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中縣高美濕地嬉戲的台灣孩子／攝影／關魚／2010
「少年為何死了？」1993年日本漫畫「AIDS [3]」的副標，及作者廣河隆一 [4]在卷末的解說結論，20年來一直盤旋在我心中：「對感染者而言，並沒有太多的選擇，除了選擇繼續活下去以外。即使感染者想要繼續活下去，但卻有剝奪此一希望的行為，那就是歧視、偏見，以及國家、企業，和一部分醫生的態度。我們希望感染者能和我們一起生存下去，不要失去希望，並努力到能克服愛滋的時刻到來。」
「少年為何犯罪？」則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大問題。好生活報的行政司法網摘曾推薦過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演講詞「承認自己的狹隘與卑劣：青少年需要怎樣的法律環境（一） [5]」，編按引述了一段話：「少年面臨家庭不要他、學校不要他、正常社會不要他，現在，連社會陰暗面也不敢要他，要他的，只有黑社會了。我們要把這些青少年的生存空間，壓迫到什麼地步？ 」
日前法務部矯正署所轄的誠正中學發生暴動事件 [6]，包括我在內，很多人可能根本沒聽過這間學校的名字，但裡頭的因由，卻是關心社會未來的每個台灣人都需要去好好了解細究的。為此，特將李茂生教授發表於臉書的文字，用更容易閱讀的方式轉載刊登如下（部分名詞加了引號，重新分段、加小標和搭配照片）：
流浪狗小黑，從被友善對待到被丟棄
民國91年年初某個寒冷又下著小雨的星期天，小黑用著牠還能夠動的三條腿，一瘸一瘸地走到了新店一個小山坡上的社區。瘦瘦的身軀、淋溼的皮毛，在牠身體的左側還可以看到已經結疤的暗紅色傷痕。社區的某個警衛偶而會將吃剩的便當給牠，而且還用便利筷將牠的斷腿給綁了起來。再加上警衛室的旁邊還有一個小池塘可以喝水，於是牠就住了下來。
我太太看牠可憐，於是開始間歇地弄些狗乾糧加雞肝給牠補身體。個把個月後，小黑的腿傷好了，細細的腿雖然還是有點瘸，但是已經可以用牠的三條半隻腿開始奔跑。我太太每晚遛狗的時候，都會帶一些食物出去，只要有看到小黑，總會分一點給牠。小黑警戒心很高，不喜歡靠近人，移動牠的食物時還會對人齜牙咧嘴地嗚嗚叫。不過牠對於第一次給牠食物的警衛，倒還頗親近的，只要那位先生值班，不論晴雨，牠都會靜靜地躺在警衛室巡邏車的旁邊。
暑假到了，小黑日益活潑。晚上11點警衛用巡邏車開始繞行社區的時候，如果有看到小黑尾隨在車子後面奮力地「巡邏」，我和我太太都會「會心一笑」，今晚又是那位警衛在值班。
開學的第一天9月16日晚上，中秋節快到了，我太太準備了一些雞胸肉，想要讓社區內的流浪犬們補一補，小黃、賤狗大家都吃了，但是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小黑。我看到當晚的警衛就是那位經常餵食小黑的先生，於是走過去尋問小黑的蹤影。不料那名警衛回答說，昨晚深夜就把小黑圈起來，丟到中興路上了。
他說，小黑不僅是會追摩托車，還會去咬騎摩托車的人，而且只要他去巡邏，小黑一定會跟，結果巡邏車所到之處，社區內其他家犬都會跟著狂吠，吵到社區安寧，大家抱怨連連，所以不得已只好把小黑弄離開這個社區。他還說，反正小黑是隻流浪狗，在社區流浪或是在市區流浪，都是一樣。
生命能承受多少信任之後的背叛？
我當場愣在那裡，心想不一樣，不一樣。假若牠沒有產生過對人的任何信賴，那或許是一樣，當牠的腸子被蛔蟲漲破而死亡時，心中一定是充滿了恨意，這也就算了，但是小黑的情形絕對不一樣。一頭沒被人關愛過的狗，只因為人們一時的心軟，施捨牠一些食物，於是從對人的不信賴慢慢地開始發展出對人的依賴，甚至於想用盡全力來報答人們的關懷，正當此際牠竟然被最信賴的人背叛，而且被強制地驅離牠已經視為是自己家園的地盤，再度地面對沒有食物沒有水的生活。不知牠可不可以撐過這一次的災難，不知牠還會不會再度信賴人類。
想到這裡，除了唾棄人類的自私外，我和我太太不禁一陣鼻酸。阿弟在身邊一直不肯安靜下來，催我快點帶牠到籃球場玩球，我低下身來狠狠地打了一下阿弟的頭，對著這隻曾經是成功國宅的流浪狗，但現在卻生活在天堂的可卡，呢喃了一句：臭弟你可真幸福。而手上拎著的中秋節禮物，晃蕩著、晃蕩著，不知怎麼地好像是飄散出陣陣諷刺的味道。
隔了七、八年，現在我住的社區沒有半隻流浪犬，環境整潔得很。當年大量獵捕撲殺流浪犬時，我沒有任何立場去反對。臺大BBS上一有流浪犬攻擊事件發生，一定會引發一些同學質疑懷生社的TNR措施，進而在人的安全環境確保的名義下，主張全面驅除政策，而我也只是觀看鄉民的反應而已，並沒有加入戰場。
我不是冷漠，更不是無情。曾經有過一年多在日本於精神上活得像頭流浪犬經驗的我，怎可能會毫不心悸。不過，少事法的經驗使我決定走另外一條路。我透過網路把一篇在學術界無人知曉的論文，變成在流浪動物保護界赫赫有名的文章；而且只要有講習會的邀約，我一定不辭辛勞地南北奔波。
＊跑過屏東內埔歲月 [9]／攝影／關魚／2009
處理少年問題，還是關心少年處境？
我的專攻不是「少年事件處理法 [10]」，只不過回國後不久就玩票性質地寫了一篇「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文章，而且也因為這個機緣而參與了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修訂工作，十餘年下來不僅是累積了一些的文章，甚且還自大地干預了實務的運作。回想起來，我不禁冒了一身冷汗，環視這個悲哀的社會，我的所作所為豈不就像是那位警衛。向少年提供了人際關係中的信賴契機後，再無情地將他拋擲到冷漠的社會，讓他再度地嘗受到人際的冷酷。
或許我應該更加深切地去體認矯正學校裡某位老師的心情，當她將少年送出學校的瞬間，看著少年的背影，想著日前奮力聯絡社會資源時的無奈，與因為過度熱心而遭到政風調查時的憤怒，她心中的絞痛，應該是難以言喻。或許我也應該更深入地去理解某位少年司法人員，當他打完電話給更生保護會後，口吐穢言時的心情。
或許我更應該公布，將矯正學校出校生編入資優班，逼他再度中輟的國中校名，或那位在研討會上揚言「要盡有生之年的餘力，把矯正學校搞垮」的學者姓名，讓大家來唾棄這群教育人員。但是我太懦弱、太鄉愿了，連這些事情都沒有做到。這個社會真的是有夠冷酷，而我就是加深少年對「這種冷酷的體認」的一份子，給他們一點的希望，然後殘酷地利用社會現實來讓他們產生再度被拋棄的感覺。
有一位在讀碩士班時只要我出國就必須到我家照顧阿妹、阿白、阿弟的研究生家僮寫了一本碩士論文，名為「修復性司法 [11]」。他在結論時談論到我國曾經有過一個發展「修復性司法」的契機，這就是「新少年事件處理法 [12]」，不過因為理論過於深奧隱諱，所以始終無法將概念擴展到整個的刑事司法以及社會。
看到這個結論，我發覺我真的是錯了，學問上的傾向使得我不知不覺地就把「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當成是自己的東西，開始操弄自己的腦袋瓜，並且把昨天的自己當成敵人，不斷自娛地嘗試自我超越，不斷地在象牙塔中封閉自己，而忽略了到底社會中會有多少人想去花時間、精力來認識這種艱深的理論並產生反應。
＊一條日光小徑，和四隻小狗 [13]／攝影／關魚／2009
多點關心，給少年和自己一個改善台灣的機會
小黑事件發生後的隔天，抽空拜訪高雄少年法院，晚間回到台北後，莊秋桃院長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少年法院同仁努力成果的身影，一直不斷地困擾著我。我與她只見過兩次面，當然她沒看過我的文章，頂多只是看了一篇新聞報導而已。她不懂「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但是她努力地將「大家的」少年事件處理法，透過他們團隊的詮釋，傳遞到周邊的社會。玩弄自己學問的我，羞愧之餘，也開始反省到自己的自私。
當晚我放棄了著作權，不畏羞愧地將所有有關少年法制的作品，透過網路投入冷漠的國度。在司法院沒有預算也沒有土地更沒有意願繼續新設專業的少年法院，在法務部沒有經費而關閉獨立的少觀所 [14]，且決定中止輔育院 [15]的改制，甚至於扭曲現有矯正學校教學傾向，企圖將學校改成黑手訓練所，而冷漠至今的社福單位仍舊維持冷漠的此刻，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來破除自己的象牙塔了。
縱或是艱深的作品，應該也可以激起一點漣漪。企盼社會中會有人感受到這一點的漣漪，而願意向受過司法以及矯正處遇 [16]的犯罪少年伸出援手。給他一點的鼓勵、一點關懷，一句話或一個拍肩膀的動作，就能夠讓已經有一點信賴人際關係契機的少年，努力地、有尊嚴地活下去。
就像是小黑一樣，雖然遭到創傷與背叛，但是往後只要機緣湊巧，可以斷續地獲得一丁點的關懷，應該就可以喚起牠的回憶，繼續有尊嚴地生存下去，而且對於那一丁點的關照，牠會用盡全力來回報。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2013/11/3 於臉書 [17]
【延伸閱讀】
法務部矯正署澄清說明媒體報導部分內容與事實不符聲明稿 [18]。
李茂生教授發表上述文字三小時後，又繼續寫了以下內容 [19]：
相關人士不方便說，我來說。
個案從小四開始出問題，住過許多精神病院與寄養家庭，一直到犯罪。觀護人不忍少年送感化教育，於是努力找安置輔導的機構，不過發覺制度改了，他們不收年紀太輕的少年。沒有辦法，司法只好將希望寄託在矯正學校。不過，矯正學校根本沒有特教的功能，很難處理這類的少年，雖然一直努力，但是還是爆發了少年對其他班少年的挑釁，於是爆發衝突。
事發的時候，警備隊長用身體保護少年，所以該少年沒有受到傷害，不過他至今仍不知自己惹了大禍。
現在，法院與地方政府協力，或許可以弄了隔離的房舍處置這個少年，同時也
企圖找個具有同理心的少年陪這個問題少年一起睡覺，當該當少年情緒不穩的時候，可以立即慰撫。
然而，我覺得這根本不是解決方案。我認為初步應該成立類似於日本的醫療少年院（我中意桃輔，因為資源比較容易整合），暫時收容這類的少年，但是更根本的是社會中必須要有一個機制來處理這類的少年，不能有問題就往司法丟。
這類的少年在未來的幾年，會大量發生，現在不做的話，將來一定會出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