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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藝術家雙人組希望他們的裸體畫能鼓勵男性擁抱自身脆弱

全球之聲 - 2018/10/22 - 16:10

圖為Kapil Mani Dixit的男性裸體畫作。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好幾世紀以來,男性裸身像是尼泊爾藝術的特色之一。只要看看13世紀時尼泊爾博巴(paubha)布繪中的勝樂金剛曼陀羅Chakrasamvara Mandala;這張曼陀羅描繪的是勝樂金剛與其法偶金剛亥母(Vajravarah)的結合。另外,在加德滿都的印度教寺廟中,也可以看見許多撩人的雕像

然而,要在當代尼泊爾描繪裸體並進行公開展示仍需要一些勇氣。尼泊爾社會的傳統性別角色將男性視為家庭的支柱,這表示他們應該要有陽剛堅強的樣子。如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尼泊爾對男性的這種「男子氣概」期待表示了,尼泊爾男性並不擅長面對脆弱,也不擅長談論他們的身體及性傾向。

為了要開啟關於身為男人的意義為何以及欣賞男性胴體等議題的對話,兩名尼泊爾畫家Kapil Mani DixitRoshan Mishra,在2018年2月於加德滿都帕坦古城區 Gallery Mcube 舉辦他們的男性裸體藝術作品展覽

@men‘snude art … met these two wonderful artists @r0shanmishra & Kapil Mani who are trying to beautify a man's body as well as presenting the emotional suffering men go through for being a man. Those woman who call themselves a feminist should visit this once pic.twitter.com/W1AiJdOu39

— Banita (@banimadam) 13 de febrero de 2018

@men男性裸體藝術…見見@r0shanmishra & Kapil Mani這兩位傑出藝術家,他們試著要呈現出男性身體的美感,並呈現出男性做為男人所經歷的情緒痛苦。那些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女人應該要來看一次。

在與全球之聲對談時,Kapil解釋:「男性會欣賞女性的身體,那為何他們羞於觀看男性的身體呢?」

神把男性及女性的身體創造的一樣美好。男性就和女性一樣優美。讓我們欣賞我們的身體。我們為什麼不能談論它呢?

「我畫作中的粉紅色暗示著社會沒有給我們的接納。在粉紅色中,我們被戴上了手銬。」Kapil表示。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同一畫幅中的兩個人物— 其中一者脆弱,另一者「具有男子氣概」。「當你自己是沒問題的,男人也可以哭,男人也可以很敏感。」Kapil表示。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Roshan自己身兼自己概念性系列作品的模特兒。他表示:

我的作品呈現了我們社會中對男性身體的負面態度。大部分男性都覺得談論自己的身體,還有分享他們的感受、想法以及性向是很難受的事。我的概念性作品有8幅展現了一個被困住的男性角色嘗試要從殼中掙脫…而其中有些作品則展現了一個背面男性身體被週遭鮮豔生動色彩所包圍;而其他作品展現出一個被社會地位困住的身體,裡頭全是恐懼。透過這次展覽,我對我自己的裸體進行了細緻描繪,嘗試要以此與那些覺得膽怯、害羞、脆弱、憂鬱、困擾、迷失,或甚至覺得有支配能力的男性對話。我希望他們欣賞由神恩賜給我們的男性身體,欣賞我們本來的樣子。

Roshan Mishra創作的男性裸體作品。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Roshan Mishra創作的男性裸體作品。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Roshan Mishra創作的男性裸體作品。攝影:Sanjib Chaudhary,經授權使用。

Kapil補充說:「許多人過來跟我說,他們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是無法說出來。」

這些不只是我們的情感,我們表達的是所有男人的想法。男人從未討論這些議題。

哇揚啟示錄Wayang Wahyu:透過印尼爪哇偶戲來傳播聖經

全球之聲 - 2018/10/19 - 13:01

小Khannun在復活節慶祝活動上表演哇揚啟示錄。照片由Bhuana Alit工作坊提供,經授權使用。

在印尼的東爪哇島,Wayang Kulit(有時也被稱為Wayang Purwa,是以皮雕製成的人偶)在當地社會上有重要意義。哇揚偶戲(Wayang)會在皇家活動、婚禮或其他重要場合上表演。通常,哇揚偶戲講述的是諸如《羅摩衍那》以及《摩訶婆羅多》等印度史詩。這是因為在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基督教到來之前,爪哇是一個以印度教為主的帝國。

1960年代,來自聖母無原罪始胎兄弟會(Fratrum Immaculatæ Conceptionis (FIC))這個中爪哇地區天主教兄弟會的修士Timotheus Wignjosoebroto想出了將聖經教誨融入哇揚偶戲表演的點子。Wayang Wahyu因此誕生。在爪哇語中,wahyu意指「啟示」。

近年來哇揚偶戲在年輕世代間受歡迎的程度日益降低,比起由偶師(當地稱之為Dalang)所費力表演的史詩傳說,年輕人們明顯喜愛Instagram多一些。然而,有一名年輕偶師決心要透過爪哇啟示錄來保存講述皮影聖經故事的各種知識重點。

Indra Suroinggeno這位偶師創辦了Bhuana Alit工作坊,一直在舉辦針對爪哇年輕人的工作坊,希望保存並推廣哇揚啟示錄皮影戲。

透過作者的訪談,這名偶師分享了他對於自己工作以及對哇揚啟示錄這種藝術形式未來的看法。

Indra Suroinggeno站在他的哇揚啟示錄皮偶之前。照片由Bhuana Alit工作坊提供,經授權使用。

全球之聲(GV):你能夠告訴我們的讀者什麼是哇揚啟示錄皮影戲(Wayang Wahyu),而它與其他形式的哇揚偶戲有何不同嗎?

Indra Suroinggeno (Suroinggeno):在印尼,哇揚偶戲有很多形式:Wayang Kulit(由皮雕的人偶)、Wayang Klithik(2D木偶)、Wayang Beber (畫成卷軸的偶戲人物)、Wayang Golek(3D木偶)。Wayang Wahyu用的是皮偶,靈感來自於皮雕人偶,但其人物並不是那些傳統皮影戲中的人物,我們用的是耶穌或聖人等角色,用來敘述聖經故事。我們用的音樂工具比較不鋪張,包括有銅片琴甘美朗(由銅製成、類似木琴的樂器)、肯當鼓(傳統式鼓)、gejog lesung(用於田間去除稻糠的木臼)、甘榜(由木頭製成的類木琴樂器)。

GV:請告訴我們一些Wayang Wahyu的歷史。

Suroinggeno:Wayang Kulit Wahyu最早出現於1960年代,由Timotheus修士所發明。由於哇揚戲對爪哇人民來說影響力很大,Wayang Kulit Wahyu的首要任務是要傳播基督教的教義。Timotheus修士把原本只是一種表演形式的哇揚戲轉變為一個意義深遠且具教育意義的生命教育平台。隨著時間流逝,Wayang Wahyu受歡迎的程度日益減退,就連許多(爪哇)天主教徒都不知道有它的存在。這是何以我們開辦了(Wayang Wahyu)工作坊,我們想要透過哇揚戲來傳達耶穌愛世人的精神。

許多爪哇人信奉Kejawen,這是祖先傳下來的風俗信仰,並調和了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基督教的宗教內容。

Suroinggeno向全球之聲解釋,Wayang Wahyu就是爪哇文化與天主教調和的例子。

Suroinggeno:我的天主教教名是Fransiscus Asisi Trias Indra Setiawan,但我也信奉Kejawen。我的祖父是一個濕婆教-佛教徒。對我們來說,神是不可測量的,超越了世界上的宗教差異。我們(爪哇人)擁抱新的宗教。

GV:你的工作坊取名為Bhuana Alit。你能解釋它的意思嗎?

Suroinggeno:Bhuana Alit Bhuana Agung。陰和陽。微觀宇宙、宏觀宇宙。在我們祖先的信仰中,bhuana alit是我們靈魂當中的神性。那是一種哲學。我將工作坊命名為Bhuana Alit是因為bhuana的意思是世界,而alit的意思則是微小或是兒童。Bhuana Alit的意思是兒童的世界,因為本質上,我們的重心在於訓練未來世代的偶師。

GV:Bhuana Alit現在面臨的挑戰為何?

Suroinggeno:我們沒有很多教師。我們之前曾和印尼藝術協會(ISI)合作,我的alma mater,他們來訓練我們的年輕人。此外,一年一年過去,父母不再送孩子來學當偶師,這樣孩子才能專注學業。畢竟,正規教育優先。

Suroinggeno向全球之聲表示,為了精進他的操偶技術,他很快就要進入Habirandha學習,那是日惹歷史最悠久的偶師學校,由日惹前蘇丹哈孟古布夢瓦七世(Hamengku Buwono VII)所創辦。

GV:你對於這個工作坊的願景是什麼?

Suroinggeno:我總是夢想有一天,Wayang Wahyu能夠被更多一般大眾所接受,而非僅限於教眾當中。

哇揚戲在2003年被UNESCO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已沒有過去那麼受歡迎,但諸如Suroinggeno所屬團體所舉辦的工作坊等各種對此文化遺產的保存給了這種藝術未來的希望。

學有專精卻無法行醫:外國醫生在美國

全球之聲 - 2018/10/17 - 22:24

左為 Michelle Bholat 醫生,洛杉磯加大(UCLA)外國醫科畢業生計畫(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 Program,簡稱 UCLA IMG Program)聯合創辦人;外籍醫生 Luis Zúñiga(中)與 Félix Argueta(右)同於 2017 年六月參與了該計畫,並可望在 2019 年經由住院醫師配對程序,前往醫療資源較為匱乏的地區服務數年。照片由洛杉磯加大健康照護體系(UCLA Health)拍攝、提供。

本文由 Joey Peters 所撰,原於 2018 年三月二十八日發表於 PRI.org(國際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全球之聲係依內容共享協議,將該文轉載於此。

Consuelo López de Padilla 正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種醫生,受過一流專業訓練。

她曾花了十五個年頭,在自己的家鄉委內瑞拉習醫、行醫。2001 年,她離開了故鄉的安地斯山脈,前往明尼蘇達南部一望無際的平原,來到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又譯「梅奧診所」,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醫療機構之一)做了三年的研究工作。

但自從在美國成了家,她就再也沒回去過委內瑞拉,也一直無法再度行醫。

雖然 López de Padilla 多年前就已在委內瑞拉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不過如果想要成為美國的家醫科醫師,她就必須從頭再走一次美國住院醫師的訓練流程。幾年來,她一直不斷嘗試,希望能配對成功,好得到受訓機會。

她說:「我真希望不用從頭再來一遍,但現在的制度就是這樣。」

麻薩諸塞州移民與難民倡議聯盟(Massachusetts Immigrant and Refugee Advocacy Coalition,簡稱 MIRA Coalition)的資料顯示,在美國境內,像 López de Padilla 一樣曾經在自己的國家受過醫療訓練、當過醫生,卻沒有執照可在美國行醫的外國醫生,多達 65,000 人。與此同時,許多機構預期,未來幾年將會出現醫師荒。比方說,美國醫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2017 年的一項研究便預估,到了 2030 年,全美的醫師缺口將達十萬人之譜。由於缺乏醫療資源的地區不斷增加,美國有些州發現到,那些沒有執照、但受過醫療訓練的外國醫生,[也許]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洛杉磯和明尼蘇達州目前都有一些計畫,在協助像 López de Padilla 這樣的外國醫生,幫助他們越過重重關卡——通過執照考試、拿到住院醫師訓練的機會等等——以便取得行醫資格。作為回報,參加這些計畫的外國醫生則必須承諾,會為缺乏醫療資源的地區貢獻所長。麻州(麻薩諸塞州的簡稱)和其他一些州把這些計畫視為既可為外國醫生鋪路,又可紓解醫師荒的範例。

根據全國住院醫師配對計畫(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的數據顯示,在美國的醫科生中,有九成都能順利在美國取得住院醫師資格;但像 López de Padilla 這種外國醫科畢業生,卻只有半數能夠配對成功。然而,自從美國國會在二十多年前設定補助上限之後,住院醫師的名額便只能微幅調升。

外國醫生常常會碰上三個難題:一、住院醫師計畫通常要找的是離開學校不超過五年的醫科畢業生;二、不管申請者在國外有多少臨床經驗,美國的住院醫師[制度]會希望他們至少有一年的國內臨床經驗;三、他們必須要研讀考試資料,好在一系列的美國醫師執照考試(U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USMLE)中獲得高分。

之所以會有這種種措施,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能對諸多醫學院校進行認證的國際組織。

聯邦國家醫療委員會(Federation of State Medical Boards)的發言人 Joe Knickrehm 表示:「每個國家的醫療訓練,品質不一。」

目前在梅約醫學中心肌肉骨骼基因治療實驗室(musculoskeletal gene therapy lab)擔任研究員的 López de Padilla 承認,這些規定的存在有其必要,因為美國的健康服務提供者可能也會擔心,進入這個醫療體系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但她也質疑,重複學習同樣的東西,必要性何在。

她表示:「我認為,重複相同的訓練是在浪費時間,也沒把資源做最妥善的運用。」

加州和明尼蘇達州的這些計畫,正是試圖要幫助外國醫生在這樣的體制之下找到出路。十年來,洛杉磯加大的外國醫科畢業生計畫已幫助 117 名外國醫生透過配對程序,成為家醫科住院醫師。

該計畫由洛杉磯加大於 2007 年創辦。身為聯合創辦人的 Patrick Dowling 說,加州約有 500 萬人英語程度不佳,並有 1,500 萬居民為西語裔人士;[加州]對於能通西語的醫師,一向是需求孔急。

然而,Dowling 和同僚都知道,許多有能力[執業]的外國醫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改而另謀他職。

Dowling 說:「我們發現到,有很多[外國醫生]在做出賣勞力的工作。從工地、麥當勞、工友到打掃衛生,你想得到的幾乎都有。」

洛杉磯加大的外國醫科畢業生計畫目前仰賴基金會的資金來運作,而該計畫也並非來者不拒。依照 Dowling 的估計,該計畫每年有 100 至 150 人申請,約有 12 人會被錄取;所有錄取者必須擁有[能夠在美]永久居留的身分。

Dowling 還說,參與該計畫的醫生不但能得到在社區診所服務的實際經驗,還能得到該計畫出具的推薦信。很多時候,外國醫生是不能夠直接參與治療的,只能透過在執業醫師身旁見習,來取得申請住院醫師訓練所需要的一年臨床經驗。這些外國醫生之所以只能見習、不能進行治療,是因為他們沒有[在美行醫的]執照;相較之下,擁有美國學位的醫科畢業生,一出校門就能實際參與治療,只不過還是需要經過住院醫師的訓練,才能獨立執業。

明尼蘇達州的外國醫科畢業生計畫已於 2015 年啟動,不但幫助了一些外國醫生找到醫療訓練的機會、也幫助他們準備執照考試。這個計畫由州政府出資、運作,也為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和聖保羅(St. Paul)地區的外國醫生,提供了四個住院醫師名額。

該計畫的協調員 Yende Anderson 說,在今年夏天,住院醫師的名額將會增為六名。受訓完畢的醫師,都必須在州內醫療資源缺乏、醫師人力不足的地區執業五年。截至目前為止,尚無人受訓完畢。

對 López de Padilla 來說,明尼蘇達州的這個計畫幫助她得到三個在社區診所見習的機會。她目前正一邊準備考試、一邊在診所見習。

面對令人望之卻步的重重障礙,有些外國醫生放棄了;在努力了將近十年之後,Afsaneh Moradi 也選擇放棄。她最初是為了和丈夫、家人相聚,而在 2007 年從伊朗來到波士頓地區。赴美之前,畢業於醫學院的她,已在位於德黑蘭(Tehran)西南方約 130 公里處的庫姆(Qom)行醫七年。

Moradi 說,在搬到波士頓後,她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準備、參加各種申請執照所需的考試。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她申請過數百個住院醫師缺。Moradi 原本只申請內科住院醫師的職缺,但她很快就把申請範圍擴大到其他科別——例如精神科。

Moradi 道:「我真的是能申請的都申請了。」

她也盡可能多多隨醫見習;甚至一度每天花上三小時,通勤到麻州伍斯特(Worcester)的聖文森醫院(Saint Vincent Hospital)擔任志工,達半年之久。

今日的 Moradi,同時兼著三份工:她是醫事助理課程的講師、劍橋健康聯盟(Cambridge Health Alliance)的研究員,也是薩默維爾(Somerville)公共圖書館的社工。

四年都申請不到住院醫師缺,Moradi 已經是心灰意懶了。她[終於]在去年放棄申請,也不打算再試。她覺得自己被拒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美國住院醫師的名額太少,而需要這個職位的醫科畢業生太多的緣故。

「你想被拒絕多少次?」她說:「我看不出這有什麼意義。」

她也對麻州代表大波士頓地區(Greater Boston)北部選區的民主黨州參議員 Jason Lewis 說了自己的故事。Lewis 州參議員發起了一項法案,希望麻州能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了解外國醫生所面臨到的障礙,並研議解決之道。

他表示:「雖然麻州有世界一流的健康照護體系,但我們仍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讓病人覺得就醫是件麻煩或者很花時間的事。」

Lewis 州參議員並且說,[嘗試]為沒有[美國]執照的外國醫生找尋出路,也許能稍微改善這些狀況。

目前麻州參議院已經通過 Lewis 州參議員所提出的法案版本。如果這個法案能順利走完所有立法程序,並經[州長]簽署成為麻州法律,這個特別委員會將有一年的時間,來研擬對策,並將他們的建議提交給州議會。

雖然這過程難免要花點時間,但麻州移民與難民倡議聯盟立法事務主任 Amy Grunder 表示,明尼蘇達州的外國醫科畢業生計畫,便是由一個類似的委員會所催生。她也強調,醫界相關人士(諸如麻州各執照委員會)應該也會希望對未來可能的相關變革,有參與討論、表達意見的機會。

「你會希望能讓各方共聚一堂,即便他們也許意見相左。」Grunder 說著,並補充道,這樣他們才能「一起思索怎樣才能好好處理眼前的問題」。

Morandi 說,她自己是希望麻州能找到可行的方法來減輕外國醫生的負擔,即便這些方法不一定能幫得上她的忙。

「這不是要降低標準;那不是我們想要的,」她說。「這是要善用有能力的人。」

[譯註:據一位有過類似經驗的長輩所述,要在美國成為能夠獨立執業的醫師,無論是本國或外國的醫科畢業生,皆須先通過 USMLE 前兩階段的考試,方有申請住院醫師訓練的資格。其後,透過全國性的住院醫師配對程序,向有缺額的醫療機構提出申請;一經配對成功,便可順利進入住院醫師訓練流程——唯沒有美國臨床經驗(至少一年)的申請者,配對成功的機會很低,此為對外國醫生較為不利之處。除了住院醫師訓練之外,有志在美從醫者也得通過最後一階段的 USMLE 考試,才算取得獨立執業的資格。而外國醫科畢業生,即便在自己的國家執業有年,仍須完整走過一樣的流程。這位長輩表示,雖然他起初也覺得這樣的重複有些浪費時間,但在美國受訓的經驗最終讓他改觀,覺得這不但有助於精進醫術,更重要的是,能增進對美國醫療環境及文化的了解,進而提供更貼近當地病患需求的醫療服務。略為不同的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蘇聯時代國家主義在保存東正教文化遺產上扮演何種角色

全球之聲 - 2018/10/17 - 15:00

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中,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以及但尼耶(Daniil)所創作的兩幅以復活節為主題的畫作:耶穌降臨地獄以及耶穌升天(Harrowing of Hell and Ascension)(1408-10)。圖片取自維基百科的公眾使用圖片。

共產統治對東正教相關藝術來說並非總是不利的,日前在網路上找到新生命的3幅大師傑作就是證言。

西方有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在20世紀後半由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中,當局會強迫所有人民擁抱無神論。實際上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事實上,只要它們並不挑戰統治黨的主權,共產黨政權並非總是反對宗教機構存在。

舉例來說,雖然東歐地區的共產黨推廣的是世俗主義,並將教會財產國有化,它們通常只要求黨員,也就是能擁有特權及機會成為統治菁英階級的一群人,身為無神論者。

因為視宗教機構為被推翻的俄羅斯帝國不可或缺的元素,蘇聯曾經推動建立一個無神論國家的計畫。但在1941年,當時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終止了從1926年開始的反宗教對抗活動,目的是要取得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支持,以教會為盟友,喚醒俄羅斯境內對抗納粹侵略的愛國主義。這導致了俄羅斯東正教會宗教生活的復興,也對教會有所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大多數中歐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讓國家級東正教教堂歸順於政府,常以特工滲透這些修士集團中。這類政權也培養出了更溫和的國家主義形式,認可教會中歷史人物於建國過程中的地位。

(其中一個例外是在獨裁者恩維爾.霍察(Enver Hoxha)(1946-1992年)極權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霍察領導了激烈行動去消除宗教生活,關閉了所有可以進行崇拜的地方,創造出了「全世界第一個無神論國家」。)

重新為宗教藝術找到意義並在其基礎上進行建設

美學價值甚高的宗教藝術作品也被某種程度的國族主義化,像是會被認可為國家級別寶藏,直接由政府所管理。這包含了把教堂以及清真寺改為博物館,並重新將宗教音樂詮釋為某種傳統文化遺產。

舉例來說,蘇聯文化部室內合唱團(活躍於1971到1991年間)在1986年所錄製的柴可夫斯基《天使詩歌》(Hymn of the Cherubim)唱片就在YouTube上吸引了超過3百萬次觀賞,並在2018年東正教復活節之前於網路上廣為散播。

而比起任何其他於宗教脈絡下所創作的藝術成就,教堂建築及視覺藝術可以被是為是大多數共產黨政權中愛國尊嚴的最佳範例。

這啟發了新的藝術作品被創作出來,像是電影傑作《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俄文片名: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這部1966年的歷史電影由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執導,並由康查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共同進行劇本創作;這部電影基本上是以15世紀俄羅斯聖像畫家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為靈感。

除了這名畫家的生平之外,該片還處理了統治階級貪腐以及叛國等議題,將之與一起外國侵略事件中普通老百姓的頑強抵抗進行對比。據說因為影片中對暴力的描述,包括在鏡頭前殘忍虐待動物以及實際殺戮馬匹,該片在審查後被禁。當該片贏得數個國際大獎之後,蘇聯當局延遲該片的國內放映長達數年。塔可夫斯基聲稱,他最後剪接的版本是根據自己的意志所進行,減少了「沒有太大意義」的過長場景,將片長縮減為3小時15分鐘。

2011年,俄羅斯電影工作室Mosfilm將該片上傳到YouTube,成為YouTube免費典藏電影之一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在YouTube上分為兩部分可供觀賞,字幕語言有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以及土耳其語:

第三個例子則是採用了新舊融合的方式。1971年由伊萬.伊萬諾夫-瓦諾(Ivan Ivanov-Vano)及尤里.諾里斯金(Yuriy Norshteyn)所執導的動畫影片《克爾傑內茲血戰》(The Bloody Battle of Kerzhenets,俄文片名為Се́ча при Ке́рженце)採用了林姆斯基高沙可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所創作的音樂,並於片中使用了14到16世紀的俄羅斯溼壁畫以及油畫。這些教堂牆上的影像透過2D定格動畫被動畫化。

該片也反映了生存以及抵抗外侮(從佩切涅格人Pechenegs到拿破崙Napoleon再到希特勒)的愛國主題。在這個例子中,提到了13世紀的蒙古韃靼人入侵(他們在當地統治了300年),以及隱形城市基特(City of Kitezh)的傳說,這座城市在遭到軍隊屠殺之後,神秘地藏到了水底。

在電影中,宗教圖像用於激發愛國情感。舉例來說,聖母瑪莉亞懷抱耶穌寶寶的形象與俄國守城人並排出現。在1971年及1972年,這部動畫贏得了許多影展獎項,主要是在中歐及東歐地區的影展上。

值得探索的歷史模式

認為在共產統治下完全禁絕宗教的這個誤解不僅限於出自西方。1980年代晚期,在共產主義瓦解之後,這個概念成為大多數後共產國家右翼主流敘事的一部分。在這些社會中興起的教士政治勢力影響力讓認為在之前的政權之下,國家及宗教機構相互勾結的謠傳成為大多數歷史學者以及記者的禁忌話題。

共產政權確實推廣的是一種在不同程度下壓制宗教自由的意識形態,但其確切執行則缺乏一致性。實際操作基於衡量宗教是否能幫助政權穩定的理性計算。

今日全世界各地危害民主的民粹主義者使用了同樣的方式,當中有許多並未以推廣教堂的藝術成就為重點。

在強調黑白對立的「壓迫者vs殉道者」的圖像之外,重要的是要檢驗共產國家以及教會之間的複雜關係,才能更好地了解極權主義的運作機制。

身處音樂產業的東非女性唱出對於男性宰制的對抗

全球之聲 - 2018/10/16 - 12:00

2018年2月10日,Sauti za Busara音樂節中探討音樂產業中女性的聯誼活動「撼動者暨改變者」單元正在進行。由左到右分別為:桑吉巴著作權協會 (COSOZA)代表Zeitoun Amour、2018 Sauti za Busara音樂節主持人Carola Kinasha、Siti and the Band樂團主唱Amina Omar以及藝術家Saida Karoli。攝影:Jamie Topper,經授權使用。

「音樂產業中的女性:我們已經讓自己在全世界的音樂產業中闖出一番名堂。然而性別不平等、性別沙文主義以及收入鴻溝卻仍舊存在。」坦尚尼亞音樂人暨行動人士Carola Kinasha日前在一次為音樂產業中女性所舉辦的論壇中提到。

「這並不表示我們的技術不夠好。全是因為決策者全是男性。」

該論壇是在桑吉巴(Zanzibar)石頭鎮所舉辦的Sauti za Busara(史瓦希利語,意思為智慧之聲)音樂節期間為期3天「撼動者暨改變者」(Movers and Shakers)聯誼活動其中一場。

2018年2月10日,Kinasha與美國歌手暨創作者Somi、坦尚尼亞歌手暨音樂人Saida Karoli、 Zanzibari音樂團體Siti and the Band中的Amina Omar以及Copyright Society of Zanzibar (COSOZA)代表Zeitun Amour等頂尖女性藝術家談及了音樂產業中女性所面臨的挑戰。

Kinasha開場先指出,在英國,女性在音樂產業中佔領導地位者,僅有16%。雖然女性於非洲整體音樂產業的相關數據有限,「很明顯地,在音樂產業中男性主導是主流。」她表示。

具有烏甘達及盧安達血統的Somi現於紐約市及約翰尼斯堡兩地之間往返居住,她指出作為一名非裔女性音樂人,對抗傳統是她最大挑戰:

身為移民家庭的一份子,還有選擇做為一名藝術家這些事都有其挑戰。我必須要仔細思考我們做為女性在何時何地應以何種方式來使用我們的聲音。

Saida Karoli是坦尚尼亞最知名的流行歌手之一,她在2018年2月10日夜間的表演中偷走了該音樂節無數觀眾的心;她也談到了她身為女性,在坦尚尼亞音樂界面臨無數挑戰的這個艱困事實;她強調自己身為一個來自坦尚尼亞靠近維多利亞湖Bukoba地區偏遠小鎮Rwongwe的貧窮、未受過教育的女性,時不時會遇到不公平的事:

Karoli 5歲時開始打鼓,創作並製作了5張深獲樂評好評的專輯:

我來自一個小村,我是一個孤兒。我並不知道要如何在音樂產業中生存,我的經紀人就像是我的父親,我完全地相信他。

在經紀人Muta主導下,Karoli從Burundi巡演到Rwanda 再到Uganda,越來越受到觀眾喜愛,據稱有一次在她演出時還有4個人因為人太多窒息而死。然而,Karoli說,她的經紀人濫用並虐待她的才能,將她所有歌曲以及唱片的著作權佔為己有:

我在音樂產業中既年輕又沒有經驗;每天巡演結束,我甚至連100先令(0.1美元)都沒有賺到。日子過得很艱辛。

Karoli揭露了雖然她的經紀人為她打開了新的大門,但他也有長達7個月的時間把她關在深鎖的大門之後,拒絕讓她與其他經紀人以及製作人談話。當她決定要逃離時,她來到了港口城市Mwanza;她表示,在那兒:

我躲開自己的名氣。我覺得很丟臉。我不知道要怎樣替自己發聲。我過去沒有權利做這份工作。當記者來邀請我接受訪問時,我只是逃開。我無法面對這種丟人的情況。

桑吉巴著作權專家Amour向Karoli保證,做為她自己所有音樂的創作者,她在1999年所頒布的坦尚尼亞著作權暨相關權益法案(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Act of Tanzania (1999))的保護下,仍享有對那些作品的基本權益,但仍仰賴實際合約而定;該案件仍需進行進一步調查以及法律訴訟。

目前不再和經紀人合作的Karoli表示,她期待她在Sauti za Busara音樂節的首度回歸演出能夠促進銷售量,讓她躲在陰影處多年後,再度重建名聲。

「基本上我們在這裡是在為音樂產業中的女性建立新的道路」

Amina Omar是Siti樂團的主唱,她的樂團在2月10日的表演中,用充滿靈魂的Taarab式(桑吉巴靈魂樂)靈魂樂為基調的融和音樂點燃了舞台;她表達了對Karoli的感謝,謝謝她大聲說出了該地區女性很少願意觸及的主題—不僅只在音樂產業,更是在整個社會中,女性所面對的各種形式虐待以及騷擾。

Omar記得她11歲時開始與她的姐姐Rahama一起踏上歌唱這條路,Rahama現在是Omar樂團中得過獎的小提琴家。但鄰居及家人都對兩個女孩在音樂上的愛好嗤之以鼻,而她的家人更鼓勵她早點嫁人生子,畢竟那是桑吉巴的傳統;桑吉巴是一個大多數家庭遵循保守伊斯蘭傳統的群島:

所以,我嫁人了。我生了第一個孩子。我丈夫之前跟我說他支持我當一個音樂家的夢想,但當我們的孩子長大到足以讓我回去唱歌時,他拒絕了。「不,」他說。「你是我的妻子。我擁有你。你必須要做我喜歡的事。」

當Omar決定要參加Bongo Star Search這個在坦尚尼亞Dar es Salaam錄製的互動音樂電視實境秀時,她與丈夫大吵了一架。「你們知道的,除了今天之外,我從未談過這件事,我有一隻眼睛視力不太清楚,這就是那天造成的。」Amina指著她的右眼,揭露了這件事。在Dar es Salaam期間,她努力離開她的丈夫,並回到桑吉巴為她自己及她兒子在家鄉重建生活。

我愛桑吉巴,我愛我的社群,但除了好的面向之外也有壞的面向。我不喜歡我們社會中女性被禁止發聲的這個概念。我不喜歡女性如此的地位。我也不喜歡當我的社會看我成功之後,有些人想要我失敗。當我回到桑吉巴之後,我進入道恩鄉村音樂學院(Dhow Countries Music Academy)完成了我的教育,現在我知道自己是誰了。我真的熱愛唱歌,它就是我的生命,深植於我的血液當中。

音樂產業中的女性通常會想要尋找角色模範在這條路上指引她們,但根據Somi:

在非洲,音樂界的女性角色模範非常少,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這裡是在為音樂產業中的女性建立新的道路,為後來世代做模範。我們的任務是說出我們做為非洲女性所面臨的真相,而我們這個族群沒有那麼大— 只有一張很短的名單。

Somi提到了Angelique Kidjo對她有很大的啟發,而Karoli則提到Lady JayDee;Omar的模範則是諸如 Bi. KidudeSiti Binti Saad之類的音樂傳奇,她的樂團更是以後者來命名。

Siti Binti Saad(1880-1950)是桑吉巴的塔拉巴Taarab音樂原創歌手,來自Fumba的村落,她披荊斬棘,成為東非地區第一個錄製史瓦希利語唱片的女性,她在印度錄下了超過150張黑膠唱片。她最知名的軼事是在舞台上表演時會用一塊黑紗包住她的頭,因為那是史瓦希利沿岸穆斯林女性的傳統。在一個由男性所宰制的世界中,Saad堅持自己的音樂道路,另一項知名成就是她透過自己的音樂來保護女性免受暴力。

2月10日的表演中,Omar用歌聲傳遞出了Siti Binti Saad的精神,直接傳遞了主要以男性為受眾的強有力訊息:

下一首歌是我的故事。我告訴你,女性是你們的妻子,是你們的母親,是你們的姐妹。為什麼要毆打你的女人?她應該得到尊重。她需要尊重!

群眾開始歡呼。

編按:本文作者過去曾於 Sauti za Busara音樂節服務。

法國難民營加萊叢林 如今成自然保護區

全球之聲 - 2018/10/15 - 09:00

曾經的加萊叢林,如今成了圖中的一片荒野。(圖片來源:螢幕截圖AFP所屬的Youtube影片)

沿著蜿蜒在荒蕪土地上的木棧道,時不時能見幾株叢木和1940年代德軍堆砌的地堡,走上前是個觀景台,能一眼眺望加萊工業城的車水馬龍和遍地矗立於此的工廠,倚著貧乏無奇的空地作為背景。

過去位於法國北部位置的「加萊叢林」難民營,如今重新整頓成自然保護區,於2018年6月正式啟用,此處曾匯聚上萬民來自中東及非洲各地的難民,包括阿富汗、蘇丹、敘利亞、厄利垂亞、伊朗與其他國家等。

面對百般爭議與國際媒體間的大幅報導,加萊叢林最終在2016年10月徹底拆除,以往難民湊合著用的落腳處、數間商店、餐廳、一間清真寺倚及一間教堂,也都遭一一剷平。

加萊這塊土地隨後被地方政府計畫發展成野生公園,標榜將成為「生態環境重建地」,官方網站亦提及:「如蘭花等花草類,與像是沙錐和灰沙燕等棲息的鳥類都會增加。」

然而,揭開生態保育的面紗,部分人士認為改建計畫的出發點其實只是為了掃蕩不受歡迎的人,而非保護野生生態。

「綠化」驅逐行動

既然「叢林」已拆除,法國當局便將矛頭對準位於加萊另一處的小型森林。一家都市更新業者意圖將這座小森林轉型成一座公園,不過這塊土地上,眼下還住了一群來自厄利垂亞的難民。這座森林一直是對外開放的,設立為公園,就可以管制開放時間。

此地藏匿於一條高速公路、一間中學與一塊住宅區之間,這塊2.5公頃大的土地由官方命名為「奇科・門德斯生態保護林」(Chico Mendes Wood),厄利垂亞居民則稱之為「小森林」(Little Forest);每日,社盟團體會供應居民起居基本的食物、水及個人盥洗用品等。

與周圍社區毗鄰的小森林,因其地緣關係而經常與緊鄰的社區衍生出緊繃局面,尤其是當廢棄物處理不當的時刻。據協助難民團體(Help Refugees)稱,法國當局對於這些被迫離鄉背井的難民,並未提供適足的廢棄物收集設備。

加萊市政府於今年6月12日召集一場公開會議,其中市長娜塔夏・布查(Natacha Bouchart )說明她對森林的著手處理方式,當時全球之聲也受邀參與會議。

長久以來這塊保護林因其生態地形而得名「美麗濕沼」(為法文「Beau-Marais」的字面翻譯,即其位在的行政區「博馬萊」之名),如今改建政策一出,對延續這塊最後的林地爭議四起;一名居民並表示:這塊林地是大批物種的歸屬地,也有些本地的蠑螈一直以來長居在中央水塘的區域。

而會議剛開始的前十五分鐘,無人提及小森林土地上的厄利垂亞難民,直到一名居民怯生生地建議,針對此問題的解決之道,出發點應以這群難民為基準。

若計畫如期進行,這座森林將會轉型為一座公園,設立柵欄避免外人於非開放時間闖入,市長布查並提及在街燈上安裝監視器,如此一來便能幫助指認讓寵物隨地便溺的遛狗人士。

會議中提及許多其他重建措施,比如操場、人行道、法式滾球場(pétanque ground)等規劃,其中廁間和水池等設施沒有被提及,若按照計畫執行,這個重建行動將會花費法國政府150萬歐元(折合新台幣約5千280萬元)。

重建計畫的時間表依循重要程度來配置優先順序,大部分的建設暫定在2020年的年初動工,然而周圍圍欄則被安排在2018年的八月動工

加萊叢林景象,攝於2016年1月17日(圖片來源: malachybrowne/Flickr CC BY 2.0)

移除定居點

奇科・門德斯生態保護林重建計畫正值清理難民階段,至少一週一次,有時連續每天實施。新政策「移除定居點」上路,政府高權下令定期摧毀、施放催淚瓦斯、或丟棄帳篷、睡袋、毛毯等難民的避難物。

驅逐行動通常於傍晚或夜晚才開始,每次會出動大量警力並不預警告知,難民們不僅落腳處沒了,大多連個人物品也遭沒收,媒體也多次報導多起大大小小的警方暴力

巴西環境環保鬥士奇科・門德斯於1988年遭暗殺,他把一生奉獻給了亞馬遜雨林的生態保存,並把生命託付給當地土著住民與農民們。這座小林地便是以其為名。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奇科・門德斯會對市長布查這項以環境之名清除難民痕跡的命令,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座叢林:加萊的難民與營地》(The Jungle: Calais's Camps and Migrant)作者兼法國研究開發院(l'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簡稱IRD)的資深研究員米歇爾・阿傑(Michel Agier)認為,這次的重整行動與其說是重建,更像是意圖將這座「規劃中的城市」中過去這段混亂的痕跡給抹去罷了。

Il y a un ensemble de crises politiques qui font qu’il y a des gens qui sont mis dans l’obligation de circuler. Ce qui indigne les gens de Calais, c’est le mauvais traitement des gens qui sont là, et, en passant, la mauvaise image de leur ville à cause de cela. Ce n’est pas littéralement le camp ou les migrants eux-mêmes, c’est plutôt cette absence de solution.

There is a set of political crises that cause people to be forced to move around. What outrages the people of Calais is the mistreatment of the people who are there, and the bad image of their city because of that. It is not literally the camp or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it is rather the lack of solution for their plight.

一連串的政治危機,導致難民們流離失所,最令加萊人憤恨不平的,是那些加萊難民頻受虐待,使得外人對加萊的印象只有暴力。最令人憂心的未必是難民營或難民本身,而是仍未看見針對這艱困處境的解決之道。

線上性騷擾空間不斷擴增 香港當局尚難應對

全球之聲 - 2018/10/14 - 10:00

圖片來源與香港自由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並獲得使用許可。

本報導由Jennifer Creery撰寫,原於2018年9月8日刊登於香港自由新聞。以下版本根據內容共享協議再次刊登。

由於即時通訊軟體「Telegram」中,出現了一個有上萬名用戶並在未經當事人同意的情形下分享女性露股照片的群組,讓香港女權運動人士黃于喬決定採取行動。

黃于喬是一位線上倡議人士,她經營的性別部落格發表多篇關於身體自主的文章。在觀察了該Telegram群組六個月後,她在部落格上發表一系列咒駡群組內照片的截圖,此舉引發了媒體的憤怒,帶起對於智慧型手機相關的性犯罪受害者法律保護問題的激辯。

這個名爲「街拍谷」(Street Shooting Valley @callginhk)的Telegram群組已經在Telegram上存在了一年多,聚集了一群每天發布百餘張新照片的追蹤者。該群組的名字,意謂用戶們在街上偷偷摸摸拍攝女性裙底並在網上分享這些照片的行為。黃于喬指出這些照片還包括裸體和一些未成年女性。她說道:

Their values are really twisted…They treat women as extremely sexual objects. They think that a woman's worth is solely invested in her sexuality and how appealing she is to men.

他們的價值觀扭曲……他們把女性當作性玩具。他們認爲女性的價值,取決於她的性感程度以及她對男人的吸引力。

依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61條([en][zht])「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之規定,任何被裁定為「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他人電腦(包括智慧型手機)」者,將判處五年監禁。但是,香港律政司(Department of Justice)於8月份發布內部備忘,在2019年終審法院就本事實而生的爭議案件所引用之本條例作出裁決的以前,暫停[有關街拍谷用戶]涉及智慧型手機罪行案件的檢控程序。

這項暫停檢控程序的決議,受到街拍谷用戶的大力支持。一名7月份遭偷拍、隨後加入該組織的艾米(化名)說明道:

I was on the MTR and a man tried to follow me, like a detective…He was obviously taking photos of me, because his phone was at his stomach or knee area, in quite a low position… I was frightened and thought he might have mental problems.

當時我在地鐵上,一名男性試圖尾隨着我,就像偵探那樣……他顯然在拍我的照片,因為他的手機就在他的肚子或膝蓋區域,處於較低的位置……我嚇壞了,我覺得他可能有心理疾病。

之後,艾米的朋友告訴她,這些照片可能會在Telegram上一個據稱聚集一群偷窺狂的群組組裡流傳,而Telegram正是因為擁有加密功能而在香港線上社群大受歡迎。艾米從朋友那裡得到了該群組的名字並加入其中:

When I entered, there were so many members…I was shocked and afraid because I thought Hong Kong was a safe space, but now I doubt its safety.

當我進入這個群舞之後,發現成員人數竟然這麼多……我感到震驚與恐懼,因為我認為香港是個安全的地方,但是現在我懷疑它的安全性。

婦女權利社群媒體平台「亞洲女權主義者」(The Asian Feminist)的代表告訴香港自由新聞,香港法律嬴弱的保護力,致使女性容易受到傷害:

Hong Kong generally has lagged behind in tackl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o upskirting. There is currently no law specifically to tackle upskirting, and from what we read from media reports about the crime, the punishment tends to be light, like the 18-month probation given to a doctor who took upskirting photos of hospital patients.

香港在處理從家庭暴力到裙底偷拍等對女性暴力傷害的議題上,落後別人一大截。當前還沒有專門針對偷拍裙底的法律,而從我們在媒體上讀到關於這種犯罪的報導,懲罰往往是很輕的,例如有個偷拍病人的醫生,只被判了18個月的緩刑。

目前,那些被發現拍攝不雅照片的人,大多是依據「擾亂公共場所秩序」(Disorder in Public Places)和「遊蕩」(Loitering)等罪名依法起訴。然而,一名反性暴力組織的代表告訴香港自由新聞,這些法律並未將以「性」為本質的侵犯行為定義為刑事犯罪。

「他們認為自己是英雄」

街拍谷群組內對話紀錄的截圖,描繪了用戶們自戀的、冠冕堂皇的和愚魯的等令人無法原諒的樣態。黃于喬分享了她的觀察:

They think they are heroes…If a woman is not physically attractive to them, then she is basically -worthless. They only treat them as pieces of meat, It's quite degrading.

他們認為自己是英雄……如果一個女性的身體無法誘惑他們,那麼她基本上一文不值。他們只將她們視為肉塊,十分墮落。

黃于喬指出用戶們會聲稱被他們拍下照片是這些女性的榮幸,因為這表明他們對她的欣賞。

黃于喬本人是身體自主倡議者,會在網路上一個小型社群發布一些隱晦的裸照:

I would post more revealing pictures and say that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wear what they want and still be respected.

我會發布更多比較暴露的照片,說明女性有權依據她們想要的方式穿著打扮並且依然受到尊重。

但在這個通訊發達的世界裡,文字(或圖像)傳播地很快,不用多久,她的照片就被分享到了Telegram的街拍谷群組上。街拍谷群組用戶肆意地抨擊她的外表,Thomas Chan急切地號召「我們來一起告發這胖妞的貼文啊」;Kit Hey則宣稱「大概有成千上萬的人討厭這胖妞吧」;另一位臉書用戶則推測黃于喬是的兼職妓女。

她的倡議行動,引來了大量的線上死亡威脅和寄給她的老師和雇主的謾罵郵件。這並沒有動搖她的決心。黃于喬表示,要建立一個線上系統來告發這群謾罵和冒犯她的用戶:

It's like a balancing strategy, to make them feel like they are not as safe in those groups.

這就像是一種平衡策略,讓他們察覺到在其他地方,自己可不會像是在自己的小圈圈一般那麼安全。

簡單易行的技術

在阿里巴巴擁有的流行購物網站「淘寶」上,偽裝成鋼筆和車鑰匙的間諜相機售價僅為160港幣(折合新台幣約631元),沒有任何針對購買身分的限制,這讓間諜相機成為了裙底偷拍犯罪分子的作案神器。黃于喬指出:

In [@callginhk] they have discussed how to take these pictures better. They talk about the cameras that are hidden in glasses, in your specs, in zippers, in shoes…They ask whether anyone has bought these cameras, and are these cameras usable…From some of the pictures, you can see that the angle is really weird, as if there's a camera in someone's shoes, because it's impossible for the angle to be that low if you're holding a normal camera or your phone – so I think someone has bought it and is using it in Hong Kong now

在街拍谷的對話中,他們討論了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拍攝這些照片,像是將相機藏在你的眼鏡裡、隱形眼鏡李、拉鍊裡、鞋子裡等等。他們會問是否有人買過這些相機,這些相機是否可行等……從一些照片來看,你可以看到拍攝角度十分奇怪,就像在某個人的鞋子裡有一個相機,因為你拿着普通的相機或手機,不可能有如此低的角度。所以,我覺得確實有人買了間諜相機,而且此刻就在香港使用這些相機。

香港當局在處理線上騷擾時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像接拍谷這種社群會迅速地更換位置。一旦被發現,它就會被迅速刪除,並以另外的一個名稱來替代它。黃于喬解釋:「Telegram因為讓使用人感到無比安全,導致它成為目前這個現象最為嚴重的平台」。

黃于喬也表示,她向警方報案,卻被擱置不顧:

I have contacted the police, but I think their actions are rather slow… only after these things were exposed to the media that they really did their follow-up. Before, they didn't really reply [to] me…I don't think the police can really adjust to the fast-changing environment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era.

我聯繫了警察,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行動極為緩慢……只有將這些事情揭露給了媒體,警方才會繼續他們的行動。在此之前,警方沒有給我任何回覆……我不覺得警察有真正適應當前快速變遷的社群媒體環境還有網路時代。

警方在致香港自由新聞的一份聲明中說到,他們正在調查此事件:

The Police remind the public that the cyber world of the internet is not a virtual space beyond the law. Under the laws of Hong Kong, most of the ordinances stipulated in the real world may also apply for the cyber world.

香港警方提醒大眾,互聯網的網路世界並不是法律之外的虛擬空間。依據香港法律,現實世界的法律條文大多數也適用於網路世界。

截至原文發布前(2018年9月13日),Telegram尚未回應香港自由新聞的多項提問。接拍谷目前不再以過去的方式運作--管理員會禁止裸體內容和裙底照片--但用戶依然可以連結到許多情色和妓女群組。隨著大量來自其他群組的用戶持續瀏覽這些群組,這個現象似乎還沒有結束的跡象。

Juliana Mbengono Elá Avomo:為赤道幾內亞的年輕人帶來藝術及文化

全球之聲 - 2018/10/13 - 12:08

Juliana Mbengono:「如果男性及女性之間不存在有差異,那麼不會有人認為我是女性主義者;但有鑑於我們所經驗到的不平等,我覺得自己有義務要收回我的權利,而我透過的媒介是文學。」

Juliana Mbengono Elá Avomo是新聞系學生、幼稚園副園長,也是一個文學「新芽」(用西班牙語來說是Capullos Literarios,意即繭、花苞;在西班牙語口語中也有「混蛋」的意思)。她總是這樣自稱。2015年,她與兩名同學為赤道幾內亞詩人們創立了一個詩社,他們為詩社選用的名稱就是Capullos Literarios,因為他們都是初出茅廬的詩人,也是「還未被正式認可為作家。他們仍舊站在陰影處,但他們熱愛書寫,他們把一切所有灌注於書寫中,也將書寫用於每日生活當中。」

花苞的本質本就是含羞待放的,所以當他們開始綻放時,很難認出自己來。這是何以Juliana一直保持謙卑,儘管她已經贏過數個文學獎,寫過的2個劇本也曾經公演過,更是赤道幾內亞首都馬拉波Malabo「為文化瘋狂」組織([en] Crazy for Culture;[es] Locos Por Cultural,簡稱LPC)的統籌者。該組織將全赤道幾內亞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集合在一起。根據Juliana的說法,「為文化瘋狂」的目的是要「促進並創造出能夠讓年輕人能夠互動的空間,目標是在改善他們的藝術技巧並推進他們的社群領導能力。」

「為文化瘋狂」參與者;該組織的目的是要「促進並創造出能夠讓年輕人能夠互動的空間,目標是在改善他們的藝術技巧並推進他們的社群領導能力。」照片由「為文化瘋狂」提供,經授權使用。

這個組織涵蓋的藝術家社群數量並不固定。此刻,該組織由文學新芽、戲劇團體Speaking and Biyemyema、視覺藝術團體EG-Pencil以及Hangart、攝影團體Photos With Lyrics等所組成,外加許多獨立藝術家,像是進行肖像畫創作的Eusebio、Mariano Ebana Edu(也稱做Black Bey),還有進行歌曲創作的歌手及饒舌歌手Benjamín Ndong(Jamin Dogg)和Lil Jojo。

我們與Juliana談論了「為文化瘋狂」的活動、男女之間平權的努力,以及文化對於年輕人以及他們所生活環境的發展與成長的關鍵性。

全球之聲:你們有一項活動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街道閱讀。當路人看到你們這一大群人時,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JMEA: The project “Reading Afternoons” is an initiative organized by Literary Buds to promote reading and writing among citizens. Many people think that reading is an activity reserved for educated people and so some people feel embarrassed when reading in public or simply consider it a waste of time. In fact, people say “if you want to hide something from a Guinean put it in a book.” We believe reading can produce changes in society, not only through the ways it can nourish the vocabulary of those who read but also the effect is has in many other areas of their lives.

This project is one of our great achievements because over time, along with LCP, we have been able to create a tradition in Malabo and Bata, the most important cities of Equatorial Guinea. Many people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se literary festivities, they show interest and they are encouraged to read. That's how a good portion of the youth that participate regularly have been able to overcome the fear and nerves they used to feel when reading in public.

Juliana:「閱讀的午後」([en] Reading Afternoons;[es] Tardes de Lectura)這個計畫是由文學新芽所發起的,目的是要推動市民的閱讀與寫作習慣。許多人認為閱讀是專屬於受過教育族群的活動,所以有些人在大庭廣眾下閱讀會覺得有點尷尬,或單純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事實上,還有人說「如果你想要藏起某個東西不被幾內亞人知道,就把它放在書裡吧。」我們相信閱讀可以帶來社會的改變,不只是因為它能夠增進那些閱讀者的字彙,更是因為它會在閱讀者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帶來改變。

這是我們最大的成果之一,因為隨著時間過去,在和「為文化瘋狂」的合作之下,我們以經在赤道幾內亞最重要的城市首都馬拉博(Malabo)以及巴塔(Bata)創立了一個傳統。許多人已經很熟悉這些文學嘉年華,他們對此流露出興趣,也得到鼓勵去閱讀。這就是何以一部分年輕人定期參與,就得以克服過去他們在大庭廣眾下閱讀時,所感受到的恐懼及忸怩。

由Juliana所領導的「為文化瘋狂」組織了許多在公共場域舉辦的文化活動。攝影:Lucía Mbomío,經授權使用。

全球之聲:「為文化瘋狂」的3名發言人當中有兩名是女性。這是為什麼呢?

JMEA: In Crazy for Culture (LPC), responsibilities are assigned based on the degree of interest and the commitment each one gives to the collective. Roles are not random nor are they based on gender.

Juliana:在「為文化瘋狂」中,各項任務的責任分派是依據對於活動的興趣,以及每個人能夠為組織投入的程度而定。角色的分派不是隨機的,也不是依據性別在分派的。

全球之聲:儘管這麼說,就算妳在妳的作品中處理過許多主題,女性的處境也是妳常書寫的。妳認為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嗎?在赤道幾內亞做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是怎樣的感覺呢?

JMEA: I wouldn't define myself as a feminist.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deserves to be respected and we wish to be treated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 If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then no one would think of me as a feminist, but given the inequalities that we experience I feel obliged to reclaim my rights and I do it through my literature.

To ask me whether or not I am a feminist is not a problem for me, but to identify myself as such in Guinea is another matter. Sometimes it bothers people who think feminism is the feminine equivalent to machismo. And lately I feel that labeling yourself a feminist has become a trend,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think that being a feminist implies being intelligent, modern, and brave.

Juliana:我不會把我自己定義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被尊重,而我們期望能夠與其他人一樣被對待。如果男性與女性之間沒有差別存在,那麼就不會有人認為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鑑於我們體驗到的不平等,我覺得自己有義務要取回我的權利,而我的媒介是文學。

對我而言,詢問我是否是個女性主義者並不是問題,但在赤道幾內亞要把我自己定義為這樣的身份,則是另一回事。有時那些認為女性主義等於女性版本父權的人,會因為這樣感到困擾。近來我感覺到,把自己貼上女性主義者的標籤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特別是那些認為成為女性主義者就暗示著妳既聰明、又時尚又勇敢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賦予女性力量的女性

全球之聲:在赤道幾內亞妳有那些女性人物榜樣?

JMEA: I look up to three or four women role models. The first one is Teodosia Mónica Angue Bivini, a stranger who became my mentor, boss, friend, and counselor. In Mónica, I find the example of a working woman who seems utopian, she is so entrepreneurial that she sees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where no one else imagines it. She i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MGE (Women's Initiative for Education in Equatorial Guinea), and she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Guinean members of YALI (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 She holds a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human resources, and she works as the director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Juliana:有3到4個我崇拜的女性人物榜樣。第一個是Teodosia Mónica Angue Bivini,對我來說,她原本是一名陌生人,但後來卻成了我的導師、老闆、朋友及顧問。在Mónica身上,我找到了看似烏托邦式的職場女性典範;她是如此具有創業精神,能夠在雇員以及沒有其他人想像得到的生意上看到機會。她是非營利組織「赤道幾內亞女性教育協會」([en] Women's Initiative for Education in Equatorial Guinea;[es] Iniciativa de Mujeres por la Educación en Guinea Ecuatorial,簡稱IMGE)的創辦人暨主席;她也是年輕非洲領導者協會([en] 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簡稱YALI)赤道幾內亞分會的主席。她擁有企業行政的學位,主攻人力資源;她是赤道幾內亞申訴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Ombudsman)的人資主任。

JMEA: Also, there is Trifonia Melibea Obono Ntutumu, writer, journalist, gender researcher, and founder of the organization “We're Part of the World” (Somos Parte del Mundo, in Spanish), dedicated to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non-heterosexual people;

Juliana:此外, Trifonia Melibea Obono Ntutumu也是另一個榜樣;她是作家、記者、性別研究者,也是「我們是世界一部分」([en] We're Part of the World;[es] Somos Parte del Mundo)的創辦者,該組織致力於捍衛非異性戀群體的權益;

JMEA: Meli [Trifonia Melibea] is so convinced in her principles that the wave of insults, negative opinions, disrespect and threats that fall on her constantly don't ever make her give up. She writes so much that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she has published two novels in less than five months, and her writing always centers around the situation of women and of non-heterosexual people in Equatorial Guinea. My new favorite novel is her book “The albino girl of money” (La albina del dinero, in Spanish), our lives are reflected in those pages.

Juliana:Meli是如此堅守她的原則,以至於儘管有種種汙辱、負面意見、不尊重和威脅針對她而來,都無法讓她放棄。她筆耕甚勤,有時在不到5個月內就出版兩本小說;她的作品總是以赤道幾內亞的女性及非異性戀群體為主題。我近期最愛的小說就是她的作品《金錢白化症女孩》([en] The albino gril of money;[es] La albina del dinero),書頁中反映了我們的生活。

JMEA: The third one is my aunt Melania, who sets the example on patience and solidarity. She took care of me and my little brothers when she didn't have enough to take care of herself. Even today she is still the umbrella that covers our enormous family when the rain comes down.

The last one is my mother. Her life and way of understanding things have influenced me greatly. Her tolerance has helped me to accept that no one deserves to be judged if they are not harming anyone and that I should never criticize others for what they say or do.

Juliana:第3個人是我的阿姨Melania,她立下了耐心以及堅定的典範。她在沒有足夠資源好能照料自己時,仍舊看照著我和我的弟弟們。直到今日,她依舊是在大雨來臨之時會遮蓋著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雨傘。

最後一人是我的母親。她的人生以及理解事物的方式,對我有深遠的影響。她的寬容幫助了我接受一件事:如果人們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就不該被評判;而我也不該因為他人的所言所為而批評他人。

全球之聲:你離你的夢想有多近?你離實現這些夢想有多遠的距離呢?

JMEA: In the future I would love to be a journalist, create a magazine, and launch a school for literary writing.

For now I am working on some projec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MEGE (Women's Initiative for Education in Equatorial Guinea), one of which is “A Night Among Writers” that will consist of workshops to exchange writing ideas and techniques among writers. We will also include sessions to teach public speaking and how to launch. Another one is “Youth Date,” a radio program dedicated to young Equatorial Guineans and to entrepreneurs.

I trust that I will be able to reach many of my dreams,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life seem so wonderful to me.

Juliana:未來我想當一名記者,創辦一本雜誌,並開辦一間文學寫作學校。

現在,我正與「赤道幾內亞女性教育協會」合作一些計畫,其中一個是「作家之夜」([en] A Night Among Writers;[es] Una noche entre escritores),這個活動當中會有多個工作坊讓作家們交換寫作創意以及技巧。我們會加入一些教學活動,主題包括公開演說以及如何開創新事業。另一個計畫是「青年約會」([en] Youth Date;[es] Cita Juvenil),這是一個廣播節目,以赤道幾內亞年輕人以及創業者為目標收聽人群。

我相信我有辦法實現我的許多夢想,這是對我而言讓生命如此美好的其中一件事。

牙買加民眾摯愛的文化偶像以及語言運動人士「路小姐」雕像落成

全球之聲 - 2018/10/11 - 14:15

截圖自牙買加文化、性別、娛樂暨體育部的官方照片,圖為詩人路易絲.班奈特-科芙利的雕像揭幕儀式;圖片由Robert Nesta Morgan張貼於Twitter上。圖中人物為牙買加總理Andrew Holness及其夫人;此外還有該地區國會代表,以及路小姐的兒子。

葛登鎮,一個位於金斯頓郊外風景如畫的樸實小鎮,座落在霍普河畔,被陡峭山坡給包圍。旅客們過去總是在前往藍山的路上匆匆通過鎮中廣場,但現在他們有理由停下腳步看看了:葛登鎮是路易絲.班奈特-科芙利(Louise Bennett-Coverley)的故鄉;被大家暱稱為路小姐(Miss Lou)的她是一名詩人、民謠作者、喜劇演員;但她最重要的身份是,牙買加語言的守護者。2018年9月7日,時值她的99歲冥誕,葛登鎮的居民、文化運動人士以及政府官員一同驕傲地見證了她的紀念雕像在鎮中廣場揭幕。

其他受尊敬的愛國人士雕像不同的是,路小姐的雕像贏得了牙買加大眾的贊許;另外,目前也有計畫為她興建小型博物館,並將該廣場重新命名為路小姐廣場。

移居海外的牙買加作家Geoffrey Philp在推特上用牙買加方言發表了他對於這座雕像的感想:

Now das wha statue fi look like! Not no likkle fenke fenke mash mouth smaddy whe look like dem couldn’ mash ants

— Geoffrey Philp (@GeoffreyPhilp) September 8, 2018

這才是雕像應該要有的樣子!終於不是那種個頭小小、孱弱、無效、沒有牙齒的人物,看起來就像是他/她連隻螞蟻都捏不死一樣。

牙買加政府官員在社交媒體上用抒情詩歌對於這座雕像的揭幕大書特書,但大學研究員Deborah Gordon Hickling則質疑班奈特-科芙利作品在一般大眾中的可及性,儘管在雕像揭幕一週前,她的作品集被當成禮物送給了牙買加國家圖書館:

我必須要問,在牙買加有那個地方把她的作品整理出來,讓牙買加人民一走進去就能夠看到聽到路小姐所創作的所有東西?紀錄她一生作品的紀錄片要在那裡才能看到?[…]那些應該要被大眾聽見、讚頌的錄音及訪談在那裡?在加拿大,麥克馬斯達大學有一個房間收藏她的作品。在牙買加社福中心,我們那裡可以看見任何一個角落把她具有創見、基本、為我們塑造認同的那些作品整理在一起呢?因為她的社會參與,為我們建立起尊嚴以及我們是誰的認同感。

路小姐不僅只是牙買加文化的可愛代表人物。她歡快的個性以及喜劇風格的表演把她作品的嚴肅意涵掩蓋了起來;她這些作品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推廣並普及牙買加方言。在殖民時代,牙買加方言深受嘲笑。

Louise Bennett-Coverley (7 September 1919 – 26 July 2006) Jamaican poet, folklorist, and educator, born 99 years ago today. She wrote and performed her poems and folk songs in patois, preserving and popularising our nation's language. Miss Lou paved the way for all who came after. pic.twitter.com/3aZGcoOV8V

— Wayne Chen (@wcchen) September 7, 2018

路易絲.班奈特-科芙利(1919年9月7日–2006年7月26日),牙買加詩人、民謠作者以及教育者,在99年前的今天誕生。她以方言書寫並表演她的詩作以及民謠歌曲,保存並普及了我們國家的語言。路小姐為後繼者鋪了一條路。

Bennett-Coverley emerged at a time when it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Jamaica to establish its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more than fifty years after Jamaica's independence from Great Britain, Jamaica is still reluctant to fully embrace Patois. Broadcaster and educator Fae Ellington, a lively exponent of the language, recorded her thoughts on Miss Lou's birthday on both YouTube and Facebook:

班奈特-科芙利崛起於牙買加欲建立其國族認同的重要時刻;然而,在牙買加已從大英帝國獨立了超過50年之後,仍舊對於全然擁抱方言興趣缺缺。廣播節目主持人暨教育家Fae Ellington是目前活躍的牙買加方言代表人物;她在YouTubeFacebook上發表了她對路小姐冥誕的看法:

It's September 7, Dr. The Honourable Louise Bennett Coverley would have been 99 today.
#Patriot
#Nationalist
#SocialCommentator
#Actress
#Poet
She reminded me that, ‘Yuh haffi tek kin teet suh kibba ‘eart bun’. True wud.

今天是9月7日,令人尊敬的路易絲.班奈特-科芙利今天應該是99歲了。

#愛國者
#民族主義者
#社會評論家
#女演員
#詩人

她提醒了我「你必須要歡笑才能掩蓋住你的心碎(痛苦)。是真的。」

在牙買加慣用語中,路小姐擅長使用牙買加「用嚴肅的事來說笑」的藝術—在嚴重的情況下用幽默方式應對。如同作家Claude Mills所說

在她狡黠(…)的喜劇風格之下,她強迫整個社會透過她語言調色盤上的多重色調多種色彩,面對這個社會本身令人不快的事實。但是就正是這種將牙買加語言大膽、驕傲、毫不歉疚地大喇喇使用於國際上的方式,讓她被許多牙買加人所喜愛。

但是班奈特-科芙利所使用的方式並非教條式的。在一次2016年於牙買加國立圖書館的演說中,Mervyn Morris教授指出:

路小姐試圖要透過強化對克里歐語的尊重,糾正既存的文化不平衡。她並不是偏好「大概就這樣子模式的英語」(只說英語)。…她能毫不遲疑地使用英語對話書寫,而她使用牙買加克里歐語時也是如此。她對這兩種語言都怡然自得。

路小姐的作品迴響在牙買加的岸邊以外很遠的地方。她其中一首最有名的詩作《反過來殖民》(Colonisation in Reverse)是對於1950到60年代加勒比海地區移民英國潮的諷刺評論。自己本身也是移居海外者的班奈特-科芙利向她居住多年的加拿大介紹了牙買加方言,而她對這個領養她的國家也造成了不小影響

路小姐曾獲得為數眾多的榮譽及獎項,2018年9月落成於葛登鎮的雕像便是最新的一項。然而,部分牙買加人認為這樣不足以彰顯她的榮耀。文化運動人士Carolyn Cooper教授就是認為應該要把路小姐列為國家英雄等級的人之一。2017年,一個年輕的舞廳明星發表言論,大眾認為其發言對路小姐的功績不敬,進而引起了一次白熱化的辯論;在這場辯論當中,Cooper觀察到

路易絲.班奈特-科芙利的任務本質上是與黑人賦權有關的。她曾說過:「在我小時候,幾乎所有與我們有關的事都是不好的;他們會告訴你,看喔你的頭髮很糟,黑人很壞,你們在說的語言很壞。我知道我認識的很多人一點也不壞—他們是好人,而他們說的是這種語言。」

對路小姐來說,一直持續存在的汙染是…我們持續拒絕承認我們牙買加語言中的力量。在家裡及在學校裡都是!教育部必須確保每一個還子都能用他或她在家中使用的語言來學習。這是人權。這是我們未來這些世代能夠尊榮路易絲.班奈特的方式。而既然我們這麼做了,我們應該從官方開始承認路小姐是個國家英雄的這個事實。

無論路小姐是否得到官方給予的地位,或純粹只是被認為是文化傳說,都可以看出牙買加人民對於她作品的重要性有了更深體會。

多虧反極端主義法,俄羅斯人現在分享梗圖也會面臨刑事訴訟

全球之聲 - 2018/10/10 - 19:07

一張在俄羅斯社群媒體瘋傳的「關於梗圖」的梗圖。圖上的文字說明,一名警察看著梗圖說:「這算刑事案件嗎?」

想像你正在上網,突然看到一張有趣的《權力遊戲》梗圖,將其中一個主角瓊恩‧雪諾(Jon Snow)的復活比做耶穌基督的復活。你覺得好笑,將圖片轉貼到你的社群媒體頁上,然後很快就忘了這件事。

幾天之後,警方突襲你的住處,並以極端主義為由控訴你。除了要吃上幾年牢飯外,你的銀行帳戶還被凍結。

歡迎來到這讓俄羅斯社群媒體用戶措手不及的現實世界,俄國當局現正加強執行反線上極端主義的行動。

儘管針對網路貼文的起訴案件在俄羅斯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最新一波事件因為大多專門針對梗圖而特別引人關注。19歲的巴爾瑙耳(Barnaul)居民Daniil Markin因張貼數則關於宗教主題的梗圖,近期被依俄羅斯刑法第148條遭控為「侮辱宗教信徒的感受」,他轉貼的圖片也包括前面提到的瓊恩‧雪諾梗圖。

由於這些控訴,Markin被列入國家極端份子清冊中,並且被凍結銀行帳戶。他接受俄羅斯媒體Meduza採訪時表示: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дл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процента людей это могло показаться оскорбительным, но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чтобы заводить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I can see how for some people this could be offensive, but not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press charges.

我能了解這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感到被冒犯,但不表示他們可以就此提出控告。

Markin並不是唯一個案,至少在他所在的城市巴爾瑙耳不是。同樣是該城居民的Maria Motuznaya在6月23日發布的推文中,描述一群持有搜索票的警察是如何進入她家,質問她有關她所張貼的梗圖(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其他則冒犯了宗教情感),並沒收了她的電話。

起先Motuznaya一笑置之,然而警察挖苦她,表示另一名女士也以為這只是玩玩直到她進入牢裡關了3年。Motuznaya隨後被依俄羅斯刑法第282條遭控犯下極端主義罪。

雖然Markin和Motuznaya的貼文可能很容易就冒犯了宗教情感,但這些梗圖並不代表直接威脅、煽動暴力或助長極端主義與暴力思想。何況俄羅斯網路上有許多類似梗圖,因此究竟是誰向當局告密?當局又怎麼能快速抓到Markin和Motuznaya呢?

兩起案件的開端,皆始於當地一對高等學校學生的通報,兩個被告人本身都不認識其中任何一個學生,因此Markin覺得關於他的訴訟案肯定另有內幕。

Оперативники обнаруживают меня каким-либо образом, предлагают студенткам написать заявления з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плюшки“ на учебе или даже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мощь.

The officers find out about me somehow and suggest that these students file a complaint for extra study “perks” or even financial support.

警察不知如何摸透我的背景並建議這些學生投訴,以獲取額外的學習「津貼」甚至金援。

情況似乎不像表面上看來那麼湊巧。俄羅斯警方掃蕩極端主義的壓迫行為,已造成多起當局鎖定個別目標並訴諸司法訴訟的現象。

Motuznaya在受審期間也提到一個可能原因。她先前張貼過幾則關於以反貪腐運動出名的俄羅斯反對派人物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的貼文。這與她被捕是否相關還有待釐清。

然而,以梗圖當藉口的說法似乎越來越可信。就在最近,一名來自圖瓦(Tuva)的記者因在2014年發布兩篇含有希特勒與納粹青年軍照片的文章而被捕。這名記者過去曾是政治運動者,她寫過探討影響城市生活品質的文章,也是2018年俄羅斯總統大選自由派參選人克謝尼婭.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的競選活動總幹事。

社群媒體公司對此有何反應?

社群媒體公司是供出這些梗圖與其發布者的關鍵角色。俄羅斯兩大社群網路之一的Vkontakte,因為輕易地「出賣」用戶個資給當局作為訴訟用途而受到批評。在俄羅斯法律下,社群網路營運者有義務搜集並保存其用戶個資至少6個月,並在當局需要時提供這些資訊的取得權限。多年來,Vkontakte有過之而無不及地遵守這樣的要求

近來關於社群媒體用戶遭起訴的負面報導鋪天蓋地,促使Vkontakte的擁有者,科技巨頭Mail.Ru為民眾因梗圖被捕入獄一事發表譴責聲明,但觀察者很快就揪出Mail.Ru的虛偽言行。

正如關注俄羅斯警察暴力與政治秀審判的線上獨立媒體Mediazona所述:

ВК (главный помощник в уголовных делах за репосты) выступил против дел за репостыhttps://t.co/GEqpHzNNWN pic.twitter.com/qMhVWPM4td

— Медиазона (@mediazzzona) August 6, 2018

Vkontakte (which provides most of the assistance in criminal cases for sharing [of memes]) condemns criminal cases for sharing.

Vkontakte(其在分享梗圖的刑案中提供最多協助)譴責這些因轉貼而被判刑的案子。

當局將逮捕視為進步象徵,越多越好

為何巴爾瑙耳會成為這類案件的引爆地區?俄羅斯的主要聯邦調查單位調查委員會(Investigative Committee)在巴爾瑙耳的區域辦事處,自2016年來便帶頭發起解決青年線上極端主義的行動人權專家評估,國內至少有5,000人因分享某些「偏激的」內容而被捕。

2018年7月,巴爾瑙耳調查委員會辦公室釋出一段闡述打擊網路偏激行為成果的公開聲明影片。該聲明影片中定義了何為犯法行為,像是任何助長分裂主義、宗教內鬨或其他關於種族或宗教仇視的行為。

這支影片以下面這段呼籲做結尾:

Ведь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 это содружество ра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каждая из которых интересна и духовно богата. Нет плохих или хороших, мы — единое целое.

After all, humanity is a community of different cultures, each of which is fascinating and spiritually rich. There aren’t bad or good ones, we are all one united whole.

畢竟,人類是涵蓋不同文化的群體,每一個文化都是迷人且精神富足的。它們不分好壞,我們都是一體的。

表面上看來,這說法似乎值得讚許。但為何突然針對梗圖貼文開刀?俄羅斯獨立新聞Dozhd的通訊記者Ilya Shephlin這麼解釋

Бюрократия.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в Алтайском крае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л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на 10% меньше, чем следовало. 26 вместо 29.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край оказался в немногочисленной группе регионов, показавших отрицательную статистику по выявлению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росрали цифры, получили нагоняй от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 и ух, как взялись за работенку. Ни одной картинки с патриархом и Игрой престолов не пропускают, на всё заводят дела.

И в 2017 году край показал резкий рост «выявленных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почти вдвое больше — на 73%. Теперь седьмое место сред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Есть чем гордиться.

Bureaucracy.

Two years ago, when the Altai region reported on extremist crimes, they registered 10% less than they should have. 26 instead of 29. As a result, “the region found itself among a small group of regions showing that instances of extremist crimes had fallen.”

They fudged the numbers and got a scolding from the federal ministry, and man, how they went to work. They don’t let a single image of the patriarch or Game of Thrones pass by, they’re pressing charges over everything.

And so in 2017 the region showed a dramatic increase of “instances of extremist crimes”, almost two times more, 73% more. Now they’re seventh among Russia’s regions.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簡言之,就是官僚主義。

兩年前,阿爾泰區(Altai)舉報極端主義犯罪時,登記率比應有的少10%,登記了26件而非29件。該地區發現這麼一來「和其他區域相比,其極端主義犯罪的情況有所下降。」

當地政府捏造假數據,結果遭受到聯邦部門的責罵,然後,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張宗教長老或《權利遊戲》的圖片,他們對所有事情提出指控。

所以在2017年,該地區的「極端主義犯罪案例」顯著成長,幾乎增加了兩倍,達到73%以上。現在該區在俄羅斯境內[的案件數]排名第七,政府為此感到驕傲。

困在俄羅斯恐怖份子與極端份子的登記清冊上

這些根據該國刑法第282條與第148條「極端主義」控訴的後果,在個人判刑終止後仍然持續不斷。被依這些法律起訴的人,會被終身列入聯邦恐怖份子與極端份子登記清冊中。一但在名單上,將無法一次提領超過1萬盧布(折合美金約150元)且無法使用信用卡或金融簽帳卡。

這兩個結果共同衍生出第三個令人討厭的問題:被公開標記為恐怖份子,將使潛在雇主非常猶豫是否要雇用你;如果雇主真的這麼做,其必須對任何監管言聽計從,以便支付與你工作相關的稅金。

因此,那些在名單上的人經常發現自己在職涯甚至是居住方面變得貧困、前景黯淡。不要說抵押了,有誰會想租屋給官方認定的恐怖份子或極端份子呢?

誠如一名人權律師所言

About a quarter of the cases of persecution “for words” under extremist and terrorist articles are criticism of the authorities, separatist propaganda, criticism of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so on. 75% of the rest of the cases are likes and reposts on social media.

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法條下的「言論」迫害案中,有4分之1是對當局的批評、分裂主義的宣傳以及對併吞克里米亞(Crimea)的批評等,其餘75%的案子則是在社群媒體上對這類發文按讚與轉貼。

來自議題本身的梗圖

隨著因分享梗圖遭起訴的案件越來越多,此議題本身自然也成了梗圖的題材。

以下,是一名用戶以「這是鴿子嗎?」的梗圖,展示梗圖已變成刑事案的罪責之一:

Теперь как-то так pic.twitter.com/al0ZEUPegA

— Michael Avrinsky (@gsl2k10) 4 августа 2018 г.

Now it’s something like this.
Meme captions: “Me” on the man, “meme” on the butterfly. 
Bottom text: Is this a criminal charge?

現在大概就像這樣。
梗圖說明:男人身上的字顯示「我」,蝴蝶上的字顯示「梗圖」。
圖下文字為:這是刑事訴訟嗎?

另一張梗圖使用科幻電影《星際效應》(Interstellar)的角色,惡搞電影中太空旅行與時間膨脹的概念,來指涉在巴爾瑙耳荒誕的情況:

Via Лепра pic.twitter.com/bC8ZtS5Vrz

— Барнаул.фм (@barnaulfm) 8 августа 2018 г.

Background sign: Barnaul.
Bottom text: One meme here is equal to seven years.

背景標誌:巴爾瑙耳。
圖下文字:在這裡一張梗圖等同7年牢獄。

其他人則用了更多製作梗圖的方法。知名俄羅斯部落客暨Twitter用戶Anatolii Kapustin希望能引起大眾關注如今梗圖可以使人坐牢的事實,創建了Twitter帳號「Text memes you can be jailed for」,發布那些確實使人被控是極端主義且正在法院審理的梗圖。

Kapustin直接節錄法庭紀錄中的引言,將梗圖內容文字化,以此作為發布梗圖又避免刑事訴訟的方法。以下有幾個例子:

Картинка №71: Фотография, на которой изображен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освящающий помещение. Фотография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текстом: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привез в центр МВД новейший компьютерный антивирус»

— Текстовые мемы за которые ты сядешь (@text_ments) 3 августа 2018 г.

Image #71: A photograph showing Patriarch Kirill [note: head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blessing a room. Text: “Patriarch Kirill brought the MVD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the newest anti-virus.

圖片#71:一張俄羅斯東正教會大主教基利爾一世(Patriarch Kirill)為一個房間祈福的照片。圖片文字為:基利爾一世為俄羅斯內政部(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簡稱MVD)帶來最新的反病毒。

Картинка №61: изображение Сталина и Муссолини, сопровожденное надписью: “Фашизм самая страш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ХХ века”

— Текстовые мемы за которые ты сядешь (@text_ments) 1 августа 2018 г.

Image #61: An image of Stalin and Mussolini with the caption: Fascism is the most terrifying ide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圖片#61:一張史達林與墨索里尼的影像,標題寫著:法西斯是20世紀最恐怖的意識形態。

Картинка №41: Фотоизображение мужчины негроидной рассы текстом «Да ты же просто робот, имитация жизни. Разве робот может написать симфонию, сделать шедевр?», под которым находится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с текстом «А ты вообще негр.»

— Текстовые мемы за которые ты сядешь (@text_ments) 30 июля 2018 г.

Image #41. A black man with the text “You’re just a machine. An imitation of life. Can a robot write a symphony, create a masterpiece?. Below, another character, with the caption: “And you’re just a [racial slur].”

圖片#41:一個黑人配上文字:「你只是個機器,只是在模仿人類。機器人可以寫出交響樂、創造曠世巨作嗎?」底下,另一個角色配上文字:「而你只是個(種族的污點)。」

Картинка №33: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мужчины, держащего кроссовок сопровожденное надписью: «в трёхсотый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Нью Бэллансы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для Рус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 Текстовые мемы за которые ты сядешь (@text_ments) 30 июля 2018 г.

Image #33: A man holding sneakers with the caption: “For the 300th time, New Balances were created specially for Russian nationalists!”

圖片#33:一名男子拿著一雙球鞋,標題寫著:「講第三百次了,New Balances專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所創造的!」

這些梗圖反應的題材從卑劣的種族主義到輕蔑無禮,顯現出當局的反梗圖極端主義行動定義太過廣泛,以至於無法有效消除網路世界煽動暴力的威脅。

即便不從表面上看反極端主義行動的目標,(在俄羅斯與許多國家的)根本問題在於:執法部門在確保仇恨與令人反感的內容從社群網路上被移除時,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以俄羅斯的情況而言,隨著當局對社群媒體用戶祭出不成比例的嚴厲刑期與看似無止境的經濟制裁,我們能清楚看見Vkontakte放棄自我監控時對其用戶影像甚大。與其交出用戶個資使當局能以種族主義與「偏激」梗圖為由起訴人民,Vkontakte更應該以一致、透明與負責的方式,主動審查用戶貼文,事先撤除容易被認為有冒犯性的內容。

要這麼做並不容易,但隨著全球持續爭論是否該監管社群網路,現有的解決方法不論是逮捕或放任當局輕易起訴,都表示社群媒體公司必須一試。

敢於反對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的兩個女人

全球之聲 - 2018/10/09 - 15:41

反對派候選人Victoire Ingabire在盧安達首都吉加利最高法院等待判決。圖片通過Flickr取得,來自kigaliwire.com,經授權使用::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2.0 Generic (CC BY-NC 2.0)

2015年,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監督了一項修憲案的進行,該次修憲讓他能夠三度擔任總統,有效確保他的總統任期能夠直接延續到2034年。在卡加梅的領導之下,盧安達已從深受種族屠殺過去糾纏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化不斷發展的國家。

然而,盧安達值得一書的轉變背後是對於人權以及言論自由的持續壓迫。一份由人權觀察組織盧安達分部在2017年公布的報告顯示該國存在著削弱言論自由以及政治多元性的糟糕模式,同時對其公民有著法外處決、任意拘留、虐待等情事出現。

Victorie Ingabire 和Diane Rwigara這兩名女性曾以反對派候選人之姿對卡加梅進行了挑戰,但她們兩人的下場就是身陷囹圄;許多人說她倆面對的是羅織的指控,目的是卡加梅為了要讓反對勢力噤聲:

2010, Victoria Ingabure (1st pic) wanted to run for Presidency of Rwanda as sole opposition candidate to DICTATOR @PaulKagame, she was arrested, jailed for 15yrs.

2017, Diane Rwigara (2nd) wanted to run for Presidency, arrested, now facing 20yrs. Rise up WOMEN #FreeDianeRwigara pic.twitter.com/IiAeCwj2iu

— Abraham Mutai (@ItsMutai) August 25, 2018

2010年,Victoria Ingabure (圖1)想要以獨裁者卡加梅@PaulKagame唯一反對陣營候選人的身份競選總統,她因此被逮,坐了15年牢。

2017年,Diane Rwigara (圖2)想要競選總統,結果也是一樣被逮捕,現在面臨20年刑期。

Victoire Ingabire

圖為Victoire Ingabire。照片經Friends of Victoire網站授權使用。

2010年1月,Victoire Ingabire從她居住了16年的荷蘭回到盧安達,參加2010年盧安達總統大選。

同年,Ingabire在盧安達擔任民主力量聯盟(FDU-Inkingi)主席。

根據 Friends of Victoire,她被安上的罪名開始於她在吉加利的大屠殺紀念中心所發表的演說:

2010年1月16日是她旅居海外16年後第一次踏上國土,她在首都吉加力的大屠殺紀念中心發表了演說並獻上一個紀念花環。她在演說中提到了和解以及種族暴力問題,觸及了在盧安達鮮少被公開討論的議題。2010年4月,Victoire Ingabire被逮捕。她交保後遭到軟禁,被禁止離開吉加力。後來,她在2010年10月14日再次遭到逮捕,還押候審期間遭到監禁。

1994到1995年間,盧安達發生胡圖族以及圖西族之間內戰,胡圖族種族主義者對圖西族進行大規模屠殺,造成種族滅絕慘況。在一年時間內,有近80萬人喪生,其中大多數是圖西族;而當地原住民塔瓦族,也在屠殺期間喪失了近1/3人口。

種族滅絕的結果是,有近2百萬名盧安達人逃到剛果民主共和國(DRC)尋求遠離暴力的庇護,其中大多數是胡圖族人。後來,卡加梅率領圖西人主導的盧安達自衛隊入侵了剛果民主共和國,導致了主要是針對數以千計胡圖族人的暴行。

盧安達已實施了數條禁止「種族滅絕意識形態」、「減少種族滅絕影響」以及「否定主義」的法律,但國際特赦組織聲稱這些都是「虛幻的法律,對於人民的言論自由實施不必要的限制」。

當胡圖族的Ingabire問到為什麼不為同樣在種族滅絕中喪生的胡圖族人設立紀念碑時,她聲稱她的兄弟就是其中之一,她被認為是一名「種族滅絕否認者」,因此被禁止繼續參加2010年的總統大選。2013年,盧安達最高法院因為下列原因給了她15年刑期:

…威脅到國家安全,同時「輕視」1994年的種族滅絕。最高法院也宣判她散布謠言,意圖鼓動民眾反抗這項指控為有罪—她稍早已就此指控進行了澄清。

2017年11月24日,非洲人類暨人民權益法庭(AfCHPR)裁定,盧安達當局違反了Victoire Ingabire的意見及言論自由權益,也剝奪了她進行合理辯護的權益。AfCHPR主張盧安達違反了她在數個面向的權益:

依照法律規定,Ingabire在自我辯護以及自由表達意見等數個面向擁有權益。法官發現Ingabire並未輕視針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屠殺,也沒有散布關於盧安達政府的虛假謠言,後者是盧安達法庭對於Ingabire判決最中心的指控。

Diane Rwigara

Diane Shima Rwigara這名盧安達商界女強人在2017年盧安達總統大選中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她的父親Assinapol Rwigara是卡加梅所領導的盧安達愛國前線在1990年代的主要金主;2015年,Assinapol Rwigara被謀殺身亡,他的女兒聲稱這是一場謀殺。警方則表示,他是在一場車禍中過世。

Rwigara參選對抗卡加梅的這個決定被讚美為「打破了玻璃天花板」。然而,他很快就遭到了誹謗攻擊,裸照被散布在社交媒體上。Rwigara表示,這些照片是偽造的,目的是要讓她噤聲

盧安達中選會則以指稱她不合規定的文件給予她的野心最後一擊,指控Rwigara竄改了參選所需的簽名數量。她更進一步被指控以已死亡者的姓名在名單上充數,Rwigara則否認這些指控。

在一篇刊登於《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中,Rwigara堅稱:

盧安達反對派候選人Diane Shima Rwigara的螢幕截圖;她被逮捕後,支持者在網路上發動了#FreeDianeRwigara的串連活動

我申請參選盧安達總統的資格被認定為不符這件事已不是新聞。不幸地,盧安達人民在他們8月4日前往投票時,將不會在選票上看到我的名字。卡加梅總統最後會被加冕為盧安達毫無疑問的國王,會繼續在一個充滿恐懼並缺乏基本自由的氛圍中領導這個國家。透過延續他23年的掌權之路,卡加梅剝奪了盧安達人民第一次經驗國家和平權力轉移的機會。

Rwigara在2017年因被指控「教唆及詐欺」被逮捕,判刑20年。她的個人資產被充公,被在卡加梅的主導下被拍賣。她的家人也因為逃稅被送進監牢,而她的數名支持者也回報說遭到騷擾

Today marks 1 YEAR since Rwandan political activist and presidential aspirant Diane Shima #Rwigara and her mother Adeline were unlawfully arrested on fabricated charges by Rwandan authorities.#FreeDianeRwigara #FreeTheRwigaras #Rwanda

— Diane Shima Rwigara (@ShimaRwigara) August 29, 2018

今天是盧安達政治運動人士以及意欲角逐總統的Diane Shima#Rwigara以及她母親Adeline因遭盧安達當局羅織罪名遭非法逮捕的一周年。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2001年到2014年間,盧安達人民經歷了近8%的持續經濟成長。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盧安達人民從2005年的57%降低到了2010年的45%。此外也因為女性在議會中的比例為全世界最高,卡加梅也將盧安達提升到世界領導先驅之列。

然而,「報導非洲」認為,卡加梅「對於政敵慣常的壓迫手法可能會危害他為自己建立起的好名聲。」

卡加梅的獨裁面貌聰明地掩蓋起來,觀光客及國際援助捐款方渾然不覺。在公關高手的這個身份之外,他也被認為是盧安達慈愛的獨裁者

行賄之於斯里蘭卡人 早已見怪不怪

全球之聲 - 2018/10/07 - 10:40

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Colombo)。圖片來源:Groundviews。

本文匯整斯里蘭卡獲獎公民新聞網站Groundviews的三篇文章(123)。以下版本根據內容共享協議再次刊登。

自2018年8月21日斯里蘭卡政府成立專門審理貪汙案件的特別高等法院以來,關於貪汙的辯論再次成為斯里蘭卡的焦點。

截至9月初,法院已經審理了兩起備受矚目的案件(其中一起涉及前國防部長),有些人在這過程中,也發現了貪汙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們會毫不遲疑地在例行交管中,悄悄把1,000盧比(折合美金約6元)塞給警察。

在當地網路媒體W NOW最近發布的一段影片中,斯里蘭卡人反映了他們與貪官汙吏交手的經歷,包括個人(不論是否為自願)的行賄行為。

2017年,斯里蘭卡調查賄賂和腐敗指控委員會(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Allegations of Bribery and Corruption,簡稱CIABOC)收到超過2,000起投訴案件,僅62件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其中42件跟賄賂相關。

2017年10月,Groundviews向讀者提出兩項問題:其一,貪汙之於民眾的意義為何?其二,民眾是否明白,賄賂等行為也會使自己成為貪汙共犯?而來在賈夫納(Jaffna)、安帕拉(Ampara)、科倫坡(Colombo)、代尼耶耶(Deniyaya)和馬斯凱利耶(Maskeliya)等城市的回覆,顯示貪汙可以採取的多種形式。

在某些案例中,有人[引咎]辭職,甚或以某種形式承認同謀。其他的案例,則呈現了懼怕、沉默或憤怒。 以下引述Groundviews在北部城市賈夫納收到的幾項不具名消息來源回應:

This government is indifferent. Corruption is well-organized and done in a covert way. Recently, funds were allocated to rebuild the structures of the market… but up until now, this money has not reached the common Jaffna man.

政府對於腐敗是很冷漠的,腐敗早已滲透到各個層面。近期聽說政府撥付了資金要重建市場結構……但是直到現在,錢根本還沒進到賈夫納人民的手中。

Around 8 months ago, I went on a motorbike without a helmet. This policeman stopped me and demanded Rs. 2,000 (US$12). I wanted that money in order to drink arrack, so I refused to pay. I was taken inside the police station, and then I was asked to pay Rs. 4,500 (US$28). If I had paid the bribe, I could have got away with that extra Rs. 2,500 (US$16).

8個月前,我因為沒戴安全帽騎機車而被警察攔查,要求支付2,000盧比(折合美金約12元),但是我想拿錢去喝阿拉克酒(arrack,又稱作椰花酒,由斯里蘭卡的國王椰子花苞乳汁發酵蒸餾而成),所以我拒絕付錢。結果我就被帶去警察局,被要求支付4,500盧比(折合美金約28元)。要是我一開始就賄賂警察,我就不用多付那2,500盧比(折合美金約16元)了。

譯註:斯里蘭卡政府認為配戴遮蔽臉部的安全帽(如全罩式安全帽)將會令警方追緝罪犯更加困難,故於2015年3月頒布「禁止配戴全罩式或會大幅遮蔽臉部的安全帽」的法規,違者最高處以5,000盧比罰金或監禁30天,並撤銷或永不發給駕照。不過這項法規已經在2017年2月鬆綁,強制要求騎士與後座乘客必須配戴安全帽,但安全帽的鏡片必須90%為單一顏色,而且在不需透過光線反射的情形下即可辨識臉部。

Corruption is an on-going issue here. If someone hits a pedestrian on the road with their motorbike, he will go into remand. Two or three months later he’ll be released because he paid a bribe. Even those who kill people will be released. Innocent people are not safe on the road.

斯里蘭卡正不斷地發生貪汙事件。假如有人騎摩托車撞到路人,他會被移送法辦,但兩到三個月後他就能因為賄賂而出獄。即使是殺了人也一樣。無辜的人民行走在馬路上並不安全。

在首都科倫坡,受訪者則強調警方似乎針對貧困公民尋求賄賂。

I see the police chasing away innocent people. How can people make an honest living when they do this? Even I make only Rs. 300 (US$2) a day when I sell lottery tickets. I too am struggling and sometimes get harassed by police. At times, when homeless people sleep on the road, the police comes and take them away. They haven’t done anything wrong. If someone commits a crime, then certainly they should be in jail. But these people are innocent people who have fallen on hard times. Isn’t this a type of corruption?

我看著警察追逐著無辜的人民,人民到底要如何在這種環境下生存?即便我靠著賣樂透每天只能賺到300盧比(折合美金約2元),我還是無法逃過警察的騷擾。有時候,警察會抓走那些睡在路邊的遊民,但他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假如他們犯罪了,他們就應該要坐牢,但這些無辜的人們只是面臨了一些人生的困境罷了。這樣的行為,不就是一種腐敗嗎?

Yes, corruption is a problem, especially at a government level. As a three-wheeler driver, I can say the police are corrupt too. They stop us even if we haven’t committed an offense and ask for a bribe. We have to pay bribes even to get our licenses. Everywhere it’s the same. We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we do it. If someone tells us we can pay Rs. 500 (Us$3) to get some task done, then we just do it. That’s the way this country is.

沒錯,貪腐是一個問題,尤其是政府內部。我雖然只是個三輪車車夫,但我敢肯定警察也都在貪汙。就算我們完全沒犯任何錯,警察也會叫住我們並且要求賄賂金,我們甚至必須用賄賂的方式拿到我們的駕照。每個地方都一樣,我們都知道這些是錯的,但是我們還是得去做。假設有人告訴我們支付500盧比(折合美金約3元)就能完成一些任務,我們就會這樣做。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斯里蘭卡公立學校也普遍存在貪汙的現象。儘管公立學校免付學費,很多人表示他們仍須支付大量的「捐款」才能確保子女有學校可念。來自馬斯凱利耶的房地產商S. Rita便指出:

Often, I only have about Rs. 4,000 (US$25) or Rs. 5,000 (US$31) remaining from my salary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I have to make do with this to somehow pay off school expenses. Meanwhile, everyone talks about free education, but you still have to make donations, to get your child into school.

不知何故地我得支付這些學校的開銷。[我的薪水扣除這些花費之後,]通常每月月底只會剩下4,000盧比(折合美金約25元)或5,000盧比(折合美金約31元),我只能湊合著用這些錢生活。每個人都談論義務教育,但你仍然必須捐款,才讓你的孩子上學。

2017年8月,Groundviews透過主題標籤#anticorruptlka發起了關於腐敗的Twitter聊天。參與者談到腐敗是如何深植在國家官僚機構的日常中:

Driving license is organized corruption. Driving school fees include the bribe and there is a flat rate per license.

— Jack Point (@jackpoint627) August 28, 2017

駕照發行根本就是有組織的貪腐。駕訓班費用早就把賄賂金包含進去了,而且每張駕照還有固定的費率。

At one time medical certificates for driving license were on sale for RS.100 outside RMV.

— Jack Point (@jackpoint627) August 28, 2017

在車輛管理局(Registry of Motor Vehicles,簡稱RMV)外頭販售的體檢合格證明價格,還曾經一度賣到每張100盧比。

雖然大多數人的反應是指責政府,但還是有一些討論(和自我反省)的聲音,承認了他們自己是整個貪腐生態的共犯。

這些觀點和經驗,見證了斯里蘭卡各地普遍存在的貪汙現象,以及它已成為無分貧富的公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影視作品如何幫助委內瑞拉人面對國家的分崩離析

全球之聲 - 2018/10/06 - 19:48

隨意瀏覽臉書(Facebook)及推特(Twitter),將馬杜洛(Maduro)政府的黑暗與濫權比作《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中宮廷密謀的各種梗及梗圖唾手可得。(圖片來自 José González Vargas,經許可使用)

本文最初版本係發表於 Zócalo 網站;並於 2018 年三月二日,由作者另行發表於全球之聲。

去年三月,我在阿拉瓜兩百周年紀念大學(Universidad Bicentenaria de Aragua)教書,一週有兩堂課。該校位於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西邊,距離首都約 120 公里。隨著抗議活動在全國街頭爆發,我〔常常〕去到校園,不知道會有五個、還是四十五個人出現在課堂上,或者──有大半個學期都是這樣──得要擇期補課,也不知道整個國家是否會陷入瘋狂的無政府狀態。

我所教授的課程是「電影概論」與「劇本寫作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這兩門課也許看來膚淺,像是在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裡,想要抓住點什麼、好讓自己感覺活得正常點的徒勞。但我發現,這些〔影視〕經驗對我另一份工作──報導委內瑞拉時事──來說,是理想的消遣。和學生談過後,我發現我不是唯一一個想要忘掉身邊尋常悲劇的人──就算只有一下下也好。

我問學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看些什麼電影?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不到十歲,但很容易就能看出不同世代間流行些什麼──和其他國家同年齡層間的流行沒有兩樣:有人喜歡漫威漫畫、哈利波特;有人常常掛在 Reddit、Tumblr 上;有的人看過《漢娜的遺言》(13 Reasons Why)、有的人看過《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還有的人會閱讀文學作品──從珍.奧斯汀(Jane Austen)到《格雷的五十道陰影》(50 Shades of Grey)都有人讀。

要把這當作不過是在逃避現實而已,實在是太容易了──它們提供了一種解脫之道,讓人在通貨膨脹、食物短缺,還有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之一〔這樣的現實中〕有機會喘口氣。當生活成了日復一日的掙扎,上網找外國電影和電視節目來看,是件相對容易且幾乎不需要任何花費的事,只要你的網路連線沒有問題。在拉丁美洲,盜版行為是常有的事,但委內瑞拉和人家不一樣的是,合法媒體越來越難以取得。即使在委內瑞拉陷入四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之前,經常買新書或是上電影院也都是奢侈的事。我多數學生看的都不是平裝本或 Kindle 上的電子書;他們是透過手機或筆電,來閱讀 Wattpad 上的文章或其他 PDF 檔案。

但再深究下去,你就能發現,這當中還有另一種宣洩──那種你終於得以把那些不知道該如何表達的東西訴諸文字、形諸影像的感覺。隨意瀏覽臉書及推特,你會看到將馬杜洛政府的黑暗與濫權比作《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維斯特洛大陸(Westeros)上的宮廷密謀,或拿《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中激烈的生存競爭來和委內瑞拉的日常生活──食物短缺、公共設施損壞、醫療用品也非常有限──相對照的各種梗及梗圖。

今年稍早,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密切關注變節安全官員 Óscar Pérez 之死的相關訊息──包括 Pérez 自己上傳到 Instagram 的影片。同樣的場景若是擺到《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或《V 怪客》(V for Vendetta)──兩者都是委內瑞拉年輕一代半開玩笑地拿來和自身處境相提並論的電影──中,一點違和感都不會有。

我們居然落到要用外國影視作品來形容自己的困境,可真是諷刺。當查維茲(Hugo Chávez)在 1999 年成為總統的時候,他被視為一位民族主義者、一名軍事指揮官、一個〔和你我一樣的〕平凡人。但最重要的是,他可是要引領委內瑞拉進行一場社經層面、乃至於文化層面革命的平原牛仔「llanero」。許多人認為他會改弦易轍,帶領大家回歸本源、回到「真正的委內瑞拉」,一個──說巧不巧,擺脫不了魅力型強人政治色彩的國家。

一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很快就適應了這樣的新情勢──有的是基於自己的政治傾向,有的則是為了錢。曾經以其(太過逼真的)社會寫實風格聞名的電影工作者 Román Chalbaud,可說是〔由查維茲所領導的〕玻利瓦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中最為著名的藝術家。但時至今日,他執導的多是以閱讀馬克思(Karl Marx)作品的「平原之子」為主角的十九世紀史詩電影。

曾經有十五年的時間,委內瑞拉電影發展得相當蓬勃,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政府的重金挹注及大力扶植。那段時期,電影界做出了一些很棒、又發人深省的得獎作品──偶爾也是會有宣傳片,多數出自 Chalbaud 這樣的電影人之手。但我的學生們還是不太看得起委內瑞拉電影,認為它們都是「講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又無聊至極」或者「充滿了暴力與色情」的片子。

幾年前,一部以棒球迷為背景、平凡無奇但充滿笑料的廉價浪漫愛情喜劇《Papita, Maní, Tostón》大受歡迎,證明委內瑞拉人確實喜歡委內瑞拉電影──只不過也許沒那麼愛那些對國家現狀著墨太多的片子。

不管怎麼說,委內瑞拉的電影多半很難找,因為在委內瑞拉,家庭媒體或網路串流服務的市場很小,這表示盜錄的版本也不容易取得。想看委內瑞拉電影的話,You Tube 是你最好的選擇,在那裡你可以找到 1949 年的電影《La Balandra Isabel》──兩部曾在坎城(Cannes)贏得獎項的委內瑞拉〔劇情片〕之一 ──和《Papita, Maní, Tostón》。可是一旦那些畫質不佳的影片因為侵權而被刪除,想看那部電影就沒機會了,而且可能是永遠都沒機會了。

在這委內瑞拉十大賣座電影的名單中,你可以找到三部喜劇片、兩部動作片、兩部歷史電影、一部恐怖片和兩部 LGBT 電影。除了這兩部 LGBT 電影和(慣常以犯罪和貪污為主題,但從來不會去探討背後原因的)動作片之外,沒有一部對於理解今日的委內瑞拉有任何一丁點幫助。

所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我要求學生們為課堂作業擬定故事大綱,多數學生不是把故事背景設定在美國、就是設定在西歐。這些是他們所不熟悉的地方,因此他們的故事就鬧了很多顯而易見的笑話──有個學生以為明尼蘇達(Minnesota)是個城市、另一個以為曼哈頓在紐約市外邊、又有一個以為羅馬是個國家。少數將背景設定在委內瑞拉的故事,都是和復仇有關或是民族主義氾濫到令人難堪的故事。

這些在查維茲上臺前後出生的孩子們,無法想像在自己身邊,會有關於愛、歡樂、冒險或自我成長的故事存在。儘管有政府機器的大力宣傳──包括幾個電視頻道、許多廣播電台和少數報社──以及以查維茲主義為指導原則的〔玻利瓦〕革命,年輕的一代除了絕望與幻滅之外,看不見自己有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反對派也從來沒能想出任何可靠的替代方案來改變現況。

從很多方面來說,委內瑞拉一直在重新發現自己。在國家深陷人們記憶中前所未有的危機之際,對於國家、對於自己的看法,那些我們一度以為不可能會改變的事情,現在看來都令人懷疑。有四十年的光景,委內瑞拉一度是個兩黨並立的民主國家,石油帶來可觀的收入、也帶來繁榮。當初「沙烏地—委內瑞拉」〔見譯註〕的推手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讓這個國家變得現代化,或者至少看起來現代化。這表示要廣設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國際性的文學大賽以及建造世界一流的表演藝術中心──當時民主委內瑞拉的面貌就是具有 Niemeyer 風格的建築和 Carlos Cruz-Diez 的藝術作品。

〔譯註:「沙烏地—委內瑞拉」通常是被用來指稱委內瑞拉前總統裴瑞茲(Carlos Andrés Pérez Rodríguez)的第一個任期,當時委內瑞拉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藉出口石油賺進大量外匯,政府亦大舉增加公共支出。作者在本文中則是以「沙烏地—委內瑞拉」概括指稱委內瑞拉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之間的榮景。〕

但在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因為 1980 年代的經濟災難而變得貧困的人──看來,當權者都是些與現實脫節的菁英分子,比起偏鄉或卡拉卡斯的貧民區,更關心邁阿密或伯恩(Bern,瑞士首都)所發生的事。無怪乎「apátrida」(字面意義即為「沒有國家的(人)」)會是查維茲當年最常用來攻擊政敵的字眼之一。在他眼中,那些反對他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委內瑞拉人」。與此同時,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則為一個曾經發動政變、意圖推翻民主政府的人何以能被選為總統感到困惑。對他們而言,該問的問題是:「我們哪裡走偏了」?

大半個查維茲時期,當你走進任何一家書店,由委內瑞拉人所寫、所出版的書,似乎有九成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從記者、大學教授到前部長們,各種紙上談兵的專家都紛紛提出自己對國家的診斷、然後就如何讓國家回到正軌開出各種模稜兩可的藥方。

時移世易。隨著查維茲主義勢力重新抬頭,那些專家們也都漸漸從大家的目光中消失了。這有一部分是因為政府悄悄地接管了媒體,但這也反映出,年輕的一代對於重振一個他們未曾躬逢其盛、而今弊端叢生的國家興趣缺缺。

時至今日,還沒關門的書店在自家閒置的書架上擺滿了滯銷的剩書,當中有些居然可以回溯到 1970 年代。(你們知道《歡樂時光》這部影集居然有西文版衍生小說嗎?)有的書店會有一些比較新的書,輕易就要人花上一個月的薪水。但近來,即使是(因為有許多人想在出走前試著賺些快錢而)一度蓬勃的二手書交易,也已隨著通貨膨脹攀高而風光不再。

在委內瑞拉人散居全球各地之際,更為切身的新問題是:「什麼是委內瑞拉」?是個地方?是段回憶?是個理想?不復存焉?這個問題在〔委內瑞拉作家〕Héctor Torres 感人肺腑的真誠故事和獨立樂團 La Vida Bohème 發人深省的憂傷歌曲中一再浮現,如影隨形。對於許許多多的委內瑞拉人──包括那些已然遠離而不再回首的人、那些從世界各個角落頻頻回望的人,和我們這些仍然留在國內、卻不知對未來該有什麼期待的人──來說,這個問題盤桓不去、讓人無法忽視。

在此刻,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我已等不及要看,我們會寫出怎麼樣的書、做出什麼樣的電影來回答這個問題。

法國新立街頭騷擾法,女性真的受惠嗎?

全球之聲 - 2018/10/05 - 21:45

上圖為馬格納斯.富蘭克林發布在Flickr的照片,經同意使用,CC BY-NC 2.0

2018年8月1日,法國國民議會一致通過打擊性騷擾及性暴力的法案。性別平權部長馬蘭妮.席亞帕提出此法一大重點,即為設立反抗性騷擾或是「性別歧視侮辱」的政策,其定義為:

Imposer à une personne tout propos ou comportements à connotation sexuelle ou sexiste qui soit porte atteinte à sa dignité en raison de son caractère dégradant ou humiliant, soit créé à son encontre une situation intimidante, hostile ou offensante (Art. 621-1.-I.)

反覆對某人說帶有性意味的言論,或是做有性意味的行為,而該言論、行為因為侮辱他人、使人難堪,或是脅迫、不友善、冒犯他人,進而影響到被害者的自尊心。[第621條條款(1)1]

「性別歧視侮辱」目前可處以第四級罰款(90至750歐元/104至867美元),案情嚴重或是累犯可處第五級罰款(高達3,000歐元/3,476美元)。性騷擾則有別與此,可處兩年有期徒刑及30,000歐元罰款(34,756美元)。

國外民眾讚賞新法

英國記者莉比.布魯克絲恭賀新法通過:

New French law to outlaw street harassment sets the bar. Shame that @PoliceChiefs chose not to record misogynist hate crime across the UK earlier this month, but perhaps its time for Westminster to act now? https://t.co/FYrrDsTgZh

— Libby Brooks (@libby_brooks) 31 juillet 2018

法國的新法取締了街頭性騷擾,提高了標準。英國全國警察總監委員會本月初選擇不紀錄英國的仇女犯罪,不過也許西敏市是時候該有點作為了?

— Libby Brooks (@libby_brooks) 2018年7月31日

瑪納爾.法茵.康是巴基斯坦的記者兼女權平台拉拉卡拉爾奇的創辦人,她也呼籲巴基斯坦要有類似的法律:

France just passed a law in which catcallers can face on-the-spot fines upto $870! Can we please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in Pakistan? Why isn't catcalling a crime here

以大麻鋪展的獨立之路

全球之聲 - 2018/10/01 - 11:42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國旗與大麻葉圖形之結合圖,前者取自公用網域,後者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用戶Oren neu dag (CC BY-SA 3.0)。本圖由Georgia Popplewell重新後製。

Nazma Muller撰文

印度大麻(學名為cannabis),或以植物乾燥形式為人所知的大麻煙草(英文稱作marijuana),於昔日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Trinidad and Tobago)與周圍加勒比英語系地區作為大英帝國直轄殖民地時,被殖民政府禁止使用。1961年國際條約《麻醉品單一公約》(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簽署後,管制變得更加嚴格,除了因醫學治療和研究等特定目的持有執照外,禁止人們製造和供應某些(名義上為麻醉藥)或擁有類似藥效的藥物。

2018年8月31日,隨著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慶祝獨立56週年,這項公約以及其所衍生的所有協定仍是任何藥物法制改革的一大阻礙,其中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將大麻歸類為一級藥物等規範。非法毒品交易使該國民不聊生,不只奪走數百條生命,能從收取賄賂與報償中分一杯羹的歪風,也助長警察、海岸警衛隊、國防軍隊與海關的貪污行徑。根植於當今工業/消費主義生活型態而引發的癌,造成了上百人喪命,上千人因持有大麻與貪污被捕入獄,導致司法系統負荷過重最終崩壞。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現正面臨國有大型煉油廠Petrotrin突然倒閉的危機,值此時刻,該國不得不冷靜思考到底如何發展經濟。其實這問題存在已久,如今也沒時間躊躇遺憾了。當人們還沉浸在數十億美元資產蒸發的哀傷當中時,國庫積蓄已經所剩無幾,該國過去百年來單靠石油與天然氣作為主要收入的情形,已經被迫必須有所變化,當務之急是盡快想出解決之道。

數十年來,經濟學者一直敦促政府實踐經濟發展多元化。現在政府別無他法了,大麻顯然成了振興經濟的主要選項之一。如果加拿大認為娛樂性大麻應該合法化,那麼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這個熱帶小島,是否也能靠這些「綠色黃金」復甦景氣呢?

2015年上屆大選前夕,現任總理基思‧羅利爵士(Dr. Keith Rowley)和他的前任者卡姆拉·珀塞德-比塞薩爾(Kamla Persad-Bissessar)皆回應了有關大麻合法化的疑慮,表示會將此議題交由區域組織加勒比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簡稱CARICOM)於2014年成立的區域大麻委員會(Regional Commission on Marijuana)裁決。

加勒比共同體區域大麻委員會由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千里達分校法學院院長Rose-Marie Belle Antoine教授領導,委員們都是來自各自領域裡的佼佼者。大會副主席Wendell Abel教授是西印度群島醫院大學的精神病學顧問,也是西印度群島大學牙買加校區醫學科學院的精神病學主任。他在牙買加與加勒比地區鑽研心理健康多年,並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及其他學歷。Abel教授也發表多篇探討心理健康與衛生政策議題的同儕審查書籍篇章、技術論文與期刊文章,主題囊括自殺、憂鬱症和社區心理健康服務等,他一直是加勒比地區從事大麻影響心理健康研究的領頭羊。另一名委員Esther Best則是千里達國家藥物會議(National Drug Council of Trinidad)與該國總體藥物政策的主事者,多次代表該國與該地區出席有關藥物改革與政策的重大國際論壇。

8月3日委員會發布其最終報告,表示:「總的來說,經評估科學數據與大眾看法後,本會認同大麻已被證明在某些領域裡,其醫療效益確實高於醫療風險。」該報告題為《期盼呼氣-以有責任的社會守護我們的未來-大麻法律政策》(Waiting to Exhale – Safeguarding our Future Through Responsible Social – Legal Policy on Marijuana),其中寫道: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numerous other national bodies/ Commissions in the region and globally and that of international bodie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which have labelled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redundant’ and ‘obstructionist’. . . . The scientific data supports law reform to permit the use of marijuana, but in a controlle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 public health, rights-based, non-prohibitionist approach focused on high‐risk users and practices – similar to the approach favoured with alcohol and tobacco – allows for more control over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annabis‐related harms than the current, ineffective prohibition, which heightens health risks and induces social harms.”

「這項發現與許多國家機構/區域暨全球大會以及國際組織的結論一致,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機構認為現行法規多餘且礙事⋯⋯。科學數據為大麻合法化的法律改革背書,不過前提是要在受管制的環境下使用。就像政府控管菸酒一樣,針對高風險使用者與其他案例,基於公共衛生和基本人權的考量與不一味禁止的方法控管,如此一來,比起現今造成更多健康風險且誘發社會危害的無效禁止相比,能掌控更多與大麻有關的危害風險因素。」

該報告提出三種可行方案供各國政府實行其調查結果:大麻全面合法化國產大麻合法化、或私人產製大麻合法化並受國家監管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政府有能力藉石油與天然氣產國的龐大技術和基礎設施,使之成為加勒比共同體和大麻工業(hemp industry;hemp指工業用大麻品種,通常用來炸油或製作紡織品)的領導者和重要推手。其在加勒比共同體中擁有一切技術合作和種植大量印度大麻與工業大麻所需條件及專業知識。大麻在當地一個獨特、將近百年歷史的在地信仰暨社會行動-拉斯特法理教(Rastafari)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信徒常為此教非法使用大麻而付出代價。發展良好的大麻產業,將能解決當地民眾的醫用需求,製作如保健品、紙張混凝土等等可為大麻產業創造附加價值、且能在加勒比地區販售的產品,並創造就業機會,提升當地中產階級與邊緣群眾的生活水平,如此一來,才是真正的千里達與托巴哥獨立運動。

本文作者Nazma Muller是出生在千里達島的拉斯特法理運動(Rastafari Movement)成員。她也是加勒比集體正義(Caribbean Collective for Justice)的領袖,該團體為整個加勒比地區的環境與社會正義發聲。

這次來賣披薩和可麗餅 日本販賣機再度崛起

全球之聲 - 2018/09/23 - 19:50

日本敦賀市(Tsuruga)本町(Honmachi)娛樂區的自動販賣機。Nevin Thompson攝。

日本的自動販賣機長久以來以販售新奇商品聞名,像是鮮花、雨傘和領帶等皆在其列。即便平均每23人就有一台自動販賣機一年商機超過600億美元,人們仍然對從這些機台出來的東西大感驚奇。

日本策展網站Naver Matome的用戶senegirl分享三個在不同城市的獨特食物販賣機,在Twitter上造成轟動。

日本初?!らしいけど…
pizzaが焼きたてで買える自動販売機(笑)
中でおじさんが焼いてるわけではなさそうでした。 pic.twitter.com/MnNCiDpDZH

— ケロちゃん@グラブル初心者 (@Lee_sakura1210) September 1, 2018

A first in Japan? Seems that way… It's a fresh-baked pizza vending Machine! (ha ha) I bet there's an old guy inside making them.

日本第一台?好像是這樣⋯⋯一台現烤披薩自動販賣機!(哈哈)我打賭裡面有個老頭在做披薩。

在廣島(Hiroshima),一台披薩販賣機出現在作為當地聚會場所的日本全國連鎖書店蔦屋(TSUTAYA)附近,引起居民間熱議。該販賣機販售兩種披薩:瑪格麗特口味(羅勒、莫札瑞拉起司與番茄醬汁)約10美元,四種起司口味的大約13美元,料理時間都只需三分鐘。蔦屋書店的母公司是販賣機的幕後推手,其希望最終能在日本各地分店都設置這類販賣機。

同時,當地人對販賣機做出來的披薩竟然可以這麼好吃感到非常驚喜。

日本初!話題のピザ自販機!

会社の近くなので行ってみました(^^)
ピザにはレモスコですね

菲律賓學生以藝術描繪出不公以及虐待人權情況

全球之聲 - 2018/09/21 - 14:12

這幅速寫描繪了一名沒有任何武裝的青少年被一個被畫成豬的男子射殺。這幅畫反映了發生於菲律賓數以千計個人身上的法外處決,受害者包括青少年;這些處決由被認為與警方或其他國家武力的蒙面殺手所執行。圖片來源: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經授權使用。

一群菲律賓高中生透過創作強有力的視覺影像來回應國內糟糕的人權情況。

這些學生就讀於菲律賓奎松市Batasan Hills的Batasan Hills National High School (BHNHS);Batasan Hills是一個貧困的都會社區,被認為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惡名昭彰的Oplan Tokhang行動(坦加羅語意思為:反毒戰爭)中最血腥的角落之一。

根據2017年12月菲律賓政府所出版用來展示這次反毒行動成果的報告中指出,杜特蒂所領導的反毒戰爭已造成2萬人死亡。然而,2018年4月,菲國官方將這個數字進行刪減,官方說法稱死亡人數為4,251人。

Oplan Tokhang行動的批評者指控杜特蒂政府允許國家軍隊不受懲罰,恣意逮捕、謀殺涉毒嫌犯。

Batasan Hills是杜特蒂這場血腥反毒戰爭首當其衝之處,Batasan軍營的軍人在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的反毒行動中,殺了108個人,佔整個奎松市該段期間內因反毒戰爭而死人數的39%。

2018年8月28日,一批BHNHS的學生參加了由行動團體Sining Bugkos組織的藝術工作坊,目的是要促進進步、人權的文化,增加年輕人對和平未來的認知。該工作坊是以Kultura Karapatan Kapayapaan (坦加羅語意思為:文化、權益及和平)的藝術嘉年華的其中一場活動。

這次工作坊有190名學生參加,課程包括視覺藝術、劇場、音樂、口語詩歌、攝影以及舞蹈。

其中一名工作坊組織工作人員,同時也是參與該工作坊的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 一員的Max Santiago表示:

Aware ang kabataan sa mga nangyayari sa lipunan. Makikita sa mga larawan ang EJK, Charter change,digmaan at ang agwat sa pagitan ng mahirap at mayaman sa lipunan.

年輕人認知到了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在這些圖畫中,你可以看到法外處決、刑事豁免、戰爭,以及社會上的貧富鴻溝。

下面是學生創作畫作的一些數位圖片,由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所分享:

這幅畫呼籲終結與毒品相關的法外處決情事。它整理了一些在都會貧民區進行Oplan Tokhang行動的圖片。來源: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經授權使用。

這幅畫作描述的是在所謂「反毒戰爭」中對學生以及年輕人的屠殺,以及殺戮引起的大眾示威。來源: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經授權使用。

.這幅畫作的標題是karapatan (塔加羅語意思:人權),描繪了政府為了進行商業發展,驅離許多社區中的貧困家庭。來源: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經授權使用。

這幅畫反映了許多夢想拿到畢業證書的學生因為貧窮被迫終結夢想的痛苦。來源:UGATLahi Artist Collective,經授權使用。

備受爭議的體外人工授精方式能夠拯救北方白犀牛嗎?

全球之聲 - 2018/09/19 - 14:06

圖為「蘇丹」,最後一隻雄性北方白犀牛。圖片由Make It Kenya張貼於Flickr上,透過公眾領域分享。

2018年3月19日,野生動物保育人士哀悼了一頭名為「蘇丹」的45歲北方白犀牛的死亡,當時牠是地球上最後三頭北方白犀牛之一,也是唯一一頭雄性白犀牛。蘇丹居住於肯亞的奧佩傑塔野生動物保育中心 Ol Pejeta Conservancy,該園區的保育員為蘇丹進行了安樂死,終結牠因年邁帶來的種種痛苦。

蘇丹過世之後,世界上只剩下兩頭北方白犀牛,而這兩頭蘇丹的血親都是雌性,Najin是蘇丹的女兒,而Fatu是蘇丹的孫女。現在,科學家希望通過備受爭議的體外人工授精(IVF)方式來延續這個物種

研究者已經從與之品種相近的雌性南方白犀牛處取得未受精的卵子,與已故北方白犀牛的冷凍精子相結合,成功製造出雜交種胚胎。史上第一次,以這種方式造成的胚胎在實驗室中長到了囊胚期,這讓科學家燃起了拯救北方白犀牛免於滅絕的希望。

此刻,為防範遭到盜獵,Najin 和 Fatu在肯亞接受24小時的保全,而科學家則意圖要取用牠們的卵子來結合蘇丹的冷凍精子,創造出可用胚胎,再把這些胚胎植入雌性南方白犀牛(基因相近的亞種)體內,藉此創造出第一批「純」體外人工授精北方白犀牛幼仔。

然而,這個提案此刻仍舊是在假設階段:科學家還未獲得允許取卵進行實驗,但他們希望在2018年年底之前得到肯亞政府的許可

複雜且具侵入性的IVF過程引起了大規模辨論。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種科技所費不貲(專家預估總花費會高達9百萬美金),而有些人則質疑傾注這麼大一筆財務資源去拯救一個已經處於滅絕邊緣物種是否實用,難道不該把這筆錢用於保護現存仍健康的犀牛族群嗎:

我們一樣為最後一頭雄性白犀牛#Sudan之死感到憤怒,但我認為與其(是這個用詞嗎?)我們想要籌措9百萬美元來進行IVF,培育出一頭犀牛(盜獵者勢必會找到一個殺戮方式來對待牠的),難道我們不能夠放手,去處理其他問題嗎?pic.twitter.com/nnO0oo1eJy

— Frank Hook (@FrankHook) March 20, 2018

我們一樣為最後一頭雄性白犀牛#Sudan之死感到憤怒,但我認為與其(是這個用詞嗎?)我們想要籌措9百萬美元來進行IVF,培育出一頭犀牛(盜獵者勢必會找到一個殺戮方式來對待牠的),難道我們不能夠放手,去處理其他問題嗎?pic.twitter.com/nnO0oo1eJy

— Frank Hook (@FrankHook) March 20, 2018

行動團體Save the Rhino就這個爭議性十足的方案發表了一份聲明

對於未來任何一頭透過IVF方式成功培育出的北方白犀牛,有一個實際問題存在,那就是牠們該生存於何處的這個問題。過去許多該亞種分布的地方已經完全沒有犀牛的蹤跡,而保育計畫以及控管犀牛族群數量的專門方法亦有限,更罔論大範圍的棲地流失。在任何一種情況下,若犀牛族群要在基因上可存續,也就是至少20頭,那就需要不相干的「奠基者個體」。不然,這個族群會近親繁殖,容易造成基因缺陷以及生殖問題。

北方白犀牛(白犀牛的亞種)過去分布在烏干達、查德、蘇丹、中非共和國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但現在因為盜獵猖獗以及連年內戰,牠們已絕跡於野外

整體而言,無論品種為何,犀牛族群的種數近年來戲劇性地減少,主要是因為對於犀牛角的需求。在部分亞洲國家,人們相信犀牛角可以治療發熱以及心臟疾病。在其他地區,犀牛角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徵。

辛巴威嘗試打擊非法犀牛交易

在IVF爭議持續延燒之時,蘇丹之死也引起了大眾開始關注整個非洲大陸犀牛所面臨的困境。舉例而言,辛巴威是白犀牛黑犀牛的居住地。在2009年一次犀牛數量檢數當中,約有425頭黑犀牛以及300頭白犀牛在辛巴威的各個國家公園以及私人保護區中漫遊。

為了要阻止對於野生動物的非法殺戮及剝削,辛巴威政府立法保護這些動物,在公園及野生動物保護法案第20章第14條(Parks & Wild Life Act [Chapter 20:14] (PWA))中以條文明列違反者會受到的嚴厲處罰。犀牛現在被列為「特別保護動物」,禁止捕獵殺害牠們,違反者會面臨9年刑期,二次違反者刑期則為11年。

儘管對盜獵者的罰則相當重,盜獵者仍舊願意冒險,但他們最終往往成為組織犯罪複雜網絡中的替死鬼。許多盜獵者是貧困、失業的村民,受到盜獵極具吸引力報酬的誘惑而為之。為了要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必須(但常被忽略)的是要逮捕最上游的組織犯罪者。

PWA要求充公任何用於傷害野生動物的設備、器具或武器,给予政府權力視狀況沒收並處置這些東西;但儘管有這些法律上的保障,改變仍舊相當緩慢,並受資金缺乏、執法不嚴以及貪腐等問題影響。

南非線上日報Daily Maverick報導,不只辛巴威面臨貪腐與非法犀牛角貿易掛勾的問題,在另外8個非洲國家也有同樣的狀況。

緊急呼籲犀牛保育

保育人士呼籲行動人士和一般大眾,特別是那些居住於野生動物棲地附近的人,立即採取行動開始犀牛保育。

在辛巴威有62%人口年齡在25歲以下,希望這些年輕人能在野生動物保護行動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於越來越多年輕人花在網路上的時間大於在大自然中的時間,行動人士應該努力招募年輕人參與這場保護犀牛的戰役。

犀牛是一種保護傘物種,牠們是一個豐富生態系中的重要部分,其日常棲息直接影響其他物種的生活品質。舉例來說,牠們因為吃草,能夠將草原進行修剪,讓這塊地更適合體型較小的哺乳類定位方向。

#Researchers have proven that without #Rhinos all other animals that graze on the plains suffer. With rhinos,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plants multiply. They give back nearly as much as they take, as the fiber in their gullet goes straight through and ends up as fertilizer. pic.twitter.com/MrSJyyDe2O

— The Big White Lie (@ErrantNatives) July 17, 2018

研究者已證明若沒有犀牛,所有在草原上吃草的動物都會受苦。因為犀牛,植物的種類以及數量都有所增加。牠們給予地近乎與牠們所取用的一樣多,就連牠們食道中的纖維都會直接被排出來,成為肥料。

雖然科學家承認滅絕是演化的自然趨勢,但是犀牛的滅絕因為盜獵、棲地毀滅、野生動物被過度剝削,甚至是政治衝突等原因而加速發生。犀牛的滅絕對其他動物會產生嚴重的漣漪效應,蘇丹的死就是警鐘。

藝術家Headache Stencil利用塗鴉來批評泰國的軍政府統治

全球之聲 - 2018/09/17 - 17:29

藝術家Headache Stencil站在描繪成招財貓形象的泰國總理畫像前。圖片來源:Headache Stencil,經授權使用。

透過街頭塗鴉及壁畫,蒙面藝術家Headache Stencil持續描畫出泰國民主以及改革路上不停歇的喧鬧。

2014年4月,泰國軍方發動政變,隨後草擬了強化軍政府力量的新憲法;當時,軍方誓言要恢復選舉以及公民治理,但這尚未實現。

在2014年的政變之後,Headache Stencil開始創作塗鴉。在一段由紀錄地下普普藝術的網站Art Whore進行的訪問中,他解釋了他是如何開始創作的:

在泰國軍隊發動政變那天,(我)真的創作了「藝術」。我那天真的對軍人非常生氣。所以就到外頭去塗鴉。

在另一段香港南華早報進行的訪問中,他解釋了為什麼他選擇了「頭疼模板」(Headache Stencil)這個名字:

我把自己稱為「頭疼」是有原因的,老兄…我想要讓某些(有權勢的)人頭疼。

如果人們看到我的作品,開始注意到事情並不公平,那我就達到我的目標了。

他認為泰國的藝術家有責任要反映出軍政府統治下生活的惡化。在一段泰國最大英語日報《國家報》(The Daily)進行的訪問中,Headache Stencil表示:

我的藝術反映了我們社會中的獨裁、貪腐以及所失去的自由。藝術家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要照映出社會的疾病,告訴這個世界,泰國現在在軍政府統治下面臨的是怎樣的處境。

2018年稍早,他表示他因為嘲笑泰國副總理擁有超過十幾只勞力士手錶的塗鴉,遭泰國警方追捕

Headache Stencil利用大眾熟知的鬧鐘圖示,拿來與副總理的名錶進行對比。它也象徵了軍隊統治政府的持續時間,以及應該要對此情況有所「警覺」,終結獨裁。圖片來源:Headache Stencil,經授權使用。

他的塗鴉「黑豹」在當局用白漆塗抹覆蓋之後,成為了新聞熱點。這幅塗鴉靈感來源自一篇涉及因盜獵野生動物而被捕的某商業大亨,他盜獵的動物中就包括了黑豹。Headache Stencil在牆上畫了一頭豹以及一個靜音鍵,象徵大眾擔心這個案子最終會被政府漠視:

Headache Stencil的作品「黑豹」,經授權使用。

下面是Headache Stencil在街頭的一些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強調了軍政府的長時間統治以及不斷重覆取消公開選舉:

「泰國軍政府統治第四年。民主在那裡?我們想念你。」圖片及圖說均由Headache Stencil提供,經授權使用。

「嗯,你要當政多久呢?想要再次延後選舉嗎????拜托…也太久了吧。」圖片及圖說均由Headache Stencil提供,經授權使用。

在泰國政府禁止了一期以前任軍政府領袖暨現任總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 )為特輯的《時代》雜誌(Time)出版之後,Headache Stencil創作了下面這張海報:

圖片由Headache Stencil提供,經授權使用。

在下面這則由新加坡新聞網站「線上公民」(The Online Citizen)所進行的訪問影片中,Headache Stencil深入探討了做為一名政治藝術家以及行動人士所面臨的挑戰及動機:

(影片以英語發音,有英語字幕)

伊朗攝影師Mehrdad Naraghi:「沒有媒介會被『用到盡頭』」

全球之聲 - 2018/09/14 - 11:05

伊朗藝術攝影師Mehrdad Naragahi的攝影作品是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筆下魔幻現實主義的具現。「在我們的夢中,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來自「仙境」系列攝影作品。由Naraghi提供,經授權使用。

每天都有數百萬張照片被放上網路,有些人因此認為,專業攝影正在邁向死亡。伊朗藝術攝影師Mehrdad Naraghi卻不這麼想。

「攝影的簡易性提供藝術家更多機會來使用這個媒介表達自己。」Naraghi表示,他的作品「日本花園」(Japanese Gardens)贏得了2014年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館的PHOTOQUAI國際攝影雙年展的駐村大獎。

但是Naraghi也提到,數位科技的無所不在確實帶來了一些危險。「如果一名攝影師全神貫注於技巧更甚於內在探尋以及表達自我的有意義方式,事情就變得很棘手了。」在德黑蘭出生長大的Naraghi在2017年一次於紐約市的訪談中這樣跟我說。

圖片選自Naraghi的「城市」(The City)系列作品。2014年攝於他的家鄉德黑蘭。Naraghi是這樣描述這座城市的:我的城市是一座受到各種風暴所侵襲的城市,一個難以辨認的城市,裡頭的居民隱藏在灰色當中,無法辨識。恍惚又困惑,張大了的嘴困難地呼吸著。不被蔑視但總對他人的悲慘微笑以對。嘆息出的空氣既未被重新呼吸進去,但欲望亦從未被滿足;灰色調控制一切。我的城市無止盡地在灰色的統治之下。照片取自Naraghi的網站,經授權使用。

Naragahi的攝影作品模糊了地理界線,充滿了如夢般的意象,就如同馬奎斯筆下魔幻寫實的視覺具現。「在夢裡,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他表示。

Naraghi的影像安靜透明,通常只有透過光線的碎片才能看見,需要觀者的專注。在他的作品中,看不見西方藝術中一般期待擁有的快速視覺效果,而是邀請觀者緩慢地探索漫遊。

Naraghi的攝影作品曾在中國、法國、伊朗、荷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英國等地展覽,也刊登於多種知名藝術雜誌及書籍上,包括Different Sames: New Perspectives in Iranian Contemporary Art、Connaissance des Arts (No 21)和La Photographie Iranienne(Un regard Sur la Creation Contemporaine en Iran)等。

這次訪問的摘錄稿如下:

你的攝影作品其中一個特色是它們模糊了地理痕跡,甚至到了無法明確指出這些照片是在那個城市或國家所拍攝的呈度。一旦地理特徵的指標物消失後,觀者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地景。觀者在這樣的地景中應該尋找怎樣的東西呢?

我作品中的氛圍如夢似幻,我們在夢中本來就沒有任何疆界—在夢中,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為了要創造出這種氛圍,我避免使用具有特定地理特徵標示性的元素。

Naraghi捕捉了在難以辨認出是何處的紐約市裡的一個剪影。照片取自他的Instagram貼圖。

就如同伊朗以外的人無法從我的外貌辨認出我的國籍,我的藝術作品也是如此。我們生活的時代讓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再是表面可視,而是要在更深層的地方發崛,這些層次是由歷史、集體記憶以及我們個人所處地理環境的政治情況所形成的。

你的攝影作品曾在中國、荷蘭、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法國展出,而2017年的此時,你到了美國。你觀察到這些不同地方的不同觀眾在觀看你的作品時有何不同之處?

我在一個與全人類共同分享的領域中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作品與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作品有些相似;他的電影描繪了一個位於俄羅斯的地點,但是觀眾來自全球;或可以說與宮崎駿的作品相似,他的動畫作品反映了日本,但他的追隨者在全世界都有。

或許唯一能夠被界定的界線是東西方觀眾之間的分野。那些不以理性主義或是邏輯為基礎,而更仰賴直覺的主題,更容易被東方觀眾給接受;他們的感知與西方觀眾不同,允許研究及反思作品的時間存在。當然,這只是一個概論 — 不可能準確區分這兩種觀眾。我能確切表明的一件事是,本身不是做夢者的觀眾與我作品產生的連結沒有那麼大。

我也理解到,做為一個來自中東地區的藝術家,一個肩負革命及戰爭記憶的藝術家,我感覺自己更靠近痛苦,也被能夠反映這種痛苦的藝術作品所吸引。許多伊朗藝術家都有這種感覺。不久前,在紐約參加了羅傑.沃特斯(Roger Waters)的演唱會之後(他在伊朗是個傳奇人物!),我理解到伊朗人對他的音樂有如此深的感觸是因為他傳達的議題,像是獨裁主義、戰爭和抵抗等,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抽象概念或是歷史記憶。

Naraghi拍攝了德黑蘭天際線隱約出現於霧霾中的模糊照片。來自他的「城市」系列。照片取自Naraghi個人網站,經授權使用。

我日前造訪了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觀賞了安迪.沃荷(Andy Warhol)以及安塞姆.基佛(Anselm Kiefer)的作品,加強了我對於政治動盪的鑑別能力。我認為沃荷普普藝術對我來說比較陌生,而基佛作品中的痛苦和毀滅讓我比較熟悉。

在「仙境」系列作品中,我們遭遇到了迷宮般的氛圍。雖然照片拍的都是日常可及的主題,它們的線條、色彩和物件都讓觀者無法輕易移步。觀者需要沉吟於作品,尋找其他層次的意涵。這是一種簡潔的複雜,就像日本俳句或是波斯詩人哈菲茲的作品。每一次我們接觸該作品時,我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在經驗它。是那些職業或藝術經驗讓你創作出這一系列作品?

這一系列(以及我的其他系列作品)都不是依照一個事先規畫好的計畫而發展出來的。我更將自己視為我觀眾中的一員,而非一個創作者。當我面臨關於我作品的問題時,通常我要花上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找到答案,而就算我找到答案,它們也只是暫時性的答案!事實上,我會像回顧檢視其他藝術家作品一樣地來檢視自己的作品,我會再三衡量這些作品。我只能說,在這一系列的形成過程中,大自然的秘密面向,還有伊朗人民的集體抑鬱扮演了重要角色。

來自Naraghi「仙境」系列作品中的其中一幅。照片取自Naraghi的個人網站,經授權使用。

在禪的教導當中,禪師說「隻手之音」是存在的。根據這個教導,聲音存在於氛圍當中,只有透過擊掌才能聽見。我認為藝術家與其說是在創作藝術作品,倒不如說是一個傳遞者,就像是讓音波被聽見的收音機並沒有生產出我們聽到的聲音一樣。

在你的數個攝影系列中,出現的人物非常少。這是為什麼呢?

我相信人類的存在,包括他們的服裝、臉部表情,甚至是他們站立的方式,能夠完全影響及主導畫面,支配了觀眾理解作品的方向,而遠離了我原本所設想的氛圍。

我也感覺到,當人們站在相機前面時,他們通常會開始演戲、變得不自然,因此作品會變得不自然,被貶低了。這個問題在電影以及舞台攝影(一個今日許多伊朗攝影師感興趣的領域)中更常出現。電影導演一來要使用能夠自鏡頭前自然演出的演員,不然就要像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一樣,從非專業演員中取得傑出的表演。

莎莉.曼恩(Sally Mann)或埃米特.戈恩(Emmet Gowin)這樣的攝影師往往會以他們非常親近的人為拍攝對象,那些人不會覺得鏡頭後面是個陌生人;或是像傑夫.沃爾(Jeff Wall)這類的攝影師,他們會拍攝安排好的舞台場景,預先將該場景安排得自然;這兩種方式都很難處理。很少攝影師在這個領域探索不同的方式。

由於我對於畫家的作品感興趣,我在攝影時追隨畫作中常出現的主題,像是大自然。然而,我希望某天我也能夠處理人物及肖像的主題,但這會是一個困難的挑戰。

在你個人網站上可以看見你的五個作品系列(工作、家園、仙境、日本花園以及城市),這五個系列的影像讓人聯想起馬奎斯等作家的超自然文學風格,或是德國詩人赫曼的詩作。你的攝影作品中有多少成份是受到散文寫作以及詩歌所影響?

詩歌、小說、電影和音樂能讓我們與現實世界切割,就算只有一下子;它們對我們的作品有很大影響,也持續在進行影響。對我來說,詩歌有一個特殊地位。做為一個伊朗人,我覺得與詩歌的領域更為靠近,因為這是伊朗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面向,也是主導我們日常生活的其中一股力量。

當我談到自己對於藝術品或文學中如夢般空間的興趣時,我並不是在談論如同我們在哈利波特世界中那種完全想像出來的奇幻世界。相反地,我是在談論建立起一個現實與夢境之間的渠道,就像是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現實與非現實的世界平行存在,在某些時刻交會在一起,但讀者並無法辨認出這些事件是在現實還是在想像中被揭露的。它是在現實與想像之間擺盪的動作。

你在通過攝影表達自己時遇過那些限制?你曾有過因為無法透過攝影來處理,只能把相機放在一旁的情況嗎?

以創造如夢般環境來說,攝影是最受限的藝術形式。做為畫家或雕刻家,你可以創造一個百分百來自你想像中的作品。但是攝影的基礎是現實;它把東西紀錄下來,你永遠無法拍攝「空無」!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特色讓攝影對我而言變得很有趣 — 能夠讓觀眾處於現實與夢境之間的中間地帶。在觀看我的作品時,觀眾一方面知道,因為這些是照片,所以這個空間一定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但因為光影及色彩的處理,他們從這些照片中看不出反映現實的東西。觀眾因而處於現實與夢境兩者界線最為縮小的位置。

攝影以及相機做為一種媒介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又到了那個程度時會終結呢?有可能那天你選擇攝影以外的藝術表述方式來創作嗎?

相機和攝影對我來說只是一種表達媒介。因為我對於繪畫有很深的興趣,我總是以畫作般的質感在創作我的照片,這個方式其實是與攝影的寫實本質相牴觸的。我也會使用攝影上的錯誤來創造影像,激發出我在尋求的效果,有時這些錯誤是我故意為之,有些則非。

任何形式的藝術表達都有其極限,相反地,想像力沒有界線。一個擁有不同技巧的藝術家能夠持續創作出新的藝術作品,避免重覆。如同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曾在一次訪問中提到的:「我從未思考我的下一部電影會是什麼,因為如果某個想法適合以電影這個媒介呈現,我會把它拍成電影。不然,我會畫畫、攝影或是寫詩來表達它。」

近年來,我開始實驗詩歌、繪畫以及電影的媒材,希望我能夠在未來幾年中呈現這些媒材的創作作品。

紐約對攝影師來說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城市。你有任何以紐約為主題的攝影計畫嗎?你在這座城市裡的經驗以及你與這裡的其他人物及攝影師相處的關係是否對你的作品有所影響?

紐約有一種獨特的性格。我在此處的作品更偏向於紀錄攝影。紐約這座城市中的現實有其堅實存在感,而這壓制了詩意思考以及做夢般的氣氛。居住於紐約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可能是人們持續面對這座城市裡的現實面,而無法做太多白日夢的原因。我只在這座城市裡住過六個月,但我希望能夠待得更久,與之發展出更深的關係。我在我的Instagram上透過每日張貼照片及影片,紀錄我在紐約的經驗。

取自Mehrdad Naraghi的Instagram貼圖。

在這個那麼多人手機中就擁有高品質相機的時代中,並想到攝影的民主化以及數億名攝影師因此出現,你怎麼看待此刻藝術攝影師的角色及地位呢?

雖然整體環境變得對攝影師來說更為艱難、限制更多,對許多使用攝影為其媒介的藝術家來說,這個轉變也讓事情變得更容易。一名藝術家總是使用藝術媒介來表達他的個人觀點,因此攝影的簡化提供了藝術家更多機會來使用這個媒介去自我表達。相反地,如果藝術家執著於技巧以及攝影這個媒介本身而非關注更多在內在尋找以及自我表達的有意義方式,那麼事情就變得棘手了。

在過去,攝影困難的地方在於相機的使用上;現在困難的地方轉移到照片的編輯以及選擇上。在數位能力的幫助下,你可以在每個場景中嘗試數十種構圖;在軟體能力的幫助下,每一個構圖中你可以進行數百種調整改變。在這些情況下,如果攝影師本人不清楚自己想要或正在嘗試表達的是什麼,他們會迷失在影像的迷宮中。

Naraghi拍攝的紐約。取自他的Instagram

這並不局限於攝影。現在用手機就可能拍出一部電影。在3D印表機價格下降的影響下,現在要創作雕塑也很簡單。多年前,當Photoshop把平面設計的技術帶到大眾中時,平面設計師也面臨同樣的狀況。在當時,許多平面設計師拒絕電腦設計。但是科技進步只對那些完全仰賴技術來進行創造的那些人。有些人可能認為攝影或繪畫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但這只適用於除了技術外無話可說的藝術家。沒有媒介會被『用到盡頭』。只有藝術家會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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