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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博雅訪問:太陽花世代從政者如何看待台灣「第三勢力」的發展

2024/03/28 - 13:05

台灣所謂的第三勢力多半會與現有兩大勢力之一整合

Image from Miao Poya's Facebook. Used with permission.

台灣舉行總統及國會選舉,於2024年1月13日順利落幕,雖然強調捍衛台灣主體的民主進步黨贏得總統大選,但在國會只取得46%的席次。相對來說,過去在台灣長久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獲得47%的國會席次,而新興的台灣民眾黨則取得高達7%的國會席次。

在這次的大選當中,所謂第三勢力(亦即民進黨及國民黨兩大黨之外的政黨)的興衰為政治觀察家觀察的重點之一。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奠基於此社會運動的動能而成立於2015年的時代力量黨、社會民主黨、台灣基進黨等在此次大選沒有取得任何國會席次,但另一名在太陽花運動後受到民進黨支持參選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則在2019年獨立成立民眾黨,這個新興的民眾黨在本次大選中取得7%的國會席次,成為足以左右國會決議的關鍵黨派。

《全球之聲》 Ifan 和 Filip Noubel,以國語訪問了其中一個太陽花世代政治人物苗博雅,談她對當前台灣政治發展的看法。苗議員隸屬於社會民主黨,現任台北市議員,這次競選台北市大安區立法委員,但是敗給國民黨籍的羅智強。在此次大選中,苗議員與其他所謂太陽花世代候選人加入了民進黨籌組的「民主大聯盟」,與在意識形態上與立場上較為傾中的國民黨與民眾黨形成區隔。

GV:有許多人認為太陽花學運世代在此次選舉中已經全軍覆滅,請您針對此點告訴我們您的看法。

苗:關於這個問題,必須看我們如何界定「太陽花世代」。比如說,時代力量在這次大選中推出的候選人可能與太陽花學運關連不大。

我對太陽花世代的理解不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經歷2014年318學運(註:即太陽花學運的別稱)影響的這群人(2014年時20-39歲,2024年時30-49歲),而這一群體的選民在此次選舉當中還是較為傾向支持本土政黨。(註:找不到確切資料支持這個說法)

我想,目前的問題在於台灣目前沒有一個團結力量來代表當初太陽花運動所揭起的價值,所以當年經歷太陽花運動的這群人只能將選票投給民進黨以及後續新興的民眾黨。

GV: 在這次大選,不屬於民進黨及國民黨兩大黨的柯哲文獲得的票數直迫侯友宜,他所帶領成立的民眾黨也順利取得八席立委,請問您認為是什麼因素?

苗:在這次總統大選當中,柯文哲拿到26%的選票,我們認為這當中有一半是他的忠實粉絲,而另一半,一般觀察是對既有選項(國民黨與民進黨)感到不滿的人,比如不支持民進黨但意識形態傾向國民黨卻又不願支持國民黨的民眾),(本來柯文哲答應與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合作競選正副總統,但後來破局)因為國民黨與民眾黨最後沒有整合,柯文哲成功保住了他的選票。

GV:請問您對台灣第三勢力發展的看法?比如比較受注目的民眾黨以及時代力量,以及您所屬的社會民主黨。(民眾黨在此次大選獲得8席立委,時代力量及社會民主黨則皆無贏得立委席次。)

苗:在台灣若要有三足鼎立情形是挑戰政治學的嘗試(因為台灣的總統以及立委選制會導致兩黨制),而台灣要修憲則相對困難。

因此,所謂第三勢力並非有三大政黨同時存在,而是第三勢力將國民黨邊緣化(所以成為民進黨與第三勢力為主的兩大政黨)。我們的期望是兩大政黨皆是以台灣為主體,而兩大政黨的政見攻防能著重於民眾關心的議題。

目前台灣所謂的第三勢力多半會與現有兩大勢力之一整合,比如在目前的國會,民眾黨的八席立委選票幾乎都是跟著國民黨一起投票,成為藍營的盟友,這是目前國會第三大黨所選擇的路線。

GV:目前的政治人物當中,您應該算是蠻會運用網路媒體,在這次選舉中,您不但實地踩腳踏車在選區與選民互動,也發起網路24小時直播。請問您認為政治人物使用網路媒體在與群眾溝通的優點及缺點。

苗:在現在,使用社群媒體與群眾溝通已經不是應該分析優缺點的時候,而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傳統上我們會說(人群聚集的)公園、廟口、菜市場是政治人物要常去踩踏的地方,但目前50以下的選民會花很多時間會聚集在社群媒體上,所以社群媒體是政治人物跟民眾接觸的重要場域。

GV:不過在社群媒體當中常常為了搏聲量而有創造話題的需求。

苗:我認為網路上搏聲量並不是最重要的,重點是要能跟自己的目標族群溝通。所謂跟選民接觸是為了要讓選民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要做什麼事。

選擇直播是因為以我所能運用的資源來說,真誠直接的方式是最簡單面對選民的方法。比起來,複雜的腳本、兩三機、後製的方式需要更多的資源,且選民可能未必喜歡。

 GV:請問您之後政治發展的藍圖為何?

苗:現在我的工作是台北市議員,所以我要先把這個工作做好,專心在台北市的市政上。公共服務就是要給社會帶來正面價值,選民才會給予更多的託付。

以這次選舉來說,選舉之後如果沒有得到選民的託付(也就是選輸),應該要回頭想有什麼不足。這次我在大安區雖然沒有勝選,但還是拉高了大安區(非國民黨)的得票率。這次選舉當中,我認為我提出的政見絕對比我的對手好,但對方拒絕討論政策,因為對他來說,只要站穩自己的意識形態,就可以贏得選舉,結果選舉結果的確也回到了基本盤。但我認為這樣(國民黨候選人)的選舉方式在將來的某一天一定會失效,因為選民結構會一直改變。

GV: 請問您如何看待台灣政府處理香港事務。

苗:台灣的現實是必須在美國和中國之間想辦法為香港朋友做最多的事情,另一方面,台灣既有的文官體制對世界體系、人權規範了解不夠,是以最近幾年大家認為台灣政府的改變很緩慢。但我認為重點是究竟有沒有意願往這個方向走。

在我十幾年的政治工作中,有許多相關的經驗,如西藏人在台灣要取得身分也很困難,最後是以個案的方式(非官方正式管道)一個一個審查通過身分審查且標準不明確,但終究是協助了一批藏人。經過這麼多年後,這些藏人終於在大家的協助之下在台灣安家立業。

本來台灣對香港事務就有一套方法,但目前身分處理是一個問題,目前尚無制度化的管道。不過我不認為現在的台灣政府沒有意願去做,只是台灣政府必須考慮若給予香港人政治庇護是否會在與中國迴旋的有限空間中再增添變數。

在斯里蘭卡,探索遷徙、歸屬與家的意義

2024/02/24 - 06:00

「每一隻鳥兒,都在慢慢地離開──變賣財產、離鄉他去」

Firi Rahman 的裝置藝術(照片來自 Groundviews,由 Saskia Fernando 藝廊提供/經授權使用)

本文最初發表於 Groundviews(曾獲獎項肯定的斯里蘭卡公民媒體網站);此處所轉載的是全球之聲依內容共享協議,重新編輯過後的精簡版本。

Firi Rahman 生於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是位跨領域的藝術家。他和鸚鵡一起長大,對於牠們的樣貌和習性都很熟悉;連造訪巴黎的時候他都有種錯覺,好像可倫坡的鸚鵡也隨他一起來到了巴黎──人在異鄉,一邊說著自己不熟悉的語言,一邊在這片土地上匆匆來去、為自己找尋一個新的家園。外來的鸚鵡最終適應了巴黎;但隨著牠們不斷繁衍,牠們又成了當地人眼中可能威脅到當地生態的外來物種。想想那些心繫故土,為求安身立命卻只得離開的人們;這些鸚鵡,同他們是何其相似。

Firi 的作品現今正於可倫坡的 Saskia Fernando 藝廊進行展出,展覽名稱為《如葉飄零》。他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之中,刻意選用了灰色調來呈現原本斑斕多彩的鸚鵡──這些鸚鵡有的困居籠中,有的卻成群結隊自由飛翔;有些木籠之中不見了鸚鵡,有些鸚鵡則丟失了翅膀或雙腳。

Firi Rahman 的作品(圖片來自 Groundviews,由 Saskia Fernando 藝廊提供/經授權使用)

Firi 的住所在可倫坡郊區,一個被稱為「奴隸島」的地方──英國殖民時期的人們之所以會這樣稱呼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裡在葡治時期,就是專門收容來自非洲的奴隸。Firi 的家園目前正面臨到仕紳化的威脅;在大企業進駐的過程之中,原有的房舍多半難逃被拆的命運,代之而起的則將會是難看的大樓。為了盡可能地保存當地風土、為還在這裡生活的居民留下一點回憶,Firi 和幾位藝術家聯手發起了一個專案,借用〈沒有郵局的國家〉當中的詩句,將其命名為「我們來自這裡」。詩人 Agha Shahid Ali 透過這首詩,來表達失落的情緒、對於只剩記憶的所在之嚮往;而《如葉飄零》則試圖透過難民和移民的經驗,來探索「存在」與「歸屬」,看看失去了自己的根、不知此身何寄的他們,是如何在這樣的不確定感之中,嘗試捕捉「家」的意義。

以下請隨我們來趟《如葉飄零》的虛擬導覽

Groundviews:您想透過這次的展覽來表達些什麼?

Firi Rahman:I am relaying my personal stories through my work. I was a temporary migrant.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a visa and leaving airport was depressing. Now everybody is forced to migrate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birds in Paris are exiled from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seen as exotic but are now invasive just as plants introduced here from other places are considered invasive.

I am a descendant of Malays from Indonesia and from Indians so I can’t say where I belong or where home is. My family is all abroad and they keep telling me to come and join them but this is where my home is now and where my work is so I don’t want to leave. Everything I love is here. I am not a writer so I can’t express my feelings through words but I do it through my art.

Firi Rahman:我想透過這次的作品,來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也當過短期移民;取得簽證並不容易,往返機場也常令人神傷。現在大環境不好,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得不離開的時候;就像巴黎的鳥兒,牠們也並非出於自願來到異鄉。人們本來還覺得這些鳥兒富於異國情調,現在卻將牠們視為外來威脅;就好像特意引進外來植物,到頭來又怪它們蔓延太過。

我是印尼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後代,所以我到底是哪裡人、哪裡才算是家,我也說不明白。我的家人都在國外,也一直叫我搬去那裡和他們一起,但現在這裡不但是我的家、也是我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不想離開。我所愛的一切,都在這裡了。我不是作家,很難把我的感受說得清楚;但我可以透過我的藝術來表達。

圖片來自 Groundviews/經授權使用

Groundviews:您作品中的鸚鵡,又代表了什麼呢?

Firi Rahman:I grew up with parrots. I saw parrots when I went to Paris. The cages represent home. Some birds are missing because they have left. Some of the missing birds signify the passing of loved ones. There are groups of friends leaving the country and leaving their families behind.

Each bird is slowly leaving, selling properties and leaving their roots and loved ones and cutting ties with home. Their lives are in suitcases. The journey is long; the parrots are flying together but some don’t make it to their destination. They are like people who have dreams but those dreams have been broken.

Firi Rahman:我是和鸚鵡一起長大的;在巴黎的時候,我也看到了鸚鵡。籠子呢,就代表了「家」;而失去了蹤影的鳥兒,便是離開了家。牠們有些象徵的是我已經離世的親人;另外的一些,則是我那許多離開家人身邊、前往了其他國家的朋友。

這裡的每一隻鳥兒,都在慢慢地離開──變賣財產,離開了家鄉和親人;切斷聯繫,打包了自己的人生。長路漫漫,鸚鵡成群飛起,但不是每隻鸚鵡都到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這些迷途的鳥兒,正像那些曾經懷抱著夢想、夢想卻已然破碎的人們。

Groundviews:那麼奴隸島的專案,目前進展如何?

Firi Rahman:I am still living in Slave Island [Editor's note: currently known as Kompagngna Veediya]. The project stopped for a while but programmes and presentations are being done and it will be started again soon. They recently begun the highway project again so the community has broken up. Many people have rented their homes to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gone away.

Firi Rahman:我現在還住在奴隸島。這個專案已經停了一陣子,不過相關的計畫和展出是一直都有,我們也很快會再投入到這個案子裡頭。最近他們重新啟動了高速公路的工程,很多人都把房子租給建築工人就離開了──整個社區,基本上已經是散了。

〔編按:奴隸島已經更名為 Kompagngna Veediya,是當地新興的商業區

喜歡塔可餅?那就感謝鄂圖曼帝國吧!

2024/02/14 - 06:00

德州 Carmela 墨西哥餐廳的醃豬肉塔可餅(圖片來自:Randy Edwards/CC BY-NC-ND 2.0)

本文內容來自 Deena PrichepDaniel Estrin,原於 2015 年五月七日發表於 PRI.org(國際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全球之聲係依內容共享協議轉載於此──英文版本發表於同年五月十一日。

走趟波特蘭的墨西哥超市,你肯定能看到塗滿辣椒、洋蔥的豬肉掛在直立烤架上慢慢旋轉,肉汁四溢、香氣十足。切下一些碎肉、包進玉米餅,一份墨西哥經典小吃──醃豬肉塔可餅──馬上到手。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也是耶路撒冷的街頭日常──在名為 Al Waary 的小攤上,以香醋醃製的牛肉正在直立的烤架上慢慢旋轉、慢慢烤著;切下一些牛肉、包進皮塔餅,這就成了中東的招牌小吃──沙威瑪

如果你覺得,這兩種廣受喜愛的小吃可能有點親戚關係,那你可真猜對了。現在,就讓我們跟著它的足跡,以耶路撒冷為起點、好好地來搞清楚其中的淵源吧!

「沙威瑪是個非常、非常有趣的東西。」在這個名喚 Al Waary 的路邊小攤上,巴勒斯坦的人類學家 Ali Qleibo 這樣告訴我們。而說到「沙威瑪」這個詞呢,它原本是來自於土耳其語的 çevirme,意思就是「轉動」。

巴勒斯坦人類學家 Ali Qleibo(攝於耶路撒冷的 Al Waary 沙威瑪小攤)(照片來自:Daniel Estrin/經 PRI 授權使用)

而在鄂圖曼帝國所曾統治過的中東地區,你不管走到哪裡,一定可以找到某種看起來像是沙威瑪的東西。

「土耳其人把它叫做 döner kebab;到了希臘,人們則管它叫 gyro;而到了伊拉克,它又成了 kas。」人類學家 Ali Qleibo 接著說道:「這告訴我們,鄂圖曼帝國的影響是無所不在;只要你是帝國的子民,你一定吃過沙威瑪,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

當然了,帝國的子民也是會搬家的──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這些帝國子民之中,大約就有 36,000 人遷往了墨西哥。

對於從中東到墨西哥的人口外移,索諾馬州立大學的歷史教授 Theresa Alfaro-Velcamp 有點研究:「在這些移民之中,我們最遠可以追溯到埃及;也有一些人是從伊拉克移出的。但這些移民主要還是來自當時的 Levant 一帶,也就是現在的黎巴嫩和敘利亞。」

人口外移之所以會發生,不外乎是出於幾個原因:工作機會、躲避徵召以及宗派暴力;而中東移民來到〔墨西哥〕,也帶來了他們的食物。《塔可星球》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 Jeffrey Pilcher──告訴我們:「早在三〇年代,就已經有供應沙威瑪的餐廳了。」

這是耶路撒冷的沙威瑪三明治──只消將羊肉換成豬肉、將皮塔餅換成玉米餅,就成了墨西哥經典美食──醃豬肉塔可餅(圖片來自:Daniel Estrin/經 PRI 授權使用)

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些食物也慢慢地開始變了。根據 Pilcher 的說法,在「六〇年代,這些在墨西哥出生的黎巴嫩孩子⋯⋯開始開設自己的餐館,也創造出了一種揉合兩地特色的新式美食。」

「他們在黎巴嫩餐館長大,用了自己從小看到大的直立旋轉架來做烤肉,不過他們換掉了羊肉、改用豬肉。」Pilcher 細細說道:「因為他們用紅辣椒來做醃料,所以這個烤肉會有那種特別的顏色。他們把肉烤了、賣給客人,然後介紹說:這個是醃豬肉塔可餅。」

「醃豬肉塔可餅」在西班牙文中叫做 taco al pastor,也就是「牧羊人式的塔可餅」──從這個名字看來,這多少也算是對它的原始版本(中東羊肉版)的一種致敬。

二戰之後,隨著墨西哥的經濟起飛,這道醃豬肉塔可餅也從小鎮進入了大城、最終傳進美國。

我們的塔可餅歷史學家 Pilcher 還補充說,雖然這道中東經典美食傳入墨西哥的時間確實較晚,但這一點也不影響它作為墨西哥經典小吃的地位。他強調:「不是只有能夠追溯到阿茲提克人或馬雅人身上的東西才叫做道地。一代一代的墨西哥人,都不斷地在為『墨西哥』賦予嶄新的意義。」

但話說回來,無論裡頭包的是羊肉還是豬肉,外面用的是玉米餅或皮塔餅,你又是在耶路撒冷或波特蘭遇上這道美食,它的基本要素是不會變的:脂肪和火、一把香料、一頓快餐,還有──傳統的味道。