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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更新: 6 小時 21 分鐘前

何謂「專業」?──後疫情時代的職場服儀

2022/07/19 - 06:00

傳統意義上的職場穿著或對邊緣群體造成排斥

插畫/© Galina Hasanova(經許可使用)

承蒙 Megan Smith, Thalia Trinidad 與 Rigoberto Melgar-Melgar 三位,於本文構思及寫作階段予以協助,特此銘謝。

兩年來,由於 COVID-19 的來襲,大家都紛紛轉為在家工作。多數時間裡,人們需要面對的只有電腦螢幕;而這樣的轉變,也帶動了時尚潮流的變化──比方說,寬鬆的運動長褲開始得到青睞。從前,西方職場是容不下藍色牛仔褲、健身短褲和 T 恤的;但如今,這樣的衣著標準已然放寬、甚至不復存在。看看 Gap 旗下兩個品牌的銷售差異:〔在 2020 年五至七月間,〕販售緊身褲、慢跑褲、運動服和運動上衣的 Athleta,業績上升了 6%;而款式比較講究的 Banana Republic(香蕉共和國),同期業績卻下滑了 52%。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曾經〔在 2020 年〕做過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有 17% 的遠距工作者,把睡衣當作他們的日常工作服。大家可能沒意識到,這場疫情讓販賣正裝的店家吃了多少苦頭──就連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這樣的老牌店家,也在 2020 年申請了破產保護。疫情確實大大改變了職場的衣著標準,而新規中獨獨不可或缺的,就只有一件「Zoom 衫」了──只要椅背上有件乾淨的襯衫,保證你在視訊會議時能夠一秒得體。

那麼,女性的職業套裝、或者男性的公司制服,是不是從此在「新常態」的職場裡,再也沒有立足之地了?有些時尚達人認為,人們對於衣著舒適的追求,將會延續到疫情之後;但像 Riia O’Donnell 這樣的人力資源專家則認為,許多人在家工作時,無論是在衣著或儀表上,都「大大地寫著『不專業』」,值得憂心。無獨有偶,CBS 串流媒體(CBS Interactive)的財經記者 Megan Serullo 也曾經指出:「多數人在家工作的衣著,根本不適合穿出家門、更不要說穿著它們出席專業場合了」。隨著企業開始催促員工重返辦公室,職場的衣著標準是否也將迎來改變?又或者這些「專業」規範會被完全拋棄?

現代服儀標準:提升「專業」形象、抑或助長歧視?

兩年過去了,「結束遠距工作、讓員工回到辦公室」的聲音開始浮現;如此一來,我們輕裝工作的日子可能便將就此完結──重返辦公室,或許意味著我們得重拾職場服儀,也意味著重新回到以性別規範眾人、以外表論斷他人(是否足夠專業)的日子。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顧問 Robyn Hopper 表示,已有僱主在提醒員工「不要把瑜伽褲和人字拖穿進辦公室」;同樣來自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 Allen Smith 也寫道:「就如一般人回到職場時需要遵守服儀規範,大家也應該配合相關指引、隨時注意自己的衣著是否符合調整後的規範,以維專業。」然而,這類重拾職場服儀的敦促,卻可能給身心障礙者帶來重重阻礙。

2006 年,聯合國正式通過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對於全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的推動多有助益;可是在就業方面,進展實在有限:相較於一般人的就業比率(77.6%),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比率僅有 34.6%。雖然說,就業歧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衣著歧視也同樣是「功不可沒」。

密蘇里大學在近年的研究中發現,市面上的專業衣著普遍缺乏「適應性設計」的考量,而這讓身心障礙者越加難以融入職場。隸屬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融小組的兒童保護專員 Lucy Richardson 就曾經提到過:

Professional clothes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wheelchair users who are seated throughout their workday. It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find skirts or dresses that are long enough once seated and jackets that don't bunch up and become uncomfortable.

專業衣著並沒有顧及到輪椅使用者的需求──在工作時,他們整天都得坐著;但要找到坐下來都還夠長的裙裝,或者不會因為坐下來而擠成一團、搞得人很不舒服的上裝,真的是非常困難。

找不到合適的專業衣著,服儀標準又不容妥協,在在都讓身心障礙者的求職路平添阻礙。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的一項研究顯示,許多身心障礙者不願求職,就是因為他們自認無法滿足職場的服儀要求。如果輕率地拍板定案、要求員工重拾疫情前的服儀標準,便可能會在無意中對身心障礙者造成歧視,從而使得他們無法在開放的勞動市場中,享有同等的就業機會

如若要重拾職場服儀,也就意味著我們將回復到疫情前,大家對於工作方式的貧乏想像。因為我們太過渴望「回歸正常」,以致於看不見:在過去兩年之中,我們的工作方式多半比以往都要來得更為共融、更有效率。好些本就合情合理的調整措施──比方說,身心障礙者長年來積極在爭取的「遠距工作」──在疫情期間突然就變得可行,不但大家都開始在家工作,並且「在家工作」還被認為對於整個職場是大大有益。相較於大家在疫情的動盪之中,還能發揮創意、在〔多元〕工作方式上取得進展,想要回到限制重重的職場標準文化(包括制式的服儀標準),實是大開倒車之舉。

〔專攻企業盈利與殘障議題的市調公司〕Return On Disability 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儘管有九成的公司都宣稱自己以「多元共融」為首務,但只有四成針對殘障議題提出了相關的行動方針;而要回歸疫情前的職場服儀標準,則難免會讓身心障礙者自尊受損、信心低落。

這就是為什麼,僱主不應該再度端出疫情前的「專業」規範,勉強身心障礙者去配合帶有歧視意味的衣著標準。透過放寬衣著標準、尊重對待患有身心障礙的員工,僱主可以打造出一個更加共融、更為公平的工作環境,讓他們能更有效率、更加安全、也更為舒適地完成分內的工作。在這「新常態」時代,僱主們應當謹記「身心障礙並非個別經驗」,故此應該努力推動共融,並在擬定多元、公平、共融(DEI)的相關方針時,讓身心障礙者也能平等參與、一同來打造一個更為友善的工作環境。當前,身心障礙者在全球人口之中,不分種族、性別、性向、國籍、宗教、收入、社會地位,約占 15%──也就是說,相當有十億人之多。

以性別為出發的衣著規範

同時,因為這些「專業」規範而感到困擾的,並不只有身心障礙者。在美國,即使是在疫情之前,LGBTQ+ 群體的貧窮率,便遠較非 LGBTQ+ 群體為高;而疫情的到來,更讓這樣的狀況雪上加霜──在全國的 LGBTQ+ 家庭之中,就有近三分之二面臨到工作調整或薪資變動。〔致力於 LGBTQ+ 權益的美國非盈利組織〕National LGBTQ+ Taskforce 曾經指出,〔美國〕跨性別者的失業率是全國標準的兩倍之多;此外,非二元性別人士在職場中也經常受到歧視──有近三分之一的非二元性別人士說,他們在求職的過程中,便已感受到歧視。「人權觀察」的報告更顯示,LGBTQ+ 中的非白人、跨性別者、或非二元性別人士所得到的薪資,普遍較符合性別框架的異性戀者為低。

事實上,職場中的二元性別框架,經常讓 LGBTQ+ 人士陷入苦惱、焦慮不安、甚至自我懷疑。「人權戰線」就曾在報告中指出,〔美國的〕LGBTQ+ 人士中,每五個就有一個曾被同事明示/暗示,說他們應該穿得更女性化、或者更男性化,好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性別規範──而這著實讓 LGBTQ+ 人士對於職場生不出什麼歸屬感。「放寬衣著標準」可以營造出一個更為包容的工作環境,讓 LGBTQ+ 人士、乃至於所有員工都能安心展示真實自我、自身興趣與個人風格;因此僱主在修訂相關規範時,應當維持性別中立的原則──以阿拉斯加航空為例:2021 年五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曾就相關問題致函航空公司;2022 年三月底,航空公司便宣布〔將採行〕經過修訂、更為符合性別中立與共融原則的服儀準則。

紐約州立大學 Dutchess 校區的心理學講師 Cara Levine-Brenner 曾經分享道:

As a gender-nonconforming academic, I have been struggling with what constitutes professional attire all my career. Wearing a button-down top and slacks is not a neutral look for female faculty. But my students, who have even less power in the workplace, experience far more tangible consequences. Many wait tables and are encouraged to appear as cis-gendered as possible. Uniform options are limited to high-cut skirts and shorts for those presenting as women, while workers presenting as cis-men can wear Bermuda shorts or pants. The discomfort and vulnerability,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s for additional grooming, unfairly disadvantage those who identify — or are identified — as women.

身為非常規性別的一分子,「怎樣穿才算專業」讓我在整個學術生涯中傷透了腦筋──對於女性教職員工來說,「排扣襯衫加西褲」並不能算是中性的穿著。至於我的學生,他們在職場中更為弱勢,在這方面也有更切身的體會:做服務生的,被鼓勵盡可能做順性別的打扮──外表看來是女性的,制服通常不是開衩的裙子、就是短褲;而外表是男性的,卻可以在百慕達短褲或長褲之中去做選擇。這種不安全、不自在的感受,還有他人對於儀表的期待,在在都讓那些自我認同為女性──或者被認為是女性的人──處於不公平的劣勢之中。

這場疫情打亂了許多人的生活,卻也給了企業主一個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思考未來的方向。企業主應抓緊良機、好好釐清該如何創造一個「大家都能依照性別認同、自由選擇衣著」的環境。採納性別中立的服儀標準,不但能夠讓職場更為公平、也能營造出一個更為安全、更為共融的工作環境,讓大家都得以展現出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在工作上盡情發揮。

「重返辦公室」讓我們看見了職場中因為「能見度」而衍生的種種不公平之處、權力與影響力在這中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職場中首當其衝的少數族群。如果真心想要落實多元、公平、共融,想要好好處理這牽涉到性別/認同、身心障礙、以及種種不成文偏見的議題,則企業主務必要有意識地採取相關措施、消弭不當的常規做法,以避免在無意之中造成外表歧視、助長白人至上的頑固之風。倘若能秉持性別中立與多元共融的精神、放寬衣著標準,職場中的少數族群便可望迎來更多機會。

哈薩克斯坦議員表示:Netflix影集《魷魚游戲》反映了該國日常

2022/06/19 - 21:37

哈薩克斯坦政界人士表示,國家的財政問題已超出控制

《魷魚遊戲》參賽者得到一張不祥的卡片。圖片取自Netflix的YouTube宣傳影片

譯註:原文發表於2021年10月17日。

知名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宣布,由韓國導演黃東赫所執導的原創影集《魷魚游戲》已成為平台收視率最高的節目。這部影集描寫的是由南韓貧困且負債累累的居民所參加的生存遊戲,這也引發了對於經濟體系不公平如何觸發一場致命的生存之戰的探討。

哈薩克斯坦人民黨(People’s Party,以下簡稱人民黨)領袖兼國會議員艾金‧科努羅夫(Aikyn Konurov)指出,在日益加劇的債務和貧困中度過的哈薩克斯坦人民,彷彿上演現實版的《魷魚遊戲》

「全球處處可見這些社會問題,而哈薩克在其中生活已久。」科努羅夫在一場記者會中說道。

人民黨立於2004年,透過合併小部分的哈薩克斯坦共產黨(Communist Party)和哈薩克斯坦共產主義人民黨(Communist People's Party)所產生,並取後者之名為合併後的政黨名稱--直到2020年11月,由該黨黨員決議將政黨名稱裡面「共產主義」四個字去掉。

在2021年1月的選舉中,人民黨在 107個成員的議會中創紀錄地獲得了10個席位;而毫無意外地,長期執政的祖國光明黨(Nur-Otan Party)贏得了大部分的選票

科努羅夫接著將人民的憤怒與暴力衝突歸咎於掠奪性貸款,像是9月徵收房屋時針對法警的槍擊事件。他對此表示,「我們的金融體系病了,它引起不滿情緒、造成社會緊張。」

根據哈薩克中央銀行數據統計,每個哈國國民平均負債金額在2021年的前7個月就提高了17%。行業遊說團體哈薩克斯坦金融協會(Financial Association of Kazakhstan)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該國商業銀行提供的放款組合在過去3年之間顯著增長。

在與工會組織勞工聯合會的共同聲明中,人民黨呼籲哈薩克政府批准訂定最低工資的國際勞工組織第131號公約

在對新聞網站Orda.kz的後續採訪中,科努羅夫表示,其政黨將要求政府將最低工資從目前的每月42,500堅戈(約100美元)提高到90,000堅戈(約210美元)。今年初,托卡葉夫(Kassym-Jomart Tokayev)總統承諾從2022年1月起將基本工資增加40%至60,000堅戈。

然而,張貼在全球請願網站Avaaz.org的請願活動「為了有尊嚴的工資!」目前僅累積300個連署簽名,與政黨在記者會所提出的10,000個簽名的門檻相差甚遠。

人民黨在2021年9月向議會提出了一項法律草案,該草案將確立個人破產原則,並改變收債約定的準則。該條法律還在審查中,但其支持者表示,在這條法律的保護下,個人的住家就不會被剝奪。自該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市(Almaty)發生重大槍擊案後,哈薩克議員們紛紛指稱現行法律允許地「駭人聽聞的」收債行為,就是槍手的犯案動機。

2019年,作為對托卡葉夫總統 「傾聽國家」政策的嘲弄--也就是新總統啟動的透明開放政策--人民黨於 6月發送了助聽器和處方眼鏡給政府成員。據該黨的國會議員們表示,此舉目的是為了挑起爭端,也是為了推動政府去實現承諾、傾聽並深入研究民眾的問題。

雖然《魷魚游戲》中所描寫的悲慘屠殺肯定不是哈薩克斯坦日常生活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認,不平等和貧困在全國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哈薩克人民鮮少批評政治和反對政府的理由,很可能是緣自過去幾百年對於政治參與的膽怯。

另一方面,哈薩克的鄰國烏茲別克一個熱門的Telegram頻道「Troll.uz」分享了《魷魚游戲》中的一個遊戲的改圖,並強調了要在烏茲別克想出一個解決方案將是多麼困難和複雜。

在《魷魚游戲》中,有些遊戲玩家發現,要解決複雜謎題的方法,就是舔椪糖的背面。劇中的這一幕被用來暗諷烏茲別克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情況:「要贏,你必須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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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國家人民對於Netflix這齣反烏托邦影集的真實回應,反映了各國近年來社會經濟狀況越加惡化、人民也負債累累的情形。

譯者:楊予嫺、蘇友璇、李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