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秋勤 [2]客家主唱范姜（右）2009年在台北客家文化節晚會表演／攝影／關魚
1988年12月28日，台北街頭聚集大批群眾，高舉著「廣電法限制方言違憲」標語和戴上口罩的中華民國國父孫文畫像，由當時任教於台北師範學院的羅肇錦 [3]教授，在國父紀念館以客語宣讀《祭國父文》：「嗚呼國父，客家之先賢，自幼就有客家的硬頸精神……」，此舉意謂身流客家血液的孫文，縱使讓他活到1988年當下的台灣，亦無法使用自己的母語，藉此抗議政府對於客家語言的壓制。
來自各地關心客語的群眾，在街頭以客語高聲呼喊：「我是客家人」、「還我客家話」。後人稱為「1228還我母語運動」的這場遊行，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文化語言為名的街頭運動。
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顯示，全國客家人口比例近420萬人，若採取廣義定義（包含自我主觀認定或具有一項客家血緣者，即算為客家人的話），則達到575萬人左右。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創會理事長鍾肇政的題字／攝影／莫雲
遭國語和台灣閩南語夾擊，客家人像三明治
客家人佔台灣總人口比例的第二位，但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數傳統的客家庄之外，客語的使用狀況經常是「隱聲」，有時甚至是「消聲」匿跡的，因此客家人經常被認定為隱性族群。在公領域，客家人使用「國語」為主，在私領域，許多客家家庭的父母親與孩子們並不使用客語交談，產生日益嚴重的客語世代傳承危機，加上台灣在庶民語言方面又以台灣閩南語為大宗，雙重夾擊的狀況，使得客家語的傳承危機重重。
對此，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理事長黃子堯表示，台灣從前是移墾社會，客家人的移民人口比閩南人還少，且多居處於山區、丘陵地，時間一久，形成較保守、封閉的生活環境，使用客語人口自然成為非多數。戰後國民政府「國語」政策又限制母語的政策，長久實施下來，導致後生人（客語「年輕一輩的人」）使用客語是難以啟齒的。他強調，後生人不只是不講客家語而已，更令人擔憂的是客家人後代在客家認同上，甚至會講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不是……這類會使人起雞皮疙瘩的話。根據我的調查得知，此現象並非是個案……」黃子堯語帶惋惜地說。
黃子堯引用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的看法說，客家人就像「三明治」，戰後被國民政府的「標準國語」、與解嚴後日益強勢的台灣閩南語雙重夾擊之下，客家人為了生存，時常得融入主流的語言文化，在強勢的「國語」政策下，某些客家人甚至會認為，講得一口標準國語是值得引以為榮的。由於客語在公、私領域的缺席，導致客家人常被認為是隱性族群，也隱藏了客家人不敢使用自己母語的自卑處境。
另一方面，客家人又顯得「自誇」，這種矛盾的現象，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往往出現在「其實某某名人是客家人」的言論中，諸如：孫中山、鄧小平、李光耀等等，陷於過去的榮光而不自知的窘況。這可能便是源於客家人無法使用自己母語來表達族群身分，只有轉托名人來捍衛客家人對社會的實際「貢獻」。
＊翻攝自《台灣客家運動》的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遊行場景（左）、黃子堯朗讀客家詩（右）／攝影／莫雲
找回使用母語的尊嚴，客家人遊行奮起
談到客家語言、文化的復興，自然不能忽略1988年「1228還我母語運動」，而客家運動的起興，又不得不介紹於1987年創辦的《客家風雲》雜誌 [4]，此雜誌以屬於全體客家人的公器為旨，以推動台灣客家文化運動、強化台灣客家人的地位與尊嚴為目標。如果說還我母語運動是起點，那麼客家人積極參與公領域是繼起的目標。
以今年3月20日在台北街頭舉辦的反核遊行 [5]為例，五花八門的旗幟之中有個格外明顯的旗幟，上頭寫著「客家黨 [6]」，由現任客家黨主席溫錦泉親自拿旗，他表示，客家人唯有站出來，才不會被吸納，被邊緣化、隱性化，「客家黨就是把藍綠兩黨擺旁邊，客家擺中間。」
客家人還我母語運動的觸發點是1988年5月行政院新聞局《公共電視設立方案》，制定了開播「國語」和「台灣閩南語」的雙語節目政策，卻忽視使用客家語的鄉親，不滿此舉的客家人與政府相關單位溝通失敗後，促使「客家權益促進會」的成立並催化同年1228還我母語大遊行。
＊2011年3月20日反核遊行獨樹一格的客家黨旗幟／攝影／關魚
這場以族群之名為動員的遊行吸引近萬人走上街頭，遊行隊伍指揮引領群眾用客語齊聲高喊「我是客家人」，讓過去長期被環境打壓的客語得以大規模地迴盪在公共場域。此後的客家運動研究者均肯定這場遊行大大強化「族群內部客家意識」的主體性，客家人終於像一隻睡獅甦醒，被視為推動客家人積極參與公共領域的里程碑，不再是「沈默、隱形」的族群。
還我母語隊伍從國父紀念館出發、行經忠孝東路、最後抵達立法院，三大訴求為：「全面開放客語電視節目、修改廣電法第二十條對方言之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建立開放多元的語言政策」。這場遊行意義，不僅是為了客家族群，也替其他族群爭取語言權，突破當時廣電法中不合理的「方言」政策，於是所謂的「方言」才變成「母語」。直至2001年6月14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7]成立，客家語言、文化的問題與傳承，才正式從民間力量進入國家體制的政策規劃。
＊2010年客家民眾說客語的能力調查統計表／資料來源：客委會民國98至99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
30歲以下客家人，僅兩成多會說客語
根據客委會在2010年底公布的最新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調查報告 [8]，以聽的能力而言，「完全聽得懂＋大部分聽得懂的比例」在40歲以上的族群超過七成七，在30～39歲的族群便下滑到六成三，19～29歲僅有四成六，18歲以下便低於三成五；再瞧瞧說的能力，「很流利＋流利的比例」40歲以上的族群超過六成，30～39歲下滑到四成二，19～29歲降低到兩成二，18歲以下僅剩一成三，顯示客語傳承在30歲以降的「後生人」斷層相當嚴重。
黃子堯認為，現下的台灣客家人比起過去的隱性族群已有「現身」的趨勢，但是熟悉客家語的人口數並沒有增加，學校的母語教育落入「上課時講客語，下課後學生仍習慣說國語」，久而久之，便可能淪為「空有形式」的母語教育。若要語言復甦，還是得從家庭教育著手才行。
現就讀台灣師範大學四年級的羅浥慈表示，從小因為父親有客語消逝的危機感，因此在家中推行客語運動，也會主動替她報名校內的客語演講比賽。常參賽的結果不但讓她的客語發音比一般後生人標準，她也從投入過程中獲得的成就感，生出一股對客家文化的責任。她開心地說，參與客家語競賽的過程，「就像踏上綠洲，像一個中繼站」，讓她能沈浸於客語的環境，因而更加認同客家語言、文化。
但羅浥慈也觀察到客語演講比賽已流於形式，「有一些同學根本不會講客家話，而是背稿」，因此當評審用客語講評、講起笑話時，台下的學生沒幾個人會笑，因為都聽不懂。
＊客家民眾說客語的能力在民95、96、99年的統計比較／資料來源：客委會民國98至99年度「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報告」
加強客語傳承，客委會多管齊下
針對學校課堂母語教育的不足，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專門委員孫于卿表示，自2003年以來，客委會推動「客家生活學校」計畫，讓學校每週、每學期至少有一日是「客家日」，推動的學校至今已達493所學校，推動單位為各地方的國小與幼稚園，企圖營造客語學習環境生活化，且此計畫不限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而是擴及全國，使得非客家大縣的學校也有更多資源能推動客語環境。客委會另與苗栗縣政府合作「國小課後班」，在既定的鄉土課程之外加強教學客語。
客委會也在校園外頭鼓勵「客語薪傳師 [9]」開班教授15人以上的客語班，並要求班級至少一半是19歲以下的成員，鼓勵「後生人」學習客家語，藉此達成政策的最佳效果。客語薪傳師共分為四類：語言、文學、歌謠、戲劇。截至2010年為止，共有1269位薪傳師，其中語言類就有1009位。客委會將重心放置於客語傳承，「因為沒有客語，就很難保存客家文化」。
在客語重回公領域方面，孫于卿說明「客委會從主流媒體的層面，試圖營造出讓大眾熟悉客家語言、文化的環境」。例如多年合作的ICRT廣播電台、momo親子台、購買卡通版權，再以客家語配音等等。2008年底上映的《一八九五》 [10]，是台灣首部以主要客家語發音的電影，亦為2009年國片票房冠軍。客委會今年與偶像劇《美樂加油》合作，希望能夠持續打造客家文化的能見度。但專門推廣客語文化的客家電視台可能需要在內容方面多加強，台師大羅浥慈同學便說，她不常看客家電視台，因為節目並非十分吸引人。
＊客家電視台過場的短片畫面／關魚翻攝
推動客語文字書寫，有心人士催生「文學客家」
語言的學習只憑藉人與人溝通、交談是不足的，進一步還要學會如何寫，於是「促進客語文字化」便成為關心客語傳承人士的當務之急。從「關心客家文化」到「致力客語文字書寫」的客家文字工作者黃子堯回憶，1988年11月他參加笠詩社主辦的「台灣新詩的獨特性與未來開展」研討會，會中「台語觀點」引發熱烈討論，以「河洛人」 為主的成員，言談之間皆把「台灣閩南語」等同「台灣話」或簡稱「台語」，這種獨佔「台灣話」的態度，而明顯忽視客語也是「台灣話」的事實，對於「非河洛族群的人士」而言，無形之中已受到傷害。
對此感慨良多的黃子堯，會後與笠詩社發起人之一的趙天儀 [11]同車北返，途中討論相關話題時得知有「客語聖經 [12]」與前輩杜潘芳格 [13]寫作客語詩的消息，加深他追求「客語文學」的決心，於是開始思索如何用客語寫文章。他首先從客家研究者羅肇錦先生的論著開始閱讀，再從客家山歌的歌本研究開始著手。他語重心長地說：「我想用客家語寫一首詩，但寫一首客語詩，別看它沒幾行，我足足寫了半年還沒寫好，用『國語』寫的話，也許只要三分鐘。」凸顯從事母語寫作的初期難度很高。
黃子堯認為難點有：一、如何從口說的語言落實於文字化，並且形塑成文學語言；二、台灣缺乏客語書寫的傳統。因此他先從翻譯下手，將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向陽《阿爸的飯包》練習翻譯成客語，有趣的是，這兩首作品原先分別以國語與台灣閩南語所寫成，這種客家意識的茁壯，使他從語言翻譯的過程之中，逐漸建立起全客語思考寫作的基礎。為加強推廣客語寫作，他也與一群熱心的客籍作家們自掏腰包，在2010年2月催生出「文學客家 [14]」創刊號。
＊黃子堯（右二）與客籍作家們在2010年2月推動「文學客家」創刊／黃子堯提供
保存客家珍貴生動的語言文化，需要更多力量投入
黃子堯指出，1945年戰後到解嚴前，台灣的語言使用狀況是「國語」凌駕於其他所有的「方言」之上，現今則是「國語」凌駕於「台灣閩南語」與「其他本土母語」，且「台灣閩南語」又凌駕於「其他本土母語」之上，客語便被歸於「其他本土母語」，這現象對於語言平權的發展而言，是不夠健全的。
台師大羅浥慈同學也認為「客語文字化」有其必要，因為客語能力好，多半僅限於形容詞、名詞，然而客家話有很珍貴、生動的語言文化，若僅僅因為日常對話少用到而導致失傳，是非常可惜的。透過文字化的過程，能使更多語言文化保存下來。
針對客語文字化以永續保存的工作，客委會專委孫于卿回應，客語辭典的編撰是其中關鍵，現階段客委會先以推動客家語為主要目標，「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已彙編至中高級程度，在專業用字方面仍以教育部公告字為主。網路學習資源方面設有「哈客網路學院 [15]」，內容包含文學、音樂、民俗歷史等等，但客委會目前沒有製作客語網路辭典的專門網站（註）。孫于卿以鼓勵的口吻說，若有民間願意投入網路辭典查詢的製作，只要提出申請都有獲得補助的機會。
＊台灣e店的客家辭典書櫃／攝影／關魚
客家：作為「少數」而有力的存在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王昌甫在2010年1月發表的〈當代台灣客家族群想像的內涵與起源〉研究成果中，分析了1987年創刊到1994年省市長選舉後的《客家風雲》報導內容（該雜誌在1990年1月後改組為《客家雜誌》），整理出客家文化精英憂心的主要問題為：一、客語的流失問題；二、客家人在政治領域中，代表性的不足；三、客家人的社會地位不足；四、客家人在台灣歷史詮釋上被污名化的問題。
王昌甫發現，客家風雲與客家雜誌的討論中，一開始仍有相當明顯的「地區性客家認同」，例如，強調南部客（六堆）、北部客（桃竹苗）與花東地區的客家差異，但到了1992年台灣首度舉行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時，客家雜誌已經開始討論「客家人需要有怎樣的民意代表」的「族群民代」問題了，相對於過去對客家政治參與的討論，往往侷限在「地方」（縣市層級的地方派系內鬥），以「全台灣的客家人為」範疇的群體想像，可以說是客家運動建構的成果。
從還我母語運動遊行至今已二十餘年，倘若客家人已從「隱身」到「現身」，那麼時至今日的客家人，理當以持續「發聲」作為目標。在保存客語的主軸下，更需要以廣泛使用客語作為「現身」的方式，如此才能將「弱勢的少數」轉化為「少數的優勢」，而台灣客家人作為一種族群集合，才有其引以為傲的地方，一如客家俗諺所稱：「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
（註）客委會雖沒有製作，但由教育部設置了台灣客家語常用辭典試用版 [16]網站。
【延伸閱讀】
⊙ 客家雜誌社部落格 [17]
⊙ 還我母語運動20年--積極投入公領域 [18]、客家意識抬頭 [19]、客家發聲權的挑戰 [20]／客家新聞雜誌
⊙ 年輕國語世代們，別忘記父母說的話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