都收不了你的,参与的是别人国家的建设,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又凭什么要求保留国籍把坑占住?为的是骑墙两头押宝两头占好处吗,想的还真是周到。这对于忠诚于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不公平!

沒錯,國外定居生活是沒佔據資源,但是你也沒創造財富!吃喝拉撒全在國外,什麼稅都徵不到,參與的是別人國家的建設,並沒有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又憑什麼要求保留國籍把坑佔住?為的是騎牆兩頭押寶兩頭佔好處嗎,想得還真是周到。這對於忠誠於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來說簡直是天大的不公平!

反對政策的網友則指出戶籍和國籍的差別:

自己没能力出国居住的,请不要嘲笑别人。华人华侨很多是“身在国外心在汉”,很多也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户口没了让人心寒吧。

自己沒能力出國居住的,請不要嘲笑別人。華人華僑很多是「身在國外心在漢」,很多也是在為國家做貢獻,戶口沒了讓人心寒吧。

出国定居拿绿卡又不是加入外国国籍了,只是一个长期居留签证而已。就好比我现在深圳住,拿了深圳居住证,那我老家能因此注销我户口吗?

出國定居拿綠卡又不是加入外國國籍了,只是一個長期居留簽證而已。就好比我現在深圳住,拿了深圳居住證,那我老家能因此註銷我戶口嗎?

出国的原因很多,有的也是为了谋生,就象从乡下到城里打工一样,最后要回国的,而且在国内还有资产,取消户籍没道理。当然加入外国国籍的取消户籍是合理的。

出國的原因很多,有的也是為了謀生,就像從鄉下到城裡打工一樣,最後要回國的,而且在國內還有資產,取消戶籍沒道理。當然加入外國國籍的取消戶籍是合理的。

新政策的新聞震撼了海外的中國大陸人民,因為註銷戶口意味著他們可能無法領取退休金或出售登記名下的房地產。許多人也擔心其他一線城市會跟隨上海市的腳步禁止雙重身分。

面對這股恐慌,上海市公安機關解釋,與這項新政策相關的細節尚未完全定案,因為有關當局對何謂「在他國取得居留權」尚無法做出明確的定義。現階段,居住海外但尚未更改國籍或取得雙重身分的中國人民則得以豁免。

然而,這項澄清過於模糊而無法釋疑。@dd201704對於政策的改變作出嘲諷的發言:

上海房价要跌了伐?
注销户口的闹剧一发布,因引起广泛华侨强烈反弹,政策又缩回去了…虚惊一场?
政策说变就变,今天露个头,一看民众一片哗然,说收就收,将来呢

「職權騷擾」和「過勞死」如何持續讓日本員工飽受威脅?

全球之聲 - 2018/04/15 - 15:48

標語寫著:「請正視這件死亡事件:一名20歲的青年因為『職場騷擾』致死。」照片來源:全球之聲撰稿人。

2018年3月,在日本神戶市灘區的六甲道車站外,站著三名倡議者,他們一邊發著傳單,一邊尋求民眾的連署。特別的是,他們三個人在夾克外,還套上一件藍色背心,背心上以日語寫著:

パワハラ長時間労働による20歳の若者の死を労災であると認めでください

Please recognize the suicide of a 20-year-old youth due to ‘power harassment’as a work-related death.

「請正視這起自殺事件:一名20歲的青年因為『職場騷擾』致死。」

倡議者正試圖讓公眾的注意力,聚焦在前田颯人(Maeda Hayato)的死亡事件上:他們認為,這起事件是因「職權騷擾」或職場霸凌所帶來的結果。在他自殺前,前田曾在一家當地頗具知名度的糖果商Goncharoff Chocolate工作,這家公司在神戶的火車站也有一家銷售據點。

2017年12月,產經新聞曾報導過前田的自殺事件:他剛滿20歲時,加入了Goncharoff團隊,並在神戶東部的一家工廠工作。報導指出,前田的表訂工時快速增加,每月加班時數高達109個小時,甚至還受到老闆的忽視或怒吼。2016年6月24日,前田在神戶的JR 攝津本山(Settsu-Motoyama)車站自殺身亡。

在日本,「職權騷擾」這詞彙代表的意義包含:主管排定畸形班表、迫使員工無薪加班、口頭恐嚇及情緒霸凌。特別是日本的管理哲學(又稱為「皇帝制度」)是非常階級化的,這也讓「職權騷擾」的現象更為普遍。

雖然「職權騷擾」被認為是前田自殺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死亡也和「過勞死」相關。儘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t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成員國的勞工要努力讓勞工生活與工作保持平衡,但近40年來,「過勞死」仍是日本職場的嚴重問題。日本政府最近發布的一份白皮書指出,約有20%的公司,其員工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這讓員工的健康飽受威脅。

雖然「過勞死」一詞非正式用語(在提及工作條件時並沒有實際定義),但日本醫生常將「過勞死」定義為,在超量工作後,因心臟衰竭或中風所致的猝死與自殺。雖然日本勞動法規設有法定工時上限,但雇主常會逼迫員工無薪加班;甚至還有其他勞動法允許,在必要時刻,員工可經正式同意加班。

其實,日本每年約有200人過勞死,但最近因一起事件,高度引起民眾關注:日本知名廣告公司電通株式會社(Dentsu)的員工高橋茉莉自殺。高橋在自殺前一個月,加班時數達105個小時;她曾在推特發文,她每晚只睡2個小時。

日本法院裁定,高橋的死因為超量工作;而在媒體報導的壓力下,電通社長在2016年12月宣布辭職。隨後的調查也發現,電通違反勞動法規,公司遭罰款50萬日圓(折合美金約4,400元,折合新台幣約13,674元) ,但沒有高層主管被起訴。

電通事件、検審に申し立て 高橋まつりさん母 元上司の不起訴不服|東京新聞 https://t.co/tEZ1z9Zqs4 pic.twitter.com/oDRNeEZFdd

— motty (@novtnerico) January 26, 2018

Mother of Dentsu's Takahashi Matsuri unhappy with inquest decision not to indict supervisors.

在電通事件中,高橋茉莉的母親對於判決結果感到不服,因為沒有任何高層主管被起訴。東京新聞

雖然電通承諾,未來幾年將縮短20%的工作時間,並鼓勵遠距工作,但「過勞死」在日本仍是一個社會問題。2016年,關西電力公司一名[主管階級]員工及又一名電通員工的死亡事件,也據稱和過勞相關。最近,日本北部的一名男子在每月超時工作逾80小時後死亡

雖然「過勞死」是日本的嚴重社會問題,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提出相關對策,阻止不幸事件再次發生。近來,安倍政府甚至為了因應勞動力短缺和生產率低下問題,更計畫鬆綁日本監管工時的法律,這也讓員工更容易超量工作。但目前因為推動改革的數據有缺陷,因此安倍政府暫緩了這項改革。

在此同時,除了產經新聞曾採訪前田颯人的母親前田和美(Maeda Kazumi)外,其他日本媒體鮮少關注該事件。前田和美堅決地要求兒子的前雇主Goncharoff提出相關賠償,而他們正等待著當地勞工局的回應。但在此同時,這位母親失去了她的孩子,「我失去了我開朗又有禮貌的兒子,這讓我感到絕望。」

「銳眼」計畫 : 被智能手機與電視監視的中國人民

全球之聲 - 2018/04/12 - 13:03

公共空間,照片來源:Pixabay。

中國鄉村現在正面臨著全新一代的監控科技時代。這套技術緊密串聯起中國人民的生活日常、個人興趣與政府監視百姓那與時俱增的胃口。

這套名為「銳眼」(Sharp Eyes)的系統除了仰賴科技之外,也相信人們會自願地監視並報告身邊鄰居、朋友甚至家人的一舉一動。

「銳眼」乃是中國惡名昭彰的監控計畫「天網」(Skynet)的鄉村版。於2011年首度上路的「銳眼」旨在強化中國監控系統使其擴展到內陸鄉村地區。與「天網」相異之處在於,「銳眼」鼓勵村民加入人與人之間的貼身監視,以降低政府公家的保安費用。

最近,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刪除國家主席與黨主席的任期限制[en]後,「銳眼」計畫也被列入其2018年2月的首要文件。

法制日報[zhs]在2月28日的報導指出,時屆2020年,中國將會在全國建立一套完善的監視網絡,屆時法律與安保官員可輕易地擷取網絡內任何監視器中所收集的資料。

從「天網」到「銳眼」

「天網 」 作為「銳眼」的前身,運用了人工智慧與臉孔辨識技術捕捉人民面孔以追蹤他們的身分。

於2005年正式運作的「天網 」是一套即時監控系統,能在幾秒內辨認出一個人。到了2017年9月,「天網 」計畫在全國架設了超過兩千萬台監視器[zht]。如今,除了追蹤罪犯,「天網 」系統也廣泛地在大城市裡被用來辨識隨意穿越馬路的行人,並加以罰款。

中國當局有意使「天網 」以「銳眼」的形式擴大落實到鄉村地區。

「銳眼」與「天網 」迥異之處在於,前者將利用私人家用電視和智能手機,讓監控系統不再由中央集中掌控。有人擔心「銳眼」將會被進一步地用來監視私人生活空間,也就是說,只要手機和電視一連上網,網路操作人員便會啟動機器內建的相機和麥克風好監督市民在家裡的一舉一動。

「銳眼」的下游包商廣東美電貝爾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Guangdong Aebell Technology Corporation)的一則經審查後的公關公告內容,更是確認了部分人們的恐懼。

美電貝爾在公告中說明,「銳眼」系統的運作方式旨在建立一套分散式的及時共通監視系統:

美電貝爾與時俱進,積極響應國家戰略「雪亮工程」建設的號召,根據多年的音視頻研發實驗,不斷創新,圍繞快速發現,快速報警,快速回應,快速處置的實際應用需求,研發了一套「電亮工程平台系統」。

該系統利用家庭電視和智能手機推動視頻監控入戶到人,打造立體化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息化系統建設,實現人人可監控,處處可監看,時時時可響應。

分散式的老大哥監控系統

這套分散式的監控系統到底如何運作?法制日報訪問了一位居住在山東省臨沂市的保安志願者。山東省臨沂市曾在視障維權律師陳光誠遭到非法軟禁[en]並逃亡後,登上過國際新聞頭條。

這位志願者表示,她可以一邊照顧孫子,一邊利用安裝在她家電視裡的智能社區操作系統觀察整個村落。這套操作平台賦予她6台安裝在村內監視器的存取權限,讓這名志願者可以在彈指間按下幾個按鈕,在村落裡進行「虛擬巡邏」。

她還表示,在2017年就曾因按下電視遙控裡的警察預警按鈕,而協助逮捕一名小偷。

根據法制日報的報導,全山東省安裝有293萬個監視器,光是臨沂市就有超過36萬個。全省則設置了2,491個監視中心來運作整個網絡。

網路上針對「銳眼」計畫的貼文都受到嚴密的審核。但是有些較為嘲諷或幾近諷刺的言論仍在中國社群媒體轉發:

我提议,每个人都应在微观层面上为国家“雪亮工程”添砖加瓦。勤翻男友手机;窥探邻居换衣;如厕不要关门。真正做到把“雪亮”牢记在心灵里,落实在行动上,雕刻在品质中。在细节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关荣与责任。

我提議,每個人都應在微觀層面上為國家「雪亮工程」添磚加瓦。勤翻男友手機;窺探鄰居換衣;如廁不要關門。真正做到把「雪亮」牢記在心靈裡,落實在行動上,雕刻在品質中。在細節處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性是每一個公民義不容辭的關榮與責任。

一份來自商業界的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政府已經在「銳眼」計畫上耗費31億元人民幣[zhs](折合約5億美元)。如今「銳眼」計畫已列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計畫文件,中國社會將邁入一個「互相監視」的全新紀元。

低地國再創新低

全球之聲 - 2018/04/11 - 03:22

圖為 Emanuel de Witte 所繪之「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猶太會堂一隅」(Interior of the Portuguese Synagogue in Amsterdam)(屬於公眾領域,取自維基共享資源)

撰文:高銘慧(Karen Kao)

搬到荷蘭的時候,我和我荷裔的先生新婚未久。我承諾,無論如何會待上一年;他答應我,如果到那時還是不喜歡阿姆斯特丹,就回美國。

我先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幫助我做行前準備。搬家前,他拿了些書給我看──這些書道盡了荷蘭歷史的高低起落:從荷蘭的黃金時代、對爪哇島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雅加達)的殖民、二戰的德國佔領時期,到今日的阿姆斯特丹

荷蘭的建國神話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書是在灌輸我「低地國是建立在宗教包容的基礎上」這樣的荷蘭建國神話。

1648 年,在好鬥的荷蘭人成功由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獨立出來之後,第一波新教徒難民便自西屬尼德蘭地區(Spanish Netherlands)來到荷蘭,尋求宗教信仰的自由。後來更多的難民接踵而至──被逐出葡萄牙的猶太人,以及自法國出走的胡格諾派(Huguenots)新教徒。從納粹德國逃到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安妮(Anne Frank),就是荷蘭作為[宗教]包容國家的象徵。

住在荷蘭的日子裡,我幾乎不曾聽到荷蘭人談起那段過往。事實上,沒有那些難民就撐不起當時快速增長的經濟;事實上,那些猶太人絕大多數都死在集中裡──安妮也不例外。荷蘭人可能已經忘了這樣的歷史,沐浴在兼容並蓄的往日餘暉裡,便感到心滿意足。

但時至今日,排外的極右派自由黨(Freedom Party,PVV)是荷蘭第二大政黨。該黨黨魁 Geert Wilders 單憑一己之力,便成功使得[國內]政治意識形態轉為右傾、輿論日漸不友善。現在聽到荷蘭政治人物談論關閉邊境,已是家常便飯。

「allochtonen」

長期以來,荷蘭人與境內移民社群──所謂的「allochtonen」──關係緊張。荷蘭中央統計局所採用的「移民」定義為:雙親中至少有一人生於境外者。依這個定義說來,當事人是否生於荷蘭境內,根本無關緊要。「allochtoon」的孩子,也是「allochtoon」。

在街頭,「allochtoon」的意義又不同了。它幾乎是專門用來指稱具有土耳其或摩洛哥血統的人──世世代代,不論是生於境外或境內。這個字眼的貶義如此之深,以致於不斷有人告訴我,不要把自己和它畫上等號。2016 年,荷蘭政府正式棄用「allochtoon」這個詞,以及和它相對應、用來指稱本國人的「autochtoon」。但中央統計局仍然持續把來自「西方」(美國、加拿大、歐盟、印尼、大洋洲和日本)的移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區分開來──前者沒問題,後者則否。

所以,即便真的關閉了邊境,極右派人士還是不會滿意的。荷蘭境內,具有土耳其或摩洛哥血統的移民約莫有八十萬人。荷蘭的極右派和中間派政治人物,把這個族群視為隱患。

民主論壇(Forum voor democratie,FVD)

「民主論壇」是個在 2017 年的荷蘭大選中竄起的新政黨。該黨黨魁 Thierry Baudet 就是那種美國人會稱為「紈褲子弟」的類型,擁有那種荷蘭中上階級的家世背景和教育程度──他是自己人。一些分析家把「民主論壇」稱為「簡版自由黨」(PVV lite)──在看似有禮的外表之下,包藏的是貨真價實的排外心理。

Baudet 最擅長的伎倆,就是打「民族榮耀」牌。他擔心,荷蘭人一味推崇包容的價值,已經不太認識自己的光榮傳統了。Baudet 相信,該是在外來者把荷蘭文化完全抹去之前,把荷蘭人的根給找回來的時候了。不要再去照顧那些人了,對我們來說,他們是個威脅。

他們指的是那些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他們──不用想也知道──全都是穆斯林,不管奉行教義與否。你在街頭就可以見到:那些戴著頭巾、甚或身著罩袍的女人們;還有那些穿著荷蘭人口中的「湯袍」、兼之(以流行標準來看)鬍鬚蓬亂的男人們。

包容

前幾天晚餐時,我聽著一個朋友高談闊論,說著所有那些穆斯林。我們的朋友覺得,我們對他們的照顧已經夠多了。依他之見,看看如今商店裡處處可見戴著頭巾的女店員,就知道荷蘭人有多包容了。但是,我們的朋友說:「也該適可而止」──[必須]禁穿罩袍,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可能是誰或也許有什麼東西藏在裡頭。

誠然,這種褊狹的心態不只是在荷蘭方興未艾,法國、奧地利和匈牙利也都有排外的領袖各據山頭,美國就更別提了。我不是要說荷蘭人比美國人糟,而是荷蘭人也好不到哪裡去。

「一個奠基於宗教包容的國家」這樣的建國神話,就此粉碎。從我當初和我先生達成協議至今,已經二十九年過去了。顯然,我是喜歡這裡的。我在 2013 年成為荷蘭公民,因為我們非常可能會在這裡度過餘生。而如果是那樣的話,我想要有投票的權利。

但不知不覺間,我好像也有點荷蘭化了。我現在的包容性變低了──我無法接受以文化保存之名,行排穆之實;我不願意、也無法再對建國神話所描繪出那「心胸開闊、包容的荷蘭人」形象照單全收。現在的我,已經做好在萬不得已的時候,從餐桌上告退或和朋友絕交的準備。對我來說,這是低地國的新低點。

高銘慧是詩人、小說家及隨筆作家,現居阿姆斯特丹。本文原發表Inkstone Press

網民報告:歐盟執委會認為科技公司應該自行規範網路言論暴力

全球之聲 - 2018/04/08 - 13:21

照片來源:Cory Doctorow(CC BY-SA 2.0)。

(原文刊登於2018年2月15日)

全球之聲倡議計畫(Global Voices Advocacy)的網民報告(Netizen Report),提供在世界各地網路權益的挑戰、勝利和新趨勢的國際即時快訊。

鑒於高度網路暴力威脅及仇視言論所引起的群眾恐慌,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歐盟執委會)準備提出新草案,建議各會員國如何處理「違法網路內容」。

雖然歐盟執委會尚未提交這份提案,一份洩漏出去的提議草案已經開始流傳,目前已能在由人權團體和公民團體聯合設立並致力保護網路言論自由和隱私的「歐洲數位權利」(European Digital Rights,簡稱EDRi)網站上看到。此提案建議歐盟執委會要求如臉書和Google等私人企業主動為此議題盡更多責任,而非由歐盟執委會再提出新規範。

EDRi成員Joe McNamee簡要分析這份提案:

On the basis of no new analyses, no new data and no new pressing issues to be addressed, the leaked draft Recommendation seeks to fully privatise the task of deciding what is acceptable online or not. The only protection for user rights lik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an unenforceable hope that certain “adequate safeguards” will be put in place voluntarily by the companies. The draft reminds readers – twice – that the providers have “contractual freedom”, meaning that any such safeguards will be purely optional.

在沒有提及新分析、新資料、新迫切議題的基礎下,這份洩漏的提案希望將決定網路內容能否被接受的任務全人私有化。唯一可以保護如表達自由等使用者全利的是一個沒有強制力的冀望--期盼私人企業能自願成為網民使用權的合適維護者,提供一些「適切的保衛措施」。這份提案兩次提醒讀者,維護提供者具有「合約自由」,意是否施行這些保衛措施全得仰賴維護提供者的意願。

在提案中,網路內容種類唯一被特別談到的是「恐怖份子資訊」(未提供定義)和著作權。McNamee認為,提案「重複論及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的防範措施,暗示背後確實有股力量要求提出影響廣泛的措施」。

孟加拉下令關閉網路後旋即撤回命令

2018年2月11日,孟加拉通訊管理委員會(Bangladesh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Commission)下令,為配合全國大學分發考試舉行的2月期間,網路服務業者須停止提供網路連線,以阻止考試答案外流。但該命令很快就因民眾廣大的批評聲浪而撤回

馬拉威直到有近一步公告前暫停SIM卡強制註冊

2017年6月,馬拉威通訊管理局(Malawi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依2016年通訊法(the Communication Act)的註冊規定,宣布行動電話使用者必須在與電信業者購買SIM卡時進行註冊。2018年1月下旬,通訊管理局加強執行此規定,並設定期限,威脅在2018年4月1日停止尚未註冊的SIM卡服務。

但在2月15日這週,當局依據此方面「公民教育」的活動需要,暫緩執行此規定。據Azania Post報導,一些不情願註冊SIM卡的民眾害怕註冊規定只是政府為了「竊聽人民的手段」。

研究顯示歐洲電信業者並未提供非洲與歐洲消費者同等保障

一份由法國非營利組織「網路無國界組織」(Internet Sans Frontières,簡稱ISF)提供的新研究資料顯示,歐洲主要電信業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區並沒有像在歐洲市場一樣,提供非洲顧客同等的透明資訊和消費者保護服務。此研究是將位於塞內加爾境內的法國電商Orange與位於肯亞境內的德國電商Vodafone子公司Safaricom等兩家電信業者所提供的方案和實行情況進行比較。

巴西最大報拋棄臉書

聖保羅頁報(Folha de Sao Paulo)宣布不會繼續在有高達600萬追蹤人數的臉書專頁中上傳新聞文章或最新消息。在一篇類似社論的文章中,該公司稱下此決定的主因,是臉書最近決定減少臉書專頁裡新聞動態消息的數量,轉而重視朋友和家人的動態。聖保羅頁報總編輯指控臉書「……禁止專業新聞業者經營臉書專頁,偏坦個人內容,使假新聞趁隙激增」。

指稱臉書透明度濁如泥沼  臉書大廣告商威脅離開

擁有立頓茶飲和多芬沐浴用品公司的英-荷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威脅要撤下投放在臉書的廣告。CNN公布一份聯合利華行銷執行長Keith Weed預發布的講稿複本,內容稱「不能繼續支持透命度只比泥沼好一點的數位供應商」。CNN報導指出,Weed認為,社群媒體上令人反感的內容激增,保護孩童的措施欠缺,這些都正在削弱人們對社會的信任,傷害使用者並損害民主價值。

臉書違反德國消費者法

一項柏林法院判決書(於1月進行裁判並於2月中向大眾公布)中揭露,臉書的隱私權預設設定和相應政策沒有符合德國消費者保護法規中個資保護基本標準。此判決結果起因於德國消費者組織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rman Consumer Organizations,簡稱VZBV)提起的法律訴訟,該公司承諾,在歐盟頒布一般資料保護法規之際,會同時徹底改進保護使用者隱私權的方法。

最新研究報告 訂閱網民報告

本報告由Afef AbrouguiEllery Roberts BiddleRezwan IslamKarolle RabarisonElizabeth RiveraTaisa SganzerlaSarah Myers West等人撰寫。

巴拉圭的一處聚落為種植食物而奮鬥,卻有70萬同胞正飢餓度日

全球之聲 - 2018/04/07 - 06:23

這是在巴拉圭絕無僅有的情況:有18萬公頃(約185,000甲)的土地用於種植700至800個不同種類的木薯,每年總生產量高達600萬頓。照片由Juana Barreto拍攝,經授權轉載。

本篇文章原文刊登於Kurtural網站,「全球之聲」獲得作者同意後刊登於此的版本為精簡版。此為「流亡者不上超市採買」(Los desterrados no van al supermercado,暫譯)系列文章之一,「全球之聲」將陸續刊登其它同系列文章。

日出之前,路易斯·迪亞茲(Severiano Ruiz Díaz)在住家旁邊引爆一管煙火,他的孩子們並未因此被驚醒。其他「三月一日」(Primero de Marzo)的農夫們,專注地等待第二聲炮響——這代表警察來了。但是今天,沒有第二聲炮響。在國內人民飽受飢困之時,這300多個糧食充足的家庭也將開始他們新的一天。

「三月一日」這個非正式聚落,是巴拉圭國內未持有土地的農民們建立的200多個聚落之一。這裡有三間學校,沒有教堂,近10平方公里(約1,030甲)的土地都是潮濕肥沃的紅土。

聚落被大豆田包圍著;巴拉圭是世界排名第四大大豆出口國。為了促進家庭農業發展,「三月一日」禁止其農民種植大豆,取而代之賴以維生的則是其它更多樣化的作物。

巴拉圭的小農面對重重難關;「三月一日」聚落中的農民所遭遇的難題是:缺乏產業道路用以運輸作物,並且必須和銷售地走私進口的農產品削價競爭。照片由Juana Barreto拍攝,經授權轉載。

農民們都躲避在「三月一日」內。這裡是他們能夠種植農作物以餵飽這個國家的最後一片土地。這裡種有兩種香蕉、三種玉米、四種豆類、還有甘蔗、巴拉圭冬青(製作瑪黛茶的原料)、花生、蜜果、蕃薯、西瓜和木薯。

聚落農民平均每人只分配到10公傾(約10.3甲)的農地,意即在總數4,000公頃(約4,124甲)的土地上,只有少於一半的面積用於種植農作物,剩餘的土地則被巴拉圭政府和強勢地主班德林(Bendlin)家族奪走。

在前總統阿爾弗雷多·史托斯納爾[zht](Alfredo Stroessner)專政時期,班德林家族以一架飛機非法向政府交換土地。但根據國內官方航空紀錄,這架飛機事實上並不存在。班德林家族為德國某一名車品牌在巴拉圭的代理商,同時也是首都大城亞松森(Asunción)的房產大亨,而他們也和現任共和政府(紅黨)總統歐拉西歐·卡提斯(Horacio Cartes)有密切往來。

班德林家族在不斷騷擾「三月一日」的多年後,被指控僱用人手犯下罪行:在2014年6月11日曾試圖殺害路易斯·迪亞茲。

但漫天飛的子彈並非這裡唯一的問題。警察曾三次以官方名義進入聚落驅離居民,並燒毀房子,破壞耕作,扣押或殺害牲畜。檢察官亦多次控告聚落成員強占土地,並指稱他們為犯罪集團,然而對謀殺路易斯·迪亞茲,或警方以暴力驅離民眾等情事卻遲遲未展開調查。

在土地上生存的權利

「三月一日」一大清早就開始農務作息,並動員全家族成員。照片由Juana Barreto拍攝,經授權轉載。

路易斯·迪亞茲在他與家人同住的木造屋走廊上吃完早餐之際,開始向我們述說居民遭到驅離的經過。這是他親手蓋的第二間屋子;他搭建的第一間木屋距離現在的房子約5公尺,已經被警察燒毀。目前的房子更小間,但有完善的設施:多虧聚落居民安裝的22公里長電力線路連接到每戶家庭,讓他們有電力可以使用。

對聚落人口而言,在領土上握有土地權利等同於掌握生存權利,這完全跳脫經濟學邏輯,但卻是國內少數人能夠得到的權利。因為在巴拉圭有94%農作土地都是使用機械化耕作以大量生產外銷農作物:大豆、玉米和小麥。

傳統農作方式在200公頃(約206甲)的土地面積範圍只能供應一個職缺,也就是說1,000公頃(約1,031甲)的土地上總共只能釋出5個勞動人手空缺。相較於正常農業經濟作業模式,「三月一日」能夠提供的職缺足足少了40倍,而就是這樣的作業模式讓路易斯·迪亞茲挨了子彈。

在巴拉圭,地權分配不均的情況幾乎已經達到吉尼係數(GINI index)的最大值:15位地主共同分配等同於二個波多黎各(Porto Rico)大小的土地面積,但目前卻有估計超過30萬戶家庭未持有土地

「半和平狀態」的日子

每年六月,豐收的農作物色彩填滿了聚落。整條不平整的田中小徑,都是利用拖拉機或摩托車壓平的。我們可以看到長到二公尺高的玉米田、香蕉田和木薯田隨著冬日季風吹拂搖曳著。居民說,這個時節是「半和平狀態」的日子。

但「三月一日」居民在暴力看管下的農作豐收,也應該端詳對比國內的現實狀況:在聚落之外,有70萬同胞在飢餓中度日。

儘管如此,「三月一日」的農民卻無法販售他們生產的農作物。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運輸:缺乏產業道路,還得面臨中間商的剝削。即使排除萬難地將農作物運送至國內最大的蔬果集散地:阿霸斯托市場(Mercado de Abasto),「三月一日」的農產品還得與多數從阿根廷走私進口的商品削價競爭。

雖然巴拉圭政府在理論上應該要支持當地家庭農業,但從2013年到2016年間的蔬果進口量卻翻倍成長。而國內用以栽種番茄的耕地卻在2003年至2013年間減少了一半(番茄為巴拉圭人民主食之一)。這個農產的損失代表著國內糧食自給能力的喪失,換句話說,即是喪失了食物供給的獨立性,導致在一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內,亞松森市場的進口番茄採購價格,都比正常賣價高出五倍。

「三月一日」的土地上種植三種玉米:morotí、tupí 和 chipá,但農民卻抱怨他們沒有可以銷售這些農產品的市場。照片由Juana Barreto拍攝,經授權轉載。

這片充滿不確定性的土地持續地推進聚落農民及他們孩子的生活。今天,「三月一日」的第二代在這塊土地上出生了。在田間爛泥打滾的這一代孩童,嘻笑打鬧、跑跳著去上學;他們和路易斯·迪亞茲的孩子們一樣,期待著午餐會是雞肉燉菜(estofado de gallina)。

而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三月一日」將持續在每天清晨,等待第二聲砲響。

在厄瓜多亞馬遜的心臟地帶,數位通訊成為原住民族自決進程的輔助工具。

全球之聲 - 2018/04/06 - 00:31

溝通是薩拉雅庫(Sarayaku)捍衛土地權利的重要戰略要素。照片由薩拉雅庫通訊團隊提供,經授權轉載。

本篇文章英文原文發表於2017年7月22日。文中連結皆轉向英文頁面,如有例外將特別註明。

位於厄瓜多亞馬遜地區的薩拉雅庫(Sarayaku)奇楚瓦(kichwa,亦作quechua)原住民部落約有1,200位族人爭取土地及權利、一宗仰賴全球支持的抗爭行動,終於在國際上獲得關注。

當厄瓜多政府在1996年對於大型企業集團沒有經過協商,亦無取得薩拉雅庫人民同意而進行土地勘探及開採的行動給予讓步時,部落成員即挺身而出抗議在他們領土上進行的石油開採計畫。開採事件代表著對土地及「sumak kawsay-美好生活[es]」:一種由部落民族發展出的人與自然在各方面和諧共處的生活哲學,造成威脅。

薩拉雅庫的奇楚瓦部落在2003年曾帶領著他們的抗爭行動來到「泛美洲人權法庭」(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對厄瓜多政府提出訴訟,並終於在2012年獲得勝訴

雖然部落族人為了捍衛其先民所傳承的習俗與傳統知識而進行抗爭,卻也毫不猶豫地使用現代化手段。幾位部落成員及原住民酋長向「全球之聲」解釋,資訊通訊技術是如何在國際間建立團結力量的過程中扮演其重要角色。

拒絕沈默

使用虛擬及行動技術是薩拉雅庫人民打破大眾沈默並與部落其他成員建立真正連結,和搭建通往未來橋樑的方式。如同薩拉雅庫酋長希司內羅司(Mirian Cisneros)所說的,讓族人的聲音被聽見即是一項過程相當艱辛的抗爭行動:

Alguna gente en el poder ha tratado de silenciarnos y nos han privado de la posibilidad de expresarnos con libertad, pero nosotros mantenemos un activismo continuo porque queremos ser respetados y hacer escuchar nuestras voces a través de nuestras luchas. Somos un pueblo que quiere defender su territorio para poder sobrevivir y dejar un legado de resistencia, respeto y fuerza para futuras generaciones.

Des personnes au pouvoir ont essayé de nous faire taire et nous ont privés de la possibilité de nous exprimer librement, mais nous maintenons un militantisme continu parce que nous voulons être respectés et faire entendre notre voix à travers nos luttes. Nous sommes un peuple qui veut défendre son territoire pour pouvoir survivre et laisser un héritage de résistance, de respect et de force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幾位當權人士試圖要我們閉嘴,剝奪我們自由表達的可能性;但我們仍持續積極抗爭,因為我們想要獲得尊重,並且期望能夠藉由抗爭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我們想要捍衛自己的領土,以便繼續生存,並留給下一代反抗、尊嚴和力量。

部落經營著自己的官方網站: Sarayaku: El Pueblo del Medio Día [es](薩拉雅庫:日正當中的人民),網站管理員之一的José Santi向我們訴說,部落居民慢慢地了解到政府及多數民眾對於開採計畫有著不同的意見。部落族人於是很快地意識到他們必須為自己建立對外溝通管道。

這個需求同時也由於發現他們的文化既不被理解亦不被尊重的失落情緒而轉化為動力所驅使。薩拉雅庫部落前任酋長暨現任教育負責人Hilda Santi表示:

El gobierno habla de interculturalidad pero es solo una expresión sin fundamento. No hay un respeto real por nuestra cultura, solo quieren imponer formas de vida externas que no están alineadas con la nuestra. Tenemos mucho que decir y ofrecer y estamos encontrando nuevas vías de comunicación para que jóvenes, mujeres y hombres podamos ser protagonistas de informaciones.

Le gouvernement parle d'interculturalité mais c'est juste une expression sans aucune signification. Il n'y a pas de respect réel pour notre culture, ils veulent juste imposer des façons de vivre qui n'ont aucun lien avec la nôtre. Nous avons beaucoup à dire et à offrir, et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trouver de nouvelles voies de communication pour que nous, jeunes, femmes et hommes, puissions être les acteurs de l'information.

政府一直強調跨文化,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用語。因為他們並非真正尊重我們的文化,只是想要強行置入與我們毫無關聯的生活方式。我們有很多想說和想提議的,所以正在找尋新的溝通管道,以便讓部落中的年輕人、男人女人,能夠自己掌控想傳達的訊息。

與大眾和族人彼此間所建立的連結

網路普及以及其它數位通訊方式對位於世界邊緣的薩拉雅庫而言相當重要:這個地區只能從距離首都基多(Quito)兩百多公里遠的小鎮普約(Puyo)搭乘小型飛機或獨木舟,歷經兩小時的路程抵達。區內的網路和電信涵蓋率仍相當有限,但部落成員應用各種策略以鼓勵使用數位工具。Santi向「全球之聲」解釋,除了經營官方網站[es],他們還有臉書專頁[es]推特帳號[es],以支持族人在國內及國際上所倡議的各項活動。

資料來源:薩拉雅庫奇楚瓦村莊的官方頁面,經授權轉載。

對曾與薩拉雅庫居民一同工作多年的「厄瓜多亞馬遜原住民族聯盟」( Confederation of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 of the Ecuadorian Amazon,簡稱CONFENIAE)通訊負責人之一的Andrés Tapia來說,數位通訊同時為一般大眾及眾多原住民部落提供一個分享資訊——特別是關於文化及土地權利資訊——的重要機會。

數位通訊的主要任務在於將各部落的知識傳達至薩拉雅庫境外,同時也在網路上發揮其重要功能。「厄瓜多原住民族聯盟」(Confederation of the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 of Ecuador,簡稱CONAIE)通訊負責人卡士卓(Apawki Castro)指出,內部資訊分享是薩拉雅庫與厄瓜多其他眾多部落所採用的策略中更重要的部分。

Hay que aprovechar las redes sociales porque tienen la fortaleza de crear nuevas vías de comunicación y complementar las formas de comunicación tradicional como las asambleas.

Il faut tirer profit des réseaux sociaux parce qu'ils ont la possibilité de créer de nouvelles formes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ompléter les modes de communication traditionnels, comme les assemblées.

我們必須使用社群網路,因為它能夠建立新的溝通管道,並且能補強如會議召集這類傳統溝通方式的不足。

「厄瓜多原住民族聯盟」(CONAIE)女性團隊領導人Katy Betancourt Machoa。照片取自CONAIE官方網站:https://conaie.org。經授權轉載。

留給下一代的遺產

「厄瓜多原住民族聯盟」女性團隊領導人Katy Betancourt Machoa也表示,數位通訊同時也讓薩拉雅庫人民得以闡明各項觀點和立場:

Hay puntos de vista diversos y los diferentes canales de comunicación nos ayudan a articular estas posiciones y a encontrar maneras de organizarnos para resistir a los proyectos extractivos y a los otros temas que afectan directamente a la población indígena, pero que también afectan a los intereses del país en general.

Il y a des points de vue différents et les différents canaux de communication nous aident à articuler ces opinions et à trouver les façons de nous organiser pour résister aux projets d'extraction et les autres sujets qui touchent directement la population indigène, mais aussi dans l'intérêt général du pays.

不同的觀點及溝通管道能夠幫助我們闡明自己的立場,並且籌畫更有效的方式以對抗開採計畫和其它對原住民族或國內大眾利益造成直接影響的議題。

儘管薩拉雅庫成員利用網路傳達部落解讀大地關係的傳統智慧,新型態的溝通技術同時也影響著——根據希司內羅司的說法——婦女及兒孫能夠扮演關鍵角色的未來:

Queremos que las mujeres tomen un rol activo en la comunicación de Sarayaku porque las mujeres somos fuertes, somos valientes, y podemos liderar. Nuestra lucha no ha sido fácil, pero es el legado que estamos dejando a los jóvenes. No queremos que nuestros hijos y nietos vean solo en un libro nuestra historia, queremos que ellos vivan lo que nosotros estamos promoviendo, y sientan lo que nosotros estamos sintiendo ahora para que ellos también se unan a nuestra lucha.

Nous voulons que les femmes jouent un rôle actif dans la communication de Sarayaku parce que nous, les femmes, sommes fortes, courageuses et nous pouvons nous mettre au premier plan. Notre lutte n'a pas été facile, mais c'est l'héritage que nous laissons aux jeunes.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nos enfants et nos petits-enfants lisent notre histoire juste dans les livres, nous voulons qu'ils vivent ce que nous développons, et qu'ils sentent ce que nous ressentons maintenant pour qu'eux aussi s'unissent à notre lutte.

我們希望婦女在薩拉雅庫的資訊傳達上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因為我們女性強大、勇敢,亦能領導眾人。我們的抗爭之路並不容易,但這是我們所能傳承給年輕世代的。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兒孫只能在書本裡讀到前人的歷史,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活在我們為他們打造的世界中、感受我們現在的感受,並參與我們的抗爭。

薩拉雅庫奇楚瓦人民在國內和國際上為他們的過往、現在與未來持續努力的過程中,數位通訊或許將能夠成為完整進程的一部分。最後,卡士卓對大眾媒體表現的洞察似乎也很關鍵:

El enfoque siempre es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sde los propios pueblos. No queremos que nadie nos dé hablando sino aliados que nos ayuden a visibilizar lo que nosotros estamos diciendo para así seguir rompiendo fronteras.

Nous sommes toujours centrés sur l'autodétermination de notre peuple. Nous ne voulons pas que d'autres parlent pour nous, mais des alliés qui nous aident à rendre visible ce que nous exprimons pour ainsi briser des barrières.

我們一直專注於族人自決,我們不想要他人代為發言,但有賴於我們的支持者(媒體朋友)幫助而讓我們的言論被更多人看見,我們於是決定打破這道藩籬。

薩拉雅庫酋長希司內羅司(Mirian Cisneros)。照片取自薩拉雅庫官方網站-薩拉雅庫人民:http://sarayaku.org/。

當地組織藉由不同的計畫繼續聯合薩拉雅庫與其他部落彼此的力量,以面對相同類型的抗爭,並尋找各種不同的管道和工具,以鞏固和分享他們反抗的聲音及行動,為自己找到更多的支持者。

「全球之聲」將持續刊登薩拉雅庫奇楚瓦人民的相關報導。

在英國的羅馬尼亞人:「不受歡迎的移民」和「受歡迎的貢獻者」只有一線之隔

全球之聲 - 2018/04/05 - 06:01

Alexandra Bulat,照片經本人允許使用,來自她於倫敦大學學院(UCL)的官方頁面

用人類視角看待英國脫歐會是如何?英國跟歐盟「離婚」了嗎?幾百萬人處在充滿著不確定性的官僚主義下,抑或面對獨斷、不公的條款和規則。英國脫歐留下許多爭議,需要修補改變現有體系,方能避免人民繼續受害。

根據英國《太陽報》(The Sun)報導,目前約有360萬歐盟成員國的人民住在英國,其中包含60萬名孩童。在他們之中,脫歐者(Leavers,支持英國脫離歐盟的人)特別對東歐人加諸「不受歡迎」的移民標記。東歐人常被貼上「來英國偷取工作的利益乞丐」的標籤,且這種情緒已不是第一次,歐盟在當初中東歐加入成為會員國時,就對其移民設下諸多工作限制,使得他們早已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英國對這些國家開放勞動市場的決定,可以說是脫歐派如此反對歐盟移民的原因。

攝影師Deividas Buivydas分享了他在英國林肯郡波士頓拍攝的迷人照片,該處與東歐人民的緊張關係顯而易見,英國後脫歐(post-Brexit)的焦慮也不斷攀升。此為英國脫歐投票率最高的城鎮,高達75.6%,被冠上「英國脫歐首都」(the capital of Brexit)的稱號,卻也是全國東歐人口最多的地方。

Alexandra Bulat是一名在英國頂尖學術機構工作的羅馬尼亞學者,她的人生故事是活生生的例子。2017年1月,她針對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的知名發言表示:

I am a Romanian PhD student, teaching assistant & researcher. One of @theresa_may‘s praised “brightest and the best” whose “contributions are welcome”.

This #TuesdayThoughts I want to share my story. Until I got to this point, I was in many ways an “undesirable migrant”

— Alexandra B (@alexandrabulat) March 6, 2018

我是羅馬尼亞籍的哲學博士(PhD)學生、助教、研究員,也是@德蕾莎·梅伊 所讚揚的「最聰明、頂尖」、「歡迎你們的貢獻」的人士之一。

今天的 #週二想法 我想分享我的故事。來到這一步以前,我在各方面都是個「不受歡迎的移民」。

Bulat小姐在推特上分享她的故事,這一系列的推文被多次轉推,故事概要如下:

My first experience in the UK was in 1997. My father got a temporar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contract as there was a skill shortage. I attended the hospital's nursery for 7 months but my family chose to return to Romania. My mum was unemployed and my father had limited rights to work.

Meanwhile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I attended a free school and skipped many classes in the last college years. Grew up mainly with “working class kids” sometimes doing dangerous things. But I achieved the highest grade in the Romanian Baccalaureate and this opened many doors.

I returned to the UK at 18 to study. I passed an IELTS exam but this was not enough to understand even half of what my British colleagues were saying. Should I have been “sent back” then as I could not properly engage in English conversations in my first few months?

Three years later I graduated with a first class degree from . It was a fun but difficult time. My mum came looking for work when I was in my second year and we shared a studio room at some point. I worked various part time jobs. Met my British partner.

In 2015 I received offers from both  and  to do my Masters. In the summer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London to save money. We had no savings and definitely not enough to pay the 10,000 pounds tuition fee. Should I have given up my dreams?

I borrowed money from the bank for my fee and accepted my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offer at Cambridge. I had barely enough to cover the first term of college accommodation and no idea what to do next. My mum was made redundant and things were not going well.

Meanwhile one of my colleagues was shocked to hear my experience of college – “So you did not have prep classes for Oxbridge interviews???”. Nope. This is maybe why I failed my Oxford interview for undergrad despite passing the written test. Oh, also my poor English.

I read my MPhil handbook saying we should not do any paid work. I did paid work throughout my MPhil and finished with 72% overall. Meanwhile mum got a job and things got back to normal around graduation time, after a year of familiarizing myself with Sainsbury's Basic [a supermarket chain offering low cost produce].

Should me and my mum have been deported due to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 those times? “If you do not make a net contribution you should be sent home”, some claim. Life is not a tick-box as the immigration categories are.

Alexandra Bulat,感謝本人允許使用圖片

In 2016 after a summer of work on a temp contract I accepted my fully funded PhD at . This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I was sad to leave Cambridge uni but I could not have afforded a PhD with no funding. Funding is very competitive in social sciences.

My mum's job was again subject to restructuring in 2017. After a few months of job searching she decided to leave to Germany. She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 Brexit. They are not guaranteed yet. She is working in Germany now, the UK lost a skilled professional.

In 2018 all things go well. I speak fluent English, have a lovely British partner and I am halfway through my PhD. But I, like all and are still . Our reduced are not secured in case of no deal.

In the mind of many people rudely commenting on posts such as the stories shared in ‘s articles, we should be sent back home unless we are a constantly producing tax payment machine.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complexity of migrant stories. According to these people's logic, my mum should have been deported every time she lost her job and I should not have been allowed in with little English or “insufficient resources”. We have not claimed a single benefit all these years, not even job-seeker's allowance.

To everyone that tells me to stop criticizing settled status because “I will be fine, cos I am a PhD student and skilled migrant”, I am saying: no. I will not close the gate behind me just because I managed to become a “desirable migrant”.  were promised for all.

我第一次來英國是在1997年。由於當時英國缺乏技術性人才,我父親與 #英國國民保健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簽了一份短期合約。我在醫院的幼稚園待了7個月後,因為我母親被裁員,而父親在工作上有諸多限制,我們全家選擇搬回羅馬尼亞。

與此同時,我父母離婚了。我進了一間免費學校就學,在高中的最後幾年翹了很多課。跟我一同成長的人大部分是「勞工階級的孩子」,我有時候會跟他們一起做危險的事。不過我在Romanian Baccalaureate(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的高中畢業時必須參加的考試)得到最高分,開啟了通往未來的大門。

18歲那年,我回到英國讀書。我通過雅思(IELTS)考試,但英國同事講的話,我連一半都聽不懂。在英國的頭幾個月,我的英文會話程度不好,當時是否該被「遣送回國」?

三年後,我從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社會學系畢業了,拿到一等學位(first class degree,英國評判分數的標準,一等學位是最高學位,平均分數須達70分以上,對應亞洲分數約為85分)。這段時光雖然有趣,卻也艱辛。大二時,我母親來英國找工作,我們分租一間套房。我同時打好幾份工,也遇上了現任英國男友。

2015年,我通過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的碩士班申請。那年夏天為了存錢,我在倫敦找了份實習。我沒有存款,也絕對付不出10,000鎊的學費。我當時該放棄夢想嗎?

我跟銀行貸款繳學費,決定去劍橋大學讀哲學碩士(Master of Philosophy,簡稱MPhil)。我幾乎付不出第一學期的住宿費,不知道之後該何去何從。我母親被解雇,所有事情都不順利。

我同事聽到我高中的經驗時,覺得很驚訝--「所以你沒有上準備課程,籌備橋津大學(Oxbridge,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合稱)的面試嗎?」沒有。雖然我通過牛津大學的筆試測驗,但沒上準備課程大概是我面試失敗的原因吧。噢,還有我的破英文。

我讀了哲學碩士的手冊,上面說我們不該做支薪工作。不過,我讀哲學碩士的整個過程都有打工,最後還以72分畢業。在Sainsbury's Basic(販售低價商品的連鎖賣場)工作一年後,我快畢業了,母親也找到一份工作,一切都回到正軌。

這段時間,我跟母親該因為資源不足而被遣送回國嗎?有些人說:「如果你沒有做出淨貢獻,就該被送回原國。」移民類別是個打勾框,但人生可不是打個勾就能選擇的。

2016年夏天,我打了一份短期工,然後學期開始了,我在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chool of Slavonic & East European Studies)讀哲學博士,領全額補助。這是我遇過最棒的事。我離開劍橋大學時很難過,但沒有補助的話,我負擔不起哲學博士的學費。在社會科學的系所裡,每個人都搶著領補助。

2017年,我母親的工作再度受到限制。找工作找了幾個月後,她決定前往德國。她也擔心英國脫歐後的 #公民權利(),這些權利還沒受到保障。她現在在德國工作,英國失去了一名技術精煉的專業人士。

2018年,一切都很順利。我的英文流利,有個可愛的英國男友,哲學博士的學業也已完成一半。但我就像 @這三百萬人()和 @在歐洲的英國人( )一樣,仍然 @對英國脫歐後的未來感到不確定(,該推特帳號分享受英國脫歐影響的民眾故事),我們被壓縮的 #公民權利 在尚未兌現的情況下仍是沒有保障的。

很多人在  #公民權利 的貼文下留無禮的留言,就像  的文章裡分享的故事一樣,在那些人心中,除非我們是不斷納稅的機器,不然就該滾回原本的國家。了解移民故事的複雜性是很重要的。照這些人的邏輯來看,我母親每次丟了工作,就該被遣送回國,而我的英文那麼爛、也那麼「資源不足」,同理也不該有資格留在英國。這些年來,我們從沒要求過任何一點利益,連求職津貼也沒有。

那些叫我不要再批評固有狀況、因為「你會沒事的,你是個哲學博士生、是有能力的移民」,我要告訴你們所有人:不。我不會因為自己變成一個「理想移民」就過河拆橋。 #公民權利 是給所有人的。

2016年6月1日,英國脫歐公投的前幾個禮拜,「把票投給脫歐」(Vote Leave)活動團體發表了(支持脫歐的四位政治人物)Michael Gove、Boris Johnson、Priti Patel、Gisela Stuart的聲明,他們聲稱:

Second,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for EU citizens already lawfully resident in the UK. These EU citizens will automatically be granted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in the UK and will be treated no less favourably than they are at present.

第二點,(英國脫歐)對目前合法居住在英國的歐盟公民,不會造成任何改變。歐盟公民會自動被准許無限期留在英國,而且受到的待遇不會比現在差。

對於像Bulat母親這樣憂心的人,脫歐大臣大衛·戴維斯(David Davis)想降低他們的擔心。2016年10月他宣稱:「這裡的移民,每6個人就有5個人已可以無限期留在英國,而還沒得到准許的人,我們離開(歐盟)前也會得到。」然而,英國審核事實的機構Full Fact卻下了這個結論

This is not fully substantiated by the evidence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rrangements we make upon leaving the EU. Whatever happens, EU citizens are not going to be forced to leave en masse.

未有證據可完全證實這則聲明,且這取決於我們針對脫歐所做的安排。不過無論發生什麼事,歐盟公民都不會被迫集體離開。

Full Fact也寫下其它不確定的項目,例如:英國脫歐後,歐盟法律下的永久居留權不一定會繼續有效,可能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才可永久居留,像是「是否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是否為自雇者或學生、是否能養活自己」等等;一切要視英國和歐盟的協議結果而定,但這部分還在計畫,預計2019年3月結束。

對在英國的歐盟移民,和在歐盟27國(2016年跟英國脫歐協議有關的27個歐盟國家,也就是除了英國以外的所有歐盟國)的英國人來說,脫歐派保證未來會自動授予現有權利這件事,依舊充滿著不確定性。很多方面尚未明朗,也還在討論中,如:家庭團聚權、政治權(歐盟移民只能在當地選舉投票)等等。

高技術移民(Highly Skilled Migrants)團體最近發起一場抗議,表示他們代表逾600名在英國工作的醫生、工程師、IT專業人員、教師以及他們的家人,要提高大家對英國內政部那些「歧視」法規的意識。「嚴苛的移民政策」對「海外」和歐盟成員國的移民都有影響。最新數據指出,因為英國脫歐造成的不確定性,導致搜尋英國工作的歐盟公民大幅減少。

Bulat小姐以這段推文,為她的故事做結尾:

We need a solution to protect all #CitizensRights, just as promised by Vote Leave. No more “bad migrant”-“good migrant” division games. People's lives do not fit in a tickbox. Politicians should listen to more real migrant stories to understand. #peopleb4politics

— Alexandra B (@alexandrabulat) March 6, 2018

我們需要一個可以保護所有 #公民權利 的解決辦法,就像脫歐派保證的那樣。不要再有「壞移民」、「好移民」這種分裂遊戲。大家的人生不是用打勾來決定的。政治家應該聆聽更多真實的移民故事以更加了解他們。#人民優先於政治(#peopleb4politics

首爾Doing Cafe為在南韓仍是禁忌話題的女性主義運動創造一個專屬的聚眾空間

全球之聲 - 2018/04/04 - 22:43

Doing Cafe是一間女性主義咖啡店,去年三月於韓國首爾開幕,當時有超過10,000人來到這間咖啡店--大部分是20至30幾歲的女性。老闆娘金麗伊(Kim Ryeo-il)表示,這是南韓前所未有的咖啡店。店內最近舉行了一週年派對,有超過50名支持者來到現場。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本文作者為GlobalPost媒體公司的Ann Babe,於2018年2月20日發表於PRI.org。因全球之聲與國際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簡稱PRI)合作,經其同意後將文章轉發於此。

河允娜(Ha Yoon-na)一直堅信著女性主義,但從未把自己稱為「女性主義者」,因為這個用語在南韓具有負面意義。30歲、擔任文字譯者的她,擔心會被別人品頭論足、被社會排斥。

自從去年去了首爾一個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空間後,河允娜克服了自己的恐懼。在Doing Cafe裡被超過1,000本女性主義文學環繞著,加上許多顧客渴望針對這些書籍做討論,她第一次覺得自己可以放心地大談女性主義。

「來到這裡以前,我沒什麼自尊心,對自己充滿著不確定。」河允娜坐在桌前,桌上放著一本書與一杯檸檬茶,她表示:「Doing Cafe給了我力量,讓我可以承認我是女性主義者。」

在首爾最繁華的區域--江南區(2012年PSY大叔紅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江南Style」的拍攝地點),Doing Cafe就藏身於清潭站附近的巷弄中,要不是那鮮豔的黃色外觀,可能很少人會注意到這間店。仔細一看便會發現,這裡跟其他咖啡店可不一樣--門上的標示寫著:這裡是「女性主義的文化之家」。

撇除亮黃色的入口,其實Doing Cafe的外表十分尋常。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南韓的重男輕女和厭女主義態度深深嵌入主流文化中。Doing Cafe是間有點不尋常--或是說,有點顛覆尋常--的商店。老闆娘金麗伊(Kim Ryeo-il)表示,這是南韓第一間女性主義咖啡店,自2017年3月開幕以來,已吸引全國各地超過10,000人造訪,大部分顧客是20到30幾歲的女性,此創建也鼓舞了其他幾個女性主義空間。

Doing Cafe藉由各種資源與活動--包含女性主義圖書、藝術展覽、客座演講、商品販售、社交聚會、一對一諮詢(由金麗伊進行諮詢,她擁有女性主義神學的高級學位)--以支持像河允娜這樣的年輕女性、維護性別平等的權利為宗旨。

咖啡廳老闆娘金麗伊一直都想開一家這樣的店,但沒想到這個夢想竟真的能開花結果。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金麗伊的英文名字是Liz,她說:「這間咖啡廳是為了文化、社會運動而開張。」大部分來咖啡廳光顧的人都是從社群媒體上發現這間店的。

50歲的金麗伊希望今日的運動比起1990年代的女性思潮,能帶來更大的改變、更少的反對聲浪。「這世界還沒成為一個好的世界。」她搖搖頭表示:「這個世代的二、三十歲女性⋯⋯她們身處的社會並沒有比我當時的好多少。」

的確,南韓的尖端科技與潮流時尚文化在國際上擁有響亮名聲,不過談到性別平等,可是落後一大截。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針對全球144的國家中的118個國家做排名,在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國家中,南韓的工資平等項目位居最後一名,是全球最差的紀錄之一。

Doing Cafe店內一隅的陳列中掛滿了顧客寫著對未來的期許及感謝詞的便利貼。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社會分析家表示,南韓的不平等情況部分來自於對社會角色和性別規範都十分死板的儒家文化思想。河允娜在她的家庭中就能感受到這份不平等,她說她的父母像服侍「王子」般對待弟弟,卻批評她的女性主義信仰是「逃避現實」、「自欺欺人」。

「我的家庭非常保守、崇尚儒家文化,我感覺自己是格格不入的那個。」河允娜說,「我覺得很孤單。」她的弟妹跟父母一樣,把女性主義視為「女性沙文主義」(female chauvinism)的「危險」外衣,還說他們不懂為什麼她對女性主義這麼有興趣。

這種反應在南韓十分普遍。「還是有很多人覺得女權想法是異類。」崇實大學(Soongsil University)的社會福利教授盧海倫(Helen Noh)如是說:「女權議題會令人感到不適。」

咖啡廳書架上的標示寫著:「女性主義的文化之家」。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這是因為女性主義的議題仍是一個忌諱,常被誤解是仇恨男人或女性優越主義。「大家聽到女性主義這個詞彙的時候,腦中浮現的是很極端的影像。」盧教授說道:「他們不知道這個詞彙的真正含義。」

河允娜在不知不覺中認同了這個詞的價值,但因為她也無法完全確定其真正意義,因此加入了Doing Cafe,想對女性主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大部分是為了她自己,不過後來她身邊的人也開始懂了。

「我以前對女性主義的概念非常模糊。我想解釋這個詞語,但卻因為缺乏具體想法而無法好好解釋。」她說道:「現在,我會跟我弟弟分享我的看法,他也想了解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

河允娜一直相信女性主義,卻遲遲不敢把自己稱為「女性主義者」,直到她在Doing Cafe找到了一群理念相同的人。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金麗伊15年前離了婚,獨自撫養兩名孩童,她夢想打造一個女性主義的空間,但當時沒有多餘的錢,沒想到夢想有一天真的能成真。

這是因為發生在2016年5月的一起事件讓一切都改變了。某天晚上,一名男子在江南的某間廁所刺死一名女性;在他行兇前,有6個不同的男子如廁,他等了50分鐘,第一個進廁所的女人便成了他下手的目標。該男後來坦白:「因為女人總是把我當空氣,我才會這麼做。」雖然這起謀殺案未被當作仇恨罪行處理,而歸因於心理健康問題,但這起事件震驚全國,並引起大家討論根深蒂固的厭女主義。

這件事促使金麗伊創造Doing Cafe。

Doing Cafe填補了空洞。「韓國很少可以討論這類議題的空間。」河允娜說:「那些對女性主義有興趣、卻不敢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的人,這間咖啡廳可以協助他們、帶領他們認識彼此、並幫助他們分享想法。」河允娜相信Doing cafe作為一個建立意識與教育的起點,可以把女性主義的理念傳達給更廣泛的韓國社會。

不過,還是有些顧客不懂Doing Cafe的任務。「路人不知道這間咖啡店有什麼特別的。」金麗伊有時會遇到路過上門的客人,他們最後卻談起反女性主義、表示自己恐同,或誇耀便宜買春。

另外,咖啡廳開張的第一年對金麗伊來說是財務困頓的一年,她常想要關門大吉,但那些含著熱淚感謝她的顧客促使她堅持下去。「或許最後我們真的能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她說:「這是我的夢想。」

另一名顧客是17歲的金凱西(Casey Kim),他認為自己是「非二元」(nonbinary,一種不完全是男性、也不完全是女性的性別認同),他說他們住在江原道--韓國東部邊緣的行政區域、平昌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場地--的時候,第一次聽說這間咖啡廳。雖然居住地點有點遠,但距離無法阻擋金凱西定期造訪這間感覺像家的咖啡廳。

很多定期來這間女性主義咖啡店的顧客,一同參與了這場一週年紀念,享受紫色飯卷、紅酒與音樂。首爾的Doing Cafe以女性主義圖書、藝術展覽、客座演講、商品販售、社交聚會、一對一諮詢為特色。來源:Ann Babe / PRI網站

在一個輕快的二月夜晚,金凱西、河允娜和其他約50名Doing Cafe的支持者聚集在此,慶祝咖啡店的一週年生日;Doing Cafe三月就滿1歲了。氣氛熱鬧之時,燈光暗了下來,一顆舞台燈球在排列著藝術品與書籍的牆上投射明亮的光芒。現場參與者互相交流、嚐著紫菜飯卷、飲著紅酒,背景音樂是精心挑選過、賦予女性權力的歌曲;並由咖啡廳老闆娘金麗伊親自主持活動。

她掃視人群,露出一抹微笑。大家一面鼓掌、一面歡呼。

「Doing Cafe幫我找到了我的心聲。」河允娜說道:「在我的一生中,厭女主義絕對會一直存在……可是我認為我有義務告訴別人『厭女主義是錯的』,並為他們解釋原因。」

Ann Babe南韓首爾報導。

世界各地的教師如何教導學生英文代名詞

全球之聲 - 2018/04/03 - 17:10

老師在英文課時,在黑板上寫下一個英文句子。地點:柬埔寨。圖片來源:© Masaru Goto / 世界銀行。CC BY-NC-ND 2.0

本文由GlobalPost媒體公司的Nicola Prentis所作,原於2018年3月28日發表於PRI.org。因全球之聲與國際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簡稱PRI)合作,經其同意後將文章轉發於此。

第一堂課,老師手握著一枝筆,說:「這是我的筆。」學習英文的學生們來自各個年齡層--從幼稚園到領退休金的老人都有--也來自不同國家,他們複誦:「這是我的筆。」接著,老師從一名學生那兒拿起一枝筆,說:「這是她的筆。」學生們也跟著念。

過了一會兒,到了複習時間,老師拿著學生的筆,請另一名學生回答問題。學生答道:「這是他的筆。」老師揚起眉毛,但給他一個鼓勵的微笑,問:「的筆?」強調「他」這個字,暗示他回答錯了,可能同時也把筆指向主人。學生馬上改了答案:「這是的筆。」

全世界有將近十億人口在學英文,並以英文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EFL),他們在初階課堂都會遇到二進制的性別代名詞,是初級程度的文法重點。給小朋友的考試中會出現二進制的習題,要學童觀察周遭的人,如:「你最好的朋友是男生還是女生?」、「你的老師是男的還是女的?」但隨著性別意識高漲,性別認同的新詞彙及文法開始進入語言當中,EFL英文老師可能是第一線人物,影響這十億人口對性別的看法。

在筆的練習中,有兩個主要方式可以改善該代名詞練習活動:回答問題的學生可以說「這是他的(their)筆。」[此處的「他」為中性單數代名詞,可指老師(男)或筆的主人(女)],或者老師可以談談新的性別中性代名詞,這麼一來,若學生覺得有必要,便有除了他的(his)她的(her)以外的選擇--像是nir、vis、eir、hir、zirxyr

整體來說,ELF教材包含單數的「」(they)很多年了。英語教學顧問Frances Amrani回想2000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工作,說道:「當時大家都在討論教材裡的性別平衡。在所有專案裡,我們都可以考慮這件事。我的第一份專案[名為「Vantage」的教科書]是為歐洲理事會所做,當時我們都同意「their」常被用於中性的單數代名詞,而且該用法可以追朔到過去[14或15世紀]。」單數的「他的」(their)於是出現在初中級課本的解釋文法的例句中。

雖然老師教學生用單數的(they)來指非二進制的人,但教科書很可能還沒把這個用法收錄進去。即使教科書都是以「語料庫數據」為基礎編寫--那是很大的語言資料庫--不過如果某事不斷發生,而使某字變成書面、口頭上的正式語言,或是在教學大綱上出現,EFL教科書永遠都追不上這種改變。作家和編輯也可以決定要在書裡加些什麼,辭典編輯Julie Moore說:「如果一個字突然被大量使用,而且使用明確,就像「自拍」(selfie)這個字,那該字可能很快就會被收錄進書裡。其他比較少見的字,無可避免地就得花較多時間。」

謹記,出版一本新的教科書要花不少時間。至少還要再好幾年,像「這是莎拉的筆,把筆給(them)。」這樣的句子才會出現在教材中。

雖然聽起來很慢,可是看看「Ms.」(小姐,用於婚姻狀況不明或不願提及婚姻狀況之女性的姓或姓名之前)這個字,歷經了70年,才於1972年開始被廣泛使用,而且大概在80年代中期才出現在教科書中。

編寫EFL教學方法的作者Scott Thornbury瀏覽他的藏書,說1976年的教科書「Strategies」(朗文(Longman)出版社)裡完全找不到「Ms.」的例句,但卻有不少「Mrs」和「Miss」的句子。另外,雖然「Encouters」(Heinemann出版社)和「the Teachers’ Book」兩本教科書對於填寫正式表格,皆給予一樣的字詞選項,不過1979年之前,「the Teachers’ Book」就下了註解:

Point out Miss/Mrs distinction. If students ask, explain Ms as modern term for both Miss and Mrs.

請指出「Miss」和「Mrs」的不同。如果學生發問,要解釋「Ms」是「Miss」和「Mrs」兩者共用的現代用法。

「劍橋英語教科書2 教師版」(1985年出版)(The Cambridge English Course Book 2 Teacher's Book),還沒等學生發問,便先要求教師:

Finish by making sure that students know first name, Christian name, surname, Mr, Mrs, Miss, Ms.

課程結束前,確認學生都了解名字、基督教名、姓氏、Mr、Mrs、Miss、Ms這些字。

終於在1986年之前,Ms出現在學生的書裡,教科書「Headway Intermediate」把Ms、Mr、Mrs、Miss都列為書寫正式信件時可使用的字。

現今,世界各地的網路不斷有新字詞出現、進入語料庫的數據庫,我們能期待這種改變進步得快一點嗎?

有些獨立的數位出版社在這方面走得較快,並且著重學生的個人需求。Sue Lyon-Jones是線上課程的EFL作者兼出版者,她表示,單數they的成長趨勢是她決定把非二進制的「they」加入線上文法課程的的原因之一,她也感覺「讓英文學習者學單字,讓他們可以談論自我與自己的身分,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

同樣地,在實體教室裡教學的老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來調整他們所使用的出版教材、教他們覺得有用的語言,不需要等語料庫提出理由才教。世界各地的EFL英文教室都已經有非二進制的「they」了。

曾在越南和義大利教書的Leigh Moss會在課堂上使用這個字,他說:「我教學生中性用『他們』來表示,因為xe和ze不常用,而且我有非二進制的朋友比較喜歡被用『they』,所以我才選擇用這個字。」

巴西的EFL英文教師Jessie Fuller同意此說法,她說:「我通常會用『they』表達中性,如果有學生對『ze』有興趣,才會使用這個字。」

老師永遠能找到一個學生能理解的語言教法。老師常教非常複雜、不直覺的東西,以「你好嗎?」(How do you do?)為例,這個慣用語常出現在初級階段,是個算不太上問題的問題,而且跟你「」(do)什麼毫無關聯。教這個字的時候必須有解釋--至少是簡短的解釋--告訴學生跟這個字有關的社會、文化用法:只有在第一次與某人見面、在很正式的對話中、近年來大概也只有老一輩的人或上層階級,會使用這個句子。

單數的「they」,或非二進位制代名詞的觀念,在語言學上已經沒比「你好嗎?」(How do you do?)複雜,在概念和文化上,跟稱呼女人時移除她們的婚姻狀態比起來,也沒那麼具挑戰性。不管非二進制代名詞是否要花上70年時間才能跟「Ms.」一樣變成主流用詞,時間會證明一切。不過,教導非二進制代名詞的教師可以把這些詞彙傳播得更廣更遠,遠超過4億多、以英文為第一語言的人們。

烏干達的採砂作業造成嚴重的環境威脅

全球之聲 - 2018/04/02 - 16:40

由NTV烏干達(NTV Ugnada)所攝的YouTube影片中所截的畫面,這個畫面顯示了在Lwera溼地的部分開採作業。

烏干達環保人士表示,一片沿著高速公路延伸、並連結首都坎帕拉(Kampala)及西南方城鎮馬薩卡(Masaka)的重要溼地,目前正因大規模的採砂作業而受到破壞。

Lwera濕地是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流域的集水區,而沙子扮演著重要的淨水角色。 這裡有各種陸地和水生物種,有人擔心深達12米以上的疏浚作業可能會改變、或摧毀當地漁民賴以生存的魚類棲息地。

根據當地「城市和基礎設施發展會議」在推特上所做的警告,連接坎帕拉及馬薩卡的坎馬公路亦有可能會因此飽受水患。

What is the water level between Lake Victoria and Lwera wetlands that will stop the water from flooding the road base and surface as well? Where there any hydrological as well as geology survey before sand mining to ascertain any risk on the highway?

— UIDC (@UIDC_UG) January 30, 2018

維多利亞湖和Lwera濕地之間的水位要維持在什麼水準才能防止水將路基和路面淹沒? 在採砂之前有進行水文和地質調查、以確定高速公路用路人可能需承受的風險嗎?

— UIDC (@UIDC_UG) January 30, 2018

雖然烏干達擁有採砂控管的相關法規,但是國家環境管理局(NEMA)並沒有撥給監測人員太多預算

國會轄下的「自然資源委員會」(natural resources committee)主席Alex Byarugaba相信,這樣監管不及的現況使得NEMA未能盡到保護環境的責任,並允許公司破壞水生和陸地物種的棲息地:

NEMA有義務監管發生在濕地上的活動,但由於該組織缺乏意願,在維多利亞湖和Lwera湖岸等採砂面積擴張的同時,環境破壞的情形也隨之加劇。

支持者表示,由於禁止開採砂石會阻礙「就業機會的創造」,因此並不希望禁採的規範被實行。 烏干達水資源和環境的相關首長已經表示,儘管他堅持所有的公司都應該以正確的方式來進行,然而採砂業不能夠停止。

根據「每日監測」(Daily Monitor)的報導,來自NEMA的幾位政府官員曾到現場阻止深度挖掘超過12米的作業,但由於缺乏足夠資金,他們的業務後來遭到中斷:

根據NEMA環境監測和法遵總監Ayazika Waiswa的說法,目前,這些地區的礦業公司都違反了許可執照所列的規範。

根據Waiswa的數據,大部分的採砂公司都在12米以下的砂層掏舀砂石,而不是政府所建議的3米--若維持在3米的深度,砂石資源仍可較輕易地再生。

Waiswa最近在NEMA董事會質詢時說道:「透過我們的例行檢查作業,我們曾到過現場並阻止了他們(砂礦工);但我們的官員後來因財務緊縮而退出這項業務,他們(砂礦工)就回來了。」

但這不是唯一的違規行為。Waiswa補充說道:「……根據我們所訂定的規範,他們不應該在距離公路200米處進行採礦,但他們也未遵守這樣的規定。」

在距離高速公路200米處進行疏浚及採砂使得這條連接烏干達與坦尚尼亞的繁忙道路瀕臨水土流失。

日前,烏干達警方發出了一則聲明,其中提到所有超載的車輛必須獲得運輸貨物的許可證。Twitter用戶Moriati X對此向警方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他曾看見運載砂子的重型車輛自Lwera駛出。

And those trailers we saw carrying sand for mango tree in lwera. did you intercept? just asking.

— Moriati X (@emmexco) February 5, 2018

我們看到一些拖車上運載了準備供貨給「芒果樹」的Lwera砂土。 你攔截了嗎? 沒事,只是問問。

— Moriati X (@emmexco) February 5, 2018

此外,被稱為「芒果樹」(Mango Tree)的一家中國公司一直是維多利亞湖沿岸沙礦開採的焦點

「芒果樹」被指控僅持有舶建造的執照,卻從事沙礦開採。根據NEMA的一則聲明:

經查,一艘維多利亞湖上的大型船舶在Luzira的邁阿密海灘開採和傾倒砂子,在(我們)對其提出警告(未果)後,即提起了對芒果樹公司的刑事案件。

在NTVUganda的一篇文章中,國會委員、同時也是活動人士的John Baptist Nambeshe將這種公司竟然也可以獲得許可的情況歸因於腐敗。

儘管烏干達是若干聯合國多邊環境協定的簽署國--包括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UNCBD、與氣候變遷相關的UNFCCC、與土地沙漠化相關的UNCCD,以及拉姆薩爾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等等多個族織,但烏干達政府並未能有效保護和確保環境資源的永續使用。

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農民的Brian Luwaga在推特上認為這非常可惜(盧甘達語「kitalo nnyo」,意味著「這很可悲或不好」):

How Lwera Wetland is being destroyed by Miners. Kitalo nnyo @ssekweyama@bindhejean@nemaug@pwatchug@Frankiesster@sadabkitatta79@ugandarn@nilepostnewspic.twitter.com/OfAGwM4pFS

— BRIAN LUWAGA (@BLuwaga) January 31, 2018

Lwera濕地就是這樣被砂礦所摧毀的。真可悲。

— BRIAN LUWAGA (@BLuwaga) January 31, 2018

 

跟YouTuber Mimei一起體驗日本的「本日街道」

全球之聲 - 2018/04/01 - 11:41

「美感是我的宗旨。」

「東京vlog:村上隆的咖啡店、神秘的扭蛋、中野區」。來源:Mimei的YouTube影片截圖

利用充滿活力、友善滿點的影片實錄,再配上活潑的背景音樂,高人氣的影音部落客(vlogger)Mimei在影片中展現在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裡的各種街道,她的YouTube頻道、InstagramTwitter和其他社群媒體每天都會更新一次。

來自紐西蘭奧克蘭的Mimei在日本住了一年後,於2010年首度加入這個影片分享平台(YouTube),而站台「Mimei Land」其實是她針對日本人以外的觀眾所開創的另一個頻道。

她將「Mimei Land」描述為「與你分享我的生活、冒險、奇異發現」的地方。Mimei的YouTube頻道自2011年8月開創以來,目前已有162,000個以上的訂閱者,累積逾1,400萬觀賞次數。

Mimei把粉絲暱稱為「鳳梨」(pineapples),她在影片中展現東京的各種樣貌,從城市的小巷弄到神樂坂商圈,甚至是聞名世界的澀谷十字路口。幾乎每支影片的開頭都是「本日的日本街道」(Japanese Street of the Day),並著重於東京各處的繁華街道。想更了解Mimei,可以觀看介紹影片

Mimei的Instagram帳號也非常受歡迎,這個帳號以東京和其他地方的快照為特點。

ok, i will let it go after this last picture

這名巴西醫生表示:縱使科學日新月異,愛滋病病毒的汙名依舊存在

全球之聲 - 2018/03/31 - 11:33

對 Carué Contreiras 這位積極的公衛醫生而言,防疫除了預防外,還要以澄清誤解為目標。照片來源: Sham Hardy/Flickr, CC-BY-SA 2.0)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感染的癒後相當成功。在過去55年來,感染從全球性的災難轉變為可以控制的疾病。

新藥的副作用較小且效果比較好,能夠讓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患者,幾乎沒有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的症狀。感染獲得控制時--或患者的病毒反應呈現「無法檢測」時,以醫學術語來說 --不會透過性交而感染。現在,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患者平均壽命與一般人並無差異。

然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 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的患者(通常統稱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PLWHA)仍需要面對社會的污名化,因此,他們的權利受到限制、禁止尋找伴侶、禁止公開及集體地為他們答辯。污名化導致緘默及孤立、進而造成疾病及死亡。根據愛滋污名與歧視調查(People Living with HIV Stigma Index),20%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PLWHA)在過去一年內有過自殺的念頭。該調查由聯合國AIDS計畫所發起,並在數個國家展開研究。

巴西公衛醫生及積極行動者CaruéContreiras為全國愛滋病患者網絡(Nation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 / AIDS, RNP +)的成員,亦為從業於科學與人權間的專業人士之一。他透過電子郵件告訴全球之聲:「科學持續發展演進,但是我們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PLWHA)的負面態度,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這樣的態度,以策略的本質來說,可以被稱作血清恐慌症(serophobia)。」

Carué Contreiras 照片來源: 個人檔案,經許可刊登。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數據指出,截至2016年年底,世界上有超過3,600萬人患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據估計,年齡介於15至49歲間的成年人有0.8%是病毒的帶原者,但是他們的地理分佈極為不平均--在南非,這個年齡層的HIV帶原者占人口比率4.2%;而在美洲的比率則較全球平均值為低,僅有0.4%。

巴西是全球最先透過公共衛生系統免費提供HIV抗原藥物的國家。自1990年代以來,新發感染人數即一直持平;這也是頭一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HIV患者受到治療。

但是,這樣的成就並不足以忽略愛滋病病毒感染的患者(PLWHA)在巴西持續面對的歧視問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PLWHA)的聲音很容易受到新聞媒體的忽視,新聞媒體經常將他們描述成為受害者、或歸類為不做好安全預防的範例。」

請看完整訪談內容如下:

儘管目前治療方式有相當進展,為什麼關於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討論仍然被忽略?

The first layer of prejudice, the fear of transmission by casual contact, is relatively simple to deconstruct. But, at a deeper level, serophobia derives from other sexual oppression, and attributes to us moral failure or personality drift. The various expressions of serophobia are complex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prejudices against marginalized groups — like misogyny, sexism, racism, transphobia and others, depending on the place. In regions where the disease and death from AIDS are still frequent, those images actively inform serophobia.

顯而易見的就是那第一層的偏見--害怕經由接觸而感染 。但是,就更深層而言,血清恐慌症來自於其他的性壓迫,並被歸因於道德敗壞或性格漂移。血清恐慌的多種表徵是複雜且與區域有關的,並在與其他邊緣群體的偏見交互影響下生成,如:厭女症、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跨性別恐懼…等等。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所造成的疾病和死亡在某些區域仍舊頻繁,這些印象往往促成血清恐慌症。

大多數來自非政府組織及政府的公開活動都側重於預防面,不過部份行動人士認為,需要透過其它方法來抵抗愛滋病。針對這部份你可以談一下嗎?

Campaigns about health education often lapse because they restrict the message to prevention only and end up ignoring the actual person living with HIV. Of course, access to prevention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build autonomy in their own sexuality. However, in the case of HIV, there is always an other side, an “other”, which is the PLWHA. Unlike the person with gonorrhoea, having HIV is a lifelong identity that is related to the loss of rights.

An educational discourse that is confined to “how to protect yourself” – and gives PLWHA the role of vector – will only reinforce alterity and serophobia. In contrast, a message that starts with a consistent problematization of serophobia and is neutral with respect to serological status may help to dissolve the silence. Silence neuroticizes subjectivities even among negatives [people without HIV], thereby causing paranoia and denial, which interfere both in coexistence and affection, as well as in the ability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itself.

健康教育的宣傳活動經常無效,原因在於活動僅設限於預防訊息,而忽略到患者該如何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和平共存。當然,獲得預防對於人們在建立自己性行為中的自主權很重要。但是,在談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時,還必須考慮到另一方,這裡所指的「另一方」指的是愛滋病病毒的感染者(PLWHA)。不同於淋病患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是一種「終生喪失其權利」的身份。

若教育僅侷限於「如何保護自己」,並賦予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PLWHA) 一個帶原者的角色,只會強化異己隔閡並加深血清恐懼。 相反地,若有一個能以共同的「血清恐懼症」問題作為起點、並以中立的角度看待血清學的(教育宣導上的)訊息,也許能有助於打破沉默。即便是檢驗呈陰性反應的族群(未受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感染的人群),緘默也會使其變得偏執並拒人以外,進而干擾他們與其他人共同生活及產生情感交流的能力,乃至於遏殺了預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傳播的可能性。

在這些情況下,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Media representation tends to polarize between excitement by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a fatalistic and victimising gaze of individuals or deeply afflicted countries. Medical science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visible and exciting aspect of HIV — note that there is rarely a physician's statement missing from a news story. Unlike malaria and other diseases comm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re is significant funding for research on HIV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which brings about potentially life-changing services.

However, the social aspects, which are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are less visible. But they help explain why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do not reach everyone. PLWHA's voices are especially neglected by the media, which often portrays them as victims, or examples not to be follow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promoting prevention. But this kind of advocacy ends up reinforcing serophobia.

新聞媒體的表述偏好將令人振奮的科學成就,與個人或深受折磨的國家其宿命及犧牲者目光化分開來。醫療科學在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方面,無疑是最顯而易見且最振奮人心的範疇--你可能曾注意到,很少有(醫學進展方面的)新聞報導會省略掉醫師的陳述。有別於瘧疾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常見的疾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治療及預防研究有大量資金的援助,這可能會帶來生活上的改變。

然而,就與人權相關的社會層面來說,(在媒體上)反而不那麼明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科學成就無法使人人受惠。愛滋病病毒感染者(PLWHA)的聲音,特別容易受到新聞媒體所忽視,新聞媒體經常將他們描繪成受害者,或是推行防護措施下不值得效法的對象。但這樣的言論最終只是強化血清恐慌症罷了。

「高風險族群」(High-risk groups)是早期用來指稱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的用語。現今,公共衛生專業人士更喜歡用「關鍵受影響人口」(key affected populations)這個措詞。為什麼這樣的改變很重要?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egories used to explain why some groups are more affected than others reflect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HIV from a rights perspective.

‘High-risk groups’, which comes from a time when LGBT people had no rights at all, sees HIV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deviant behavior, intrinsic to certain groups — thus justifying marginalization. Therefore, restricting the rights of ‘risk groups’ was necessary for the well-being of general society.

Then came the term ‘high-risk behavior’, which correctly conveys a risk of infection for the entire population, but still exaggerate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he term reinforces the notion that people who have become PLWHA are those who already had a deviant profile. It is still serophobic because it generalizes a profile for PLWHA and ignores, for example, external elements such as prejudice and isolation. In addition, the term exempted governments from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theory of HIV was the next category, ‘vulnerability’ 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which focused on the context in which a person lives, and on how violations of rights, power imbalance and access to services can affect the ability of a person to control risk.

The term ‘key affected populations’ is recent and maintai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vulnerable populations’, but adds the need for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IDS-response decisions.

闡述「為什麼某些群體較其他族群更易受到影響」的分類方式逐漸演進,並反映了從權利的角度而言,(人們)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了解已見提升。

「高風險族群」這個稱號來自一個LGBT族群仍毫無人權可言、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仍視為行為偏差的時期,並理所當然地將特定族群邊緣化。因此,(在此定義下)嚴格限制「風險群體」的權利,在過去對整個社會福祉來說是有必要的。

接著,「高風險行為者」(high-risk behavior)這個用語出現了--它妥善地傳達群眾可能受到感染的風險,但是仍誇大了個體所應負擔的責任、並強化「受感染的人是行為偏差的人」的觀點。因為這個概念概括了愛滋病病毒感染者(PLWHA)的狀況,比方說:忽略了感染者可能本來就有孤立特質等因素等等,因此仍帶來血清恐懼症。再者,這個用語忽略了政府所擔應的某些責任。

一個對於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社會理論有卓越貢獻的觀點是接下來的範疇,即「弱勢」或「弱勢群體」的概念,其主要偏重在個人如何生活、權利如何遭到侵犯、權力如何失衡以及服務如何取得等面向,並說明這些概念會怎麼去影響個人的風險管理能力。

「關鍵受影響人口」一詞在近年來代表、並維持了「弱勢群體」這樣的詮釋,但亦新添了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對其在社會活動中參與決策的必要性。

這類範疇的使用是否已達成共識?

No. These categories reflect political positions, so, unfortunately, we have not yet outgrown the old interpretations, which are still present in current discourses about HIV, depending on the interlocutor.

One example is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pike in new infections among young people in Brazil – a generalization that conceal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m are LGBT. The media cliché, which has become common sense, is that their “irresponsible” behaviour may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they did not see their idols die.” The burden lies on the individual, resting in the belief that it all depends on the young person's choice, so one can conclude that the category actually used here is ‘high-risk behavior.’

However, an analysis from the vulnerability point of view may reveal the fact that the battle for LGBT adolescents’, and all young people's, rights to sexuality still occurs on the margins of society, since it was not followed by effective public policies and educational campaigns.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most authorities in the world today use the term ‘key affected populations’, but few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ivil society's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he term is emptied of practical meaning.

I should also add that even when using an appropriate category, the social theory of HIV reflects biases common in academia. One example is how researchers interprets the enormous inequality of AIDS between white and non-white people in Brazil. In a country that is founded on the myth of racial democracy, the contributions of black academics are silenced by an essentially white academy. Therefore, in Brazil, unlike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of critical racial theory within HIV social theory.

These examples make it clear that we not only need to talk about HIV, but,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to be very aware about the way we speak about it and whether the discourses do or do not foster prejudices.

並沒有。這些分類反映了政治立場,所以不幸的是,我們尚未突破舊有的詮釋,這些詮釋仍然存在於當前關於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論述中--主史取決於對話者的選擇。

一個例子是對巴西「年輕人」新感染率的不同解釋 -- 這是一種掩蓋了其中大多數人都是LGBT族群的概括化。媒體一如往常地將此現象「不負責任」地歸因於「他們沒有看到偶像(因愛滋病)死亡」,並將責任歸咎於個人行為、並導向這一切都取決於年輕人的自由選擇權;因此,人們可以得知在這樣的情況下,用語的使用傾向「高風險行為者」的概念。

然而,從弱勢的角度來看,也許揭示在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教育宣導之下,LGBT的成年人及所有青少年間性權力仍就處於社會邊緣這樣的一個事實。

另一個例子則是,現今世界上大多數有關當局都採用「關鍵受影響人口」這個名詞,但鮮少有人對公民社會參與的重要性有所了解。所以,實際上這個名詞只是空談。

我必須補充的是,即便使用適當的類別,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社會理論反映了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偏見。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研究人員在解釋巴西白人與非白人之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時所顯現的不平等。在一個民族自決至上的國家,黑人學者的貢獻本質上是被白人所在的學術界所壓制。因此,不同於美國的情形,在巴西幾乎沒有批判種族理論的證據。

這些例子清楚的呈現,我們不僅需要討論有關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們談論的方式、以及這樣的言談是否會助長偏見。

校對:FangLing

「對抗帝國主義,好膽你就來!」 — 電影「黑豹」對千里達及多巴哥影響甚鉅

全球之聲 - 2018/03/30 - 16:25

圖為漫威玩具(Marvel Legends TRU)於2018年為沃瑪特(Walmart)獨家推出的「黑豹」公仔,包含「蘇利」(Shuri)和「克勞」(Klaw)。圖為湯姆漢彌爾頓(Tom Hamilton)拍攝。(CC BY-SA 2.0)

漫威電影「黑豹」方上映就如預期地創下各項票房紀錄--且不僅僅只是英雄片的紀錄而已。

這部好萊塢大片是根據同名的漫威漫畫所拍攝,講述國王「帝查拉」(T'Challa)回到「瓦甘達」(Wakanda)繼承王位,過程卻遭逢險阻的故事。科技發達的瓦甘達是一個座落於非洲的架空城市,這位新任國王必須成為英雄「黑豹」,並與國家特種部隊「朵拉蜜雅劫」(Dora Milaje)以及一位來自中央情報局(CIA)的探員共同合作,才能拯救瓦甘達。

加勒比海國家--特別千里達及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以下簡稱「千國」)都引頸期盼「黑豹」上映。當地人大肆慶祝千國出身的演員溫斯頓·杜克(Winston Duke)參與該片演出、並為片中有許多非裔演員出演正面的角色感到高興。溫斯頓在「黑豹」中飾演反派角色「蒙巴庫」(M'Baku)。

由於千國過去飽受殖民和奴隸制度之苦、制度解放後取而代之的又為新的僱傭制,因此如今千國境內族群主要由非裔和印地安裔組成。猶如其他「後殖民社會」國家--在這些地區的膚色議題常受政客操縱或媒體炒作,「黑皮膚」的概念一直受到政治家的操縱、並被媒體放大。也因此造成許多錯誤的刻板印象難以被破除

「黑豹」挑戰這些媒體或政界單方面的說詞、企圖改變這類對膚色的錯誤印象,讓千國的非裔族群有了為自己發聲的空間。

觀眾們藉由電影放映的機會表演家鄉的音樂舞蹈,來頌揚他們的根源和非洲文化。不論老少皆盛裝打扮以致敬「瓦甘達」這個雖然虛構、卻能對外爭取身為非洲子孫的認同及驕傲的國家。許多身著非洲傳統服飾的忠實影迷皆讚賞「黑豹」所傳達的理念,興高采烈地:「雖然路途艱辛,但我們還是做到了!」

溫斯頓在托巴哥的一場慶祝活動上也透過Facebook直播見證這些為他舉辦的活動(約在影片17:13處);被這些影迷深深打動的溫斯頓,有感而發地說道:「不可思議。真的太不可思議了。我們正在創造一個開放的平台,在那裡可以毫不諱言地訴說我們的故事,甚至是離散於各地的千國子民的故事。」

一位名叫大衛(David Wears)的攝影師在臉書上分享一部輕鬆短片,片中充分描繪「黑豹」為大家帶來的鼓舞和歡愉;有些網友則看到片中其他沈重的議題,以及電影帶來的正反面影響。

當地知名網站「來線868」(Wired868)的一則「致編輯的信」中,珍麥可威廉斯(Jan-Michael Williams)向網路上那些熱情洋溢的黑豹影迷們提出呼籲。

最近有很多受炒作而引起的現象,其中最甚者就屬非裔或黑人看了「黑豹」所引起的效應。

首先,我必須澄清我還沒看過這部片,我只有看到這部片帶來的影響。而對我來說,「黑豹」是我有生以來最棒的一部片。

有些千里達的人可能沒意識到這是第一部幾乎由黑人主演,而且演的角色不再跟販毒,嫖妓,幫派或是影史以來任何加諸於黑人的負面刻板印象有關。

接著說

我知道你們有些人看了早期的功夫片會想學中國腔說話。甚至有些人會找別人「小試身手」,來重現片中的武術招式。 […]

倘若「黑豹」真的喚起了身為非洲人的驕傲、啟發我們做一些被忽略卻富有意義的事,或是激起我們想要了解非洲文化、遺產和家園的渴望,就讓我們坐觀其成吧。若這部片的影響對其他人來說只是跟風而已,那就讓他們這麼做吧。他們並沒有嘲笑我們文化的意思。

「來線868」客座專欄作家克勞德佛格斯(Claudius Fergus)則分析「黑豹」是如何破除(對非裔族群的)負面印象:

起初,超級英雄漫畫的誕生目的是要加深「白人才是為世界帶來正義、和平、安全的先驅和推動者」的印象。不謀而合的是,就連好萊塢電影也是因為傳播這類典型或是文化上的美帝主義而聞名已久。

「黑豹」的男女主角群皆認為這部電影能夠重新展現從前就被世人所遺忘的非洲的潛力。許多評論家和知名影評比利奈爾斯(Billy Niles)皆持相同立場,認為「黑豹」革命性的的突破在於它的非裔主角群--他們身處富饒的非洲國家,不再讓觀眾直覺地聯想到非裔人士過去在國際所處於的困境。

佛格斯接著說明這些根深蒂固的負面印象是如何「完整體現」在千里達和多巴哥嘉年華(Trinidad and Tobago Carnival)。這個嘉年華是千國的全國性節慶。

1950年代中期之前,嘉年華中對於非洲文化的描述主要是來自好萊塢電影裡賦予的既定形象--許多影片不斷地將非洲和非洲人描繪成「野蠻」或是「未開化」的樣貌。[…]

1957年,一位充滿革命情感的樂團領導人喬治貝禮(George Bailey)發起了一項藝術運動,旨在將非洲從好萊塢手中奪回來。而他的作品「重回非洲」(Back to Africa)為他贏得年度最佳樂團的殊榮。

儘管嘉年華中(對於非裔族群)有這樣激進的描繪,而「黑豹」的影響也在在地讓這些刻板印象浮現檯面,千國一名電台名人愛羅法比恩(Errol Fabien)仍是語帶保留地說

我對「黑豹」所得到的關注和支持感到「非常驚訝」。連我自己也迫不及待地想衝去電影院。但我到底是在支持什麼?這些非裔演員群極努力地演出後到底得到了什麼?你們知道嗎?這部片並不是非裔人士所有,而是一個迪士尼(Disney)公司的產品啊,迪士尼有漫威(Marvel)的版權啊。

我們是極其深陷於消費文化之中,而那些我們從不與之妥協的白人就是看準了我們會買單。「黑豹」是一部好電影,但這也只是另一種反黑人團體的手法而已,企圖榨取那些容易妥協的人的錢財。別誤會,我可是很喜歡電影的,只是我有一個想法,要不要把我們的對電影的支持也轉移到本地的公司。我看過很多黑人演員群主演的電影,他們也是在千里達和多巴哥拍攝的,而「黑豹」並不是第一部這類型的電影。

這情形就像有一個黑人總統出現時,全世界都為之驚訝,但我這一生也見過許多黑人領導者。歐巴馬(Barack Obama)是位好總統,但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並不是美國白人說什麼東西好就真的如此。「黑豹」對黑人演員和我們的溫斯頓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平台沒錯,但是對迪士尼來說更是,因為錢都給迪士尼賺走了。

一位作家麗莎(Lisa Allen-Agostini)則回應

儘管我聽見他的論點了,我仍要掏錢去看「黑豹」。在電影產業裡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錢」。每當一部電影破票房紀錄,業者再也不能小瞧各族群對電影產業的影響力。他們不可能自斷其路去壓抑黑人丶加勒比海或是其他族群的電影。我說的「他們」不是只有好萊塢而已,也包括千里達和多巴哥,因為人們一直把本土的電影視為新奇的題材、或是慈善事業。

一位詩作家史瓦尼(Shivanee Ramlochan)對「黑豹」評論或許是最中肯也最切題的之一:

「黑豹」令人敬佩,但不是因爲它「完美的」敘事技巧,完美的故事並不存在。「黑豹」令人折服的地方在於它熱切地傳達黑人族群的喜悅。

我不是非裔人士,除非別人用帝國主義的眼光來評斷我不是白人即黑人。我並不代表非裔人士,也不是站在非裔權威的角度來表達觀點。但我對傳達黑人族群的喜悅這件事表示認同。我非常關注非裔族群的發言權被帝國主義奪走的情況,也認同他們為了生活和祖先的榮耀,用文化用血淚換取幫自己發聲的權利。

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是「黑豹」所要傳達的中心思想。非洲未來主義在電影裡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是想要呈現非洲現況的一種渴望,你們會發現它敘述了近乎是淒美的民族故事,而這種敘事的方式最能讓人產生希望。不論未來或現在,終有一天黑人也能是超級英雄。在非洲大陸上一個用全息影像與世隔絕的一隅,那座城市充滿創造力以及商業活力,傳統的塔式建築頂端由銀漆覆蓋著,地下墓穴藏匿源源不絕的黃金,聞風喪膽的勁旅和高科技武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那些帝國。好膽你就來!

校對:FangLing

從非正式銷售到市場情報供應:巴西最盛大的拉丁美洲非裔「黑色博覽會」

全球之聲 - 2018/03/28 - 09:51

2017年「黑色博覽會」(Feira Preta)宣傳海報。

巴西聖保羅大城連續16年來每年舉辦的「Feira Preta-黑色博覽會」是拉丁美洲規模最大的非裔市集,對人口佔比大多數為黑人的巴西國內黑人社群而言,這是一場無與倫比的重要盛會。

音樂饗宴、美術展覽、電影欣賞、舞蹈表演、文學賞析、時尚流行、美食享受等,皆在這場為時兩個禮拜的博覽會中一一展開,並吸引上千萬訪客人次,包括:製鞋、衣物等產業企業主、造型師、設計師、溝通師以及許多其他相關產業人員,蒞臨開發、採購及促銷超過100多家參展攤位的商品。「黑色博覽會」不僅是做生意的地方,同時也是各個活動攤位互相認識、相互合作及相輔相成以幫助彼此個體成長的活動場所。

去年,博覽會創辦人及執行長芭爾波薩(Adriana Barbosa)被「最具影響力非裔人士」(Most Influential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簡稱MIPAD)評選為全球200位最具影響力的非裔人士之一。這個獎項為聯合國組織「非洲人後代國際十年」(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活動計畫的一部分;這是第一次有拉丁美洲黑人女性獲頒此獎項。曾獲此殊榮的還有多位具代表性的非洲僑民,如:牙買加運動員尤山·波特(Usain Bolt)以及非洲當代幾位重要思想家之一:尼日作家契馬曼達·恩戈姬·阿迪琦(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芭爾波薩在與「非裔女性」(Afroféminas)網路資訊平台的訪談中強調:

Este premio internacional me trajo una visibilidad nunca adquirida a lo largo de mis 16 años de trabajo. Fue a partir de este reconocimiento que ocupe la portada de la mayor revista de emprendimiento y negocios del país y recientemente recibí el premio de destaque en el tema de negocio de impacto social promovido por Facebook Brasil y por la Revista Pequeñas Empresas & Grandes Negocios.

這個國際獎項為我帶來了我工作16年來從未達到過的曝光率。這都歸功於國內最大的新創企業商業雜誌的封面刊登了這個消息,以及我最近獲頒的由「臉書巴西分公司」(Facebook Brazil)和「小公司大生意」雜誌社(Small Companies & Large Businesses Magazine)聯合推出以「具社會影響力的傑出企業」為主題的獎項。

回顧博覽會的初始階段,是從一個不起眼的地點開始的。芭爾波薩在與巴西網站UOL的訪談中提到,這個構想比較像是回應需求而非夢想追求。在2002年,芭爾波薩遭到當時任職的公司解僱,只好開始在露天市集賣衣服。當她來到聖保羅一處中上階層的波希米亞風格地區維拉馬達萊娜(Vila Madalena)時,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市場潛力:

Tinha um enorme público de jovens negros, o DJ era negro, as hostess eram negras, mas os donos eram brancos. E eu pensava: como a gente consegue fazer circular dinheiro sendo produtores de um conteúdo cultural, mas no fim da noite a gente não está com esse dinheiro.

市場中有非常多年輕黑人:DJ是黑人、店員是黑人,但雇主卻是白人。我於是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這些黑人,得以以文化內容的生產者身份使財源流通,但我們自己卻身無分文?

她於是決定策劃一場盛會;2002年11月,她在聖保羅貝內迪托卡利斯托廣場(Benedito Calixto square)夙負盛名的露天市集聚集了40多家攤商,並伴隨一場音樂表演及文化活動。這是一次完全的成功:吸引了5,000多名民眾前來共襄盛舉,對初次舉辦的活動而言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16年後,「黑色博覽會」從聖保羅的小型廣場搬到了城市內眾多大議會中心之一的安南比莫倫比(Anhembi Morumbi),並有超過700個攤商參展,其中70%為女性。從開幕首日起,即有將近14萬人次參加盛會;而在2017年,博覽會第一次以分散各處的方式舉行,會場包括了音樂、文學及電影的藝術節活動,同時設有專業訓練工作坊。「黑色博覽會」也因此為聖保羅開創了許多活動,並且成為每年11月——同時也是巴西 「黑人意識月」(Black Awareness Month)中一場別具意義的盛事。

產業中有更多黑人創業家 應用技術亦不可或缺

有些想法是在博覽會活動中應運而生的,例如一家專注在種族問題並專門提供市場溝通技巧及市場情報的諮詢服務公司:「黑色規範」(Black Codes)。像這類的想法則是由於博覽會的成長,而後者又是為了獲得支持、資金及贊助而經過多重努力之後所得的結果。芭爾波薩說,許多這類的創始活動因為無知或種族歧視而導致所接收到的支助有限,也因此加深了博覽會可能純粹是「種族」活動的顧慮。

Sempre foi difícil fazer os potenciais patrocinadores entenderem que a Feira é um negócio, já que mais da metade da nossa população é negra, com uma enorme capacidade de consumo, capaz de criar muitas oportunidades de negócios.

我們總是很難讓潛在贊助者了解博覽會活動只是一種商業行為:因為我們有半數以上的人口是黑人(也是重要的人口),有龐大的消費能力並且能夠創造出許多生意機會。

「巴西中小型企業支援服務處」(Brazilian Support Servic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簡稱SEBRAE)所釋出的數據也驗證了芭爾波薩的理論。根據該處所表示,微型企業成長了27%,其中有一半的創業家為非裔人士。而教育程度及收入是帶來這個改變的關鍵因素。在2002至2012的十年間,黑人人口平均在學期間增加了38%,並從4.7年延長至6.5年;白人人口方面則增加21%。而黑人的平均月薪成長了45%:從786里奧(Real)上升至平均1,138里奧(換算新台幣從6,900元上升至10,000元),白人人口則是持續賺取高出33%的薪資(1,843里奧上升至2,460里奧,約新台幣16,200元至21,600元)。

芭爾波薩多次接受訪問時皆表示,她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小型市集,但實際上她卻創造了一個商業生態系統、展開了一個連結各領域企業主的完整市場,並且在這16年來,發展出對各式商品、服務的需求及市場成長,而這是巴西傳統商業範疇所無法提供的。

芭爾波薩在與「非裔女性」的訪談中提到關於「黑色博覽會」的重要性:

En los festivales con formato de mercado, como es el caso de “Feira Preta”, es el espacio en el que se dan trueques de bienes materiales y simbólicos, donde preservamos nuestras raíces y transferimos conocimiento para las futuras generaciones. La Feira Preta ha ejercido, a lo largo de los 16 años que lleva en funcionamiento, un fortalecimiento y puesta en valor de la identidad negra brasileña. La población negra en Brasil representa más del 54% y, si llegamos a ese porcentaje, no se debe sólo a que hayan nacido muchas personas negras sino, sobre todo, a que la población negra brasileña ha comenzado a reconocerse como tal a partir de las acciones afirmativas, en las cuotas de las universidades, en los grupos culturales y por los artistas que, a través del arte y de la calidad estética traen un posicionamiento político en cuanto a su reconocimiento y afirmación como negros.

如「黑色博覽會」這種以市場模式經營的藝術節活動,是人們用以交換具體或象徵性物品、保存我們的根源並將我們所擁有的知識傳遞給未來世代的場合。「黑色博覽會」從創立到過去的這16年來,成功地強化並突顯巴西黑人身份的重要性。巴西的黑人人口佔了超過全人口數的54%,這個百分比代表的不只是黑人人數的成長,更重要的是巴西的黑人民眾因為積極參與這類活動、大學就學的配額增加、以及文化團體和藝術家藉由他們的作品和美學品質,得以以黑人身份發表感謝及肯定的政治演說等因素,而開始自我認同。

像「黑色博覽會」這樣的活動,和其振奮人心並提升巴西黑人努力能見度的方式在「遇刺身亡的市議員及維權份子馬里耶勒·佛朗哥」(assassination of City Councillor and activist Marielle Franco)事件背景中獲得了更多的重視。當佛朗哥為了世界上那些捍衛黑人權力的人們哭泣時,像這樣鞏固非洲社群計畫及運動的場合就變得更為重要。

一支「反伊斯蘭」電視廣告,讓荷蘭人呼籲更多愛心、更少仇恨

全球之聲 - 2018/03/27 - 03:58

反伊斯蘭的荷蘭自由黨發布的政治性文字,來源:YouTube截圖

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下午,許多荷蘭人都看到了荷蘭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荷蘭文:Partij voor de Vrijheid,簡稱:PVV)的競選廣告。紅色粗體字伴隨著隆隆的音樂,文字在螢幕上不斷改變,第一句話是「伊斯蘭教不一樣」(Islam is discrimination)。不吉利的背景音樂與鼓聲繼續播放,而「不一樣」這幾個字隨後被「暴力」、「恐怖」、「猶太人之恨」、「基督徒之恨」等字眼所取代。

荷蘭當地於3月21日舉行選舉。自由黨上傳的這段影片在荷蘭公共廣播機構(NPO)的政治時段放送,抱怨很快地便湧入電視台。很多人不敢相信這種影片居然能播放,也有人抱怨放送時段竟然在下午。

Zouka媒體公司的Abdelkarim El-Fassi在臉書上寫道:

As a viewer, you are angry, bent out of shape, furious, and surprised about how so much rabid hatred can come through NPO. In the room where you feel safest: your own living room.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with the big chance that your little one has seen it. Or your nieces and nephews that live miles away that you were unable to protect from so much anger. That was my reaction at least; what if Hamza, Yassin, Romaissa, and Imraan saw this?

身為觀眾的你,看到這段影片會感到非常生氣、憤怒,很震驚這種瘋狂的仇恨言論怎麼能出現在NPO上。當時你就在自身感覺最安全的地方:家裡客廳。大白天的時段,你的小孩很有可能也看到廣告了,還有你那住在好幾英里外的姪子、姪女,你無法保護他們不接收到這些仇恨。至少那是我的反應;如果Hamza、Yassin、Romaissa和Imraan看到這段影片怎麼辦?

針對各方投訴,NPO的監察員表示公共電視對政治訊息並沒有影響力:

In our free country, the border of what is permissible is up to the judge.

在我們這個自由國家裡,什麼允許、什麼不允許,是由法官來界定。

荷蘭總理呂特(Rutte)也發表了他的意見:

I believe that I represent most of the Netherlands when I say that I find this is distasteful.

我相信我能代表大部分的荷蘭人--我覺得這件事很令人反感。

Sylvanna Simons是反對種族歧視的荷蘭政黨Bij1的創辦人,看過影片後如此表示:

I am still sickened by the hate propaganda broadcast on NPO last night on behalf of the PVV at a time when unsuspecting children could also see it.

And what does my surprise paint?

No national outrage?

No “our Judeo-Christian values are on the line?”

Not a word from the late night talk shows?

Nothing at all.

Oh wait. The presenter of the hate spot could be all cozy with the sleeping Netherlands as co-presenter of a morning talk show.

More than ever, it is clear to me that in the Netherlands one Dutch person is not like the other Dutch person.

NPO昨晚代表自由黨播出的仇恨宣傳廣告,到現在還是讓我覺得噁心,不知情的孩子可能也看到影片了。

為什麼我會這麼驚訝?

因為沒有引起人民公憤?

因為沒有「我們的猶太-基督教價值岌岌可危」的反對聲音?

因為晚間的脫口秀節目沒有人提及此事?

對,什麼都沒有。

噢,等等。當時整個荷蘭都在沉睡中,播放這個仇恨訊息的人覺得無關緊要,隔天早上再繼續跟別人搭檔主持晨間脫口秀,談論小貓咪和愛護動物。

我從來沒有這麼確定,有荷蘭人可以跟其他荷蘭人這麼不一樣。

跨宗教的積極份子Chantal Suissa-Runna在推特寫道:

I’ve been sick, but my fever has gone up another degree… the PVV ads. Islam is slavery, deadly, animal abuse…wtf? As a Jew, I do not tolerate this. Many Jews are being used by populist parties as a stick with which to beat Muslims.

— Chantal Suissa-Runne (@CASuissa) March 16, 2018

我還在生病,但我的高燒已經達到另一個境界了……自由黨的廣告。伊斯蘭教是奴隸制、會害死人、虐待動物……什麼鬼話?我身為一個猶太人,無法容忍這件事。很多猶太人被民粹主義政黨利用,作為欺壓穆斯林的工具。

可能面對刑事訴訟?

對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和他領導的政黨來說,爭議已經司空見慣了。

懷爾德斯已因歧視性言論而二度被判刑事罪。第一次是包含文章、影片、公開演講的一系列事件,他被控傳播仇恨,仇視摩洛哥人、穆斯林,以及其他非西方人之少數族群。第二次則是在公開活動上帶領他的政黨支持者高唱反摩洛哥人的歌曲。

上面這段影片中,懷爾德斯告訴他的支持者,有三個問題可以定義自由黨。第一個問題是:「你想要歐盟[的人數]變多還是變少?」他的支持者高喊,少、少、少

第二個問題是,支持者想要更多還是更少工黨。問最後一個問題前,懷爾德斯表示,他接下來說這段話會讓他吃上刑責,但他太重視「言論自由」了,一定得說出口,接著問道:「你想要這個國家、這個城市裡,有更多還是更少摩洛哥人?」2016年的審判中,他的確被判了煽動與鼓勵歧視的罪名。

這次懷爾德斯的情況是否會再次上演?伊斯蘭民主黨(Islam Democrats)在臉書上表示,由於最近的廣告事件,他們打算對他提出吿訴。

We call on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Muslim and not-Muslim, to take a stand against Muslim hate, xenophobia, and other forms of intolerance.

我們呼籲本國所有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都站出來,拒絕仇恨穆斯林、仇外、以及任何形式的不寬容。

有些人則持不同意見,不同意投訴。Zouka媒體公司的Abdelkarim El-Fassi在臉書上寫道:

There is at least one thing I will not do. And that is file a complaint. Been there, done that. I will not give him [Geert Wilders] that courtroom anymore. I am not going to to give him a platform to help him step out of the shadow of Baudet (that other creep) [Thierry Baudet is the founder of a competing anti-Islam and racist populist party]. Above all, I do not want to turn my fate over to institutions. We can do much more than we think. By creating new stories and continuing dialogue. Yesterday I was at a debate. Today I was teaching students. I saw in both rooms how hatred had polarized those spaces. Politicians seemed about to tear each other's hair out. Students did not feel safe to state an opinion.

There is nothing easier than using the boob tube [television] to broadcast a message of hatred. But it is really up to us to all to fill the cracks in society. Day in, day out, we must bring new insights to our neighbors, neighborhoods, and fellow citizens. Sometimes, just by being normal. And sometimes, by holding up a mirror.

That is the biggest middle finger that we can give him. We are already doing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to do so. Everyday we need to tell each other that their hatred will be defeated by the intrinsic need for peace; to live together; not to hate each other; but to love.

There is no other way.

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不會做的,那就是提出告訴。我以前試過了,我不會再讓他(懷爾德斯)上法庭,給他一個平台,幫他走出Baudet(另一個怪胎)的陰影[註:Thierry Baudet是一個反伊斯蘭、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政黨的成立者]。首先,我不想要把我的命運變成制度。藉由創造新故事和繼續對談,我們能做的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多。我昨天去了一場辯論會,今天在當老師,我看到仇恨如何改變這兩個不同的地方。政治家好像要讓大家充滿焦慮,而學生們覺得表達意見不安全。

要利用廣告放送仇恨言論,沒有什麼比電視更簡單了。但要填補社會中的裂縫,掌控權真的都在我們手中。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們必須為街坊鄰居、其他公民帶來新的視野。有時候,只要表現得正常就好;有時候,要讓他好好檢視自己。

那是我們能給他最大根的中指。我們已經在這麼做了,也必須繼續做下去。我們每天都必須告訴彼此,仇恨會被內在對和平的需求所擊敗、要和平共處、不要相互憎恨,只要表達愛。

這是唯一的辦法。

對於身分的「明顯雙重標準」

譴責自由黨影片的偏激言論很容易,但在荷蘭,生活中的種族歧視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荷蘭總理呂特在2011年曾說:

Ladies and gentleman, we are going to ensure that we return this beautiful land to the Dutch, because that is our project!

各位女士、先生,我們要確定我們把這片美麗的土地還給荷蘭人,這是我們的任務!

很多人解讀他言詞中的「荷蘭人」排除了移民,甚至非白人移民的第二、三、四代。

Halleh Ghorashi醫生在「荷蘭的種族歧視與『不懂感激的人』」(Racism and ‘the Ungrateful Other’ in the Netherlands)中,寫到荷蘭社會對種族歧視議題保持緘默的情況:

Every reaction that acknowledges the insecure feelings of the “native Dutch” justifies the critique of migrant culture as well. Here we can observe a clear double standard: It is OK for the “native Dutch” to feel defensive and to protect their culture, but migrants are criticized for defending theirs. Migrants are seen as the ones who need to adopt or even assimilate into the new culture. Not many people would consider this asymmetric approach racist, sinc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scussion is about culture and not about race (see also Schinkel on this). This begs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e of migrants focuses on how it needs to change, yet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native Dutch” recognizes the reasons for a defensive attitude.

每一個 「本土荷蘭人」 的不安全感反應都是批判移民文化的證明。我們在這裡能看到明顯的雙重標準:「本土荷蘭人」可以捍衛自己、保護自己的文化,但移民維護自己的文化卻會受到批評--大家認為移民就是要習慣、融入新的文化,並相信這件事的焦點不在種族,而在於文化(可去了解申克爾(Schinkel)對此事之看法 ),因此很少人覺得這種不平等待遇下隱含種族歧視。這就導出了這個問題:為什麼討論移民的文化時,重點在於怎麼去改變他們的文化,而討論「本土荷蘭人」的文化時,卻能把這當作他們持保守態度的理由?

譯註:申克爾(Willem Schinkel)於2008年出版的著作:《De gedroomde samenleving》

Gloria Wekker醫生在她的書《白人的無知》(White Innocence)裡討論到種族歧視如何默默滲入荷蘭社會而不被察覺。她表示,在荷蘭社會中,大家覺得自己先進又寬容,蒙蔽了自己的雙眼,看不見原本就存在的種族歧視:

In that story we are a very progressive country.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women’s liberation, liberation of gays and lesbians. We also like to tell ourselves that we are color blind and anti-racist. The thing is, if you ask people from the colonies or from Morroco or Turkey, this does not conform to their experiences.

在那個世界裡,我們是非常先進的國家,也是婦女、同志解放的先鋒,喜歡跟自己說:我們不在意膚色、我們反對種族歧視。不過事實是,如果你去問問從荷蘭殖民地、摩洛哥或土耳其移民過來的人,他們的經驗可是跟我們的認知相左。

在這段簡短的演講中,她談到荷蘭的種族歧視是如何顯露出來的。

荷蘭種族主義討論的未來走向?

2018年3月18日(星期日),1萬3千人忍著寒風在阿姆斯特丹遊行以反對種族歧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越來越多受種族主義政策影響的人開始打造討論與辯論的平台,也開始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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